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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产业政策必要性的争论

我相信国内的读者中,非经济专业的人对这个命题不会太感兴趣,因为产业政策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相干。但是,产业政策是要用纳税人的钱去扶植一个或一批特定的企业。所以说,这个命题不是与普通人的生活完全不相干的。

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为中国是否有必要实施产业政策展开激烈的辩论,我仔细地看了那场辩论会的视频。我不持任何偏见地评论一句:张教授的答辩和举证可谓精辟且精彩,而林教授的逻辑十分混乱。不客气地说,二位虽然争论激烈但不在同一个层次,同一个级别。所以,最后回应的时候张教授找不到焦点,林教授只是用其独特而混乱的逻辑对张教授进行攻击。诸如:“维迎说,‘产业政策注定要失败’,中国要实施产业政策,所以,中国就一定要失败?”云云。

林教授应该没有在大陆亲身经历过文革,何以活灵活现地掌握了这种文革式逻辑,并运用到今天的现代经济学的争论中?

我读过张教授的著作和一些文章,对其主张应该说不陌生。张教授一贯主张市场发挥更主要的作用。但是,政府不退,市场就很难进。这里的一个关键的命题是要实现小政府还是大政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过几次行政体制改革,目的是精简机构,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伴随着政府进一步膨胀。吃皇粮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把一些部门分离出去,美其名曰事业单位。但事业单位还是要百姓养着。

我丝毫不怀疑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有选择地实施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但是,无论实施任何产业政策都需要配有透明可控的行政体制。很遗憾的是我们只从林教授的发言中听到了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但没有对如何改革政府部门的具体谏言。身为政协委员的林教授不会不知道中国政府部门人浮于事的诸多弊端。如果产业政策的执行不透明,那带来的后果一定是腐败。产业没有扶植起来,钱也浪费了。

林教授在具体论述产业政策时,我不知道是不知不觉,还是有意识地把产业政策范围扩大,扩大到保护知识产权,政府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制度。

说到产业政策,战后最有效地实施了产业政策的应该是日本。通常,日本的学界把产业政策定义为“政府对特定的产业进行保护从而改变产业结构”。那么,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关于这一点二位教授争论的貌似激烈,但在理论界早已为陈词。所谓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无非在于市场不总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还有外部性,所以需要政府来纠正市场的错误。

在日本负责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是经济产业省(原来叫通产省),另外还有农水省。二战以后,日本的确对一些产业进行保护,这种保护政策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就是对大米等农产品的保护。但日本的农业非但没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粮食的自给率降到40%左右。如果产业政策还有一点效果的话,那么日本企业生产的电子晶片,手机和平板电视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是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的论述。

据我在日本的近距离的观察,日本的产业政策方面做的比较好的,一是对中小企业的扶植,日本有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金库,这是一家政府银行。另一点是政府召集基干产业的企业负责人定期交换产业信息,以弥补信息不对称。而直接发放补贴或实施关税以及非关税保护实际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要跟日本研究产业政策的学界人士交流一下,他们就会坦陈曾经被政府保护的产业和企业后来发展的都不好,相反,从市场土生土长出来的产业和企业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今天的中国经济从发展阶段看,已经不是40年前,早已有了一定的技术能力,民间资本也很充沛。问题之一是缺乏配置民间资本的民营银行。设立民营银行和保护知识产权不在产业政策之列,因为这些举措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而不是针对特定产业的。

林教授的发言中一再提到国防产业,这很滑稽,讨论产业政策是为了克服市场的失败,国防产业从来不可能被放到市场里去竞争,更不可能有什么透明度。

中国要发展产业,当下之急是规范所有的规则,清除一切歧视民营企业的规定,把国有企业真正地放到市场里去。政府给企业提供免费的午餐只会浪费纳税人的钱,有百害而无一利。国有企业垄断着市场,获得垄断利润,他们需要的不是进一步保护,而是尽快打破他们的垄断。我们不难观察到几乎所有国有企业都患有严重的“成人病”,过于肥胖。北大的二位教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其积极意义就在于让政府和纳税人认清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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