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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的回忆——不堪推敲是病史

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在共识网全文刊发,我认为是一件好事。

戚本禹当年是文革的干将,今天仍是文革的拥趸。文革的历史,由戚本禹来讲述,可以给人更多启迪。至于其中的真假是非,世人自有评断。

戚本禹的回忆文字,有很多刻意的隐瞒和篡改,所以,不能算作信史;同时,文中也流落出不少真实的历史事实,所以,也不算伪史。

既不是信史,也不是伪史,那么准确的命名,我个人认为,应该叫做:病史。

对这类“病史”的诊断,不需要复杂的专业知识,只要一点逻辑和常识就足够。

戚本禹的回忆文字中,刻意强调:“现在有些人拼命说自己当初怎么受到江青的迫害。其实除了阎长贵,有些人的所谓迫害,多有夸大其词。有的是为了表白自己,有的是迎合党内资产阶级。”这里,戚本禹显然是在说:江青并没有迫害人。

但是,戚本禹的回忆中记述: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

“江青开始对刘志坚还好,因为一起搞过座谈纪要。后来有人揭发说刘志坚在背后怎么怎么骂江青。江青就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

“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

“有个派去照顾她的服务员,头天她(江青)还说她怎么好,第二天就说这个人坏,知道她怕风,却故意把窗开着,让她吹风。要这个人走,送她劳改去。”

对于这些事件,虽然戚本禹轻描淡写,或者对江青的指示未予执行,但是,江青的跋扈,已可见一斑。戚本禹1966年进入中央文革,到1968年被关押监狱,接触江青不过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在短短的十几个月里,江青下达的整人指示即有数起。文革的干将、江青的喽罗不只戚本禹一人,江青弄权的时间更长达十年,那些戚本禹不知情、或者不愿提及的恶行,还有多少?

不过,最典型的例子,却是戚本禹本人的经历。这一经历,也记录在戚本禹的回忆文章里。1968年,因为被江青怀疑,戚本禹被投入监狱。

“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抓阎长贵之前,江青也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边的人。”

因为“打探主人的秘密”,戚本禹被投入监狱长达十年(文革期间),如果这还不算迫害,什么是迫害?

而且,戚本禹记述:

“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

国家中央机关秘书长的任命,江青一句话就能定音。戚本禹是否意识到了:这是“家天下”的典型病态?

文革的浩劫,摧毁了很多人的基本的逻辑能力。对于戚本禹等文革干将来说:主人好,就是好。戚本禹的“回忆”旨在为江青抹粉,可惜,戚本禹用厚重的粉黛,曝露了江青的真面目。戚本禹的十年牢狱不冤,如果江青再生、文革重来,戚本禹还会被投入监狱。这一次,恐怕不只十年。

戚本禹的回忆称:江青不但不迫害人,相反的,江青还救了不少人,并举出了一些例证。但是,戚本禹显然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如果江青是火海中救人的人,那么谁是文革的放火人?而为了救人以市恩,不惜把国家社会推入火海,这是怎样的丧心病狂?

对于文革中的杀戮、破坏等恶行,戚本禹的回忆称:这是“资反派”指示高干子弟做的,对此,毛主席是反对的。

高干子弟在文革期间恶行累累,这是事实,无需否认。但是,文革的暴行罄竹难书,这些暴行都是“资反派”和高干子弟搞出来的?当年的高干子弟有多少人?三千,五千,或者一万?暴行是“资反派”指使的,文革的暴行贯彻始终,遍及各地,已被打倒在地、踏上一万只脚的“资反派”还有这样的能量?此外,如果毛主席反对暴行,为什么不发一个最高指示——当年,伟大领袖每发一个最高指示,那是要全国学习、全民庆祝的;或者至少,伟大领袖可以再写一张大字报,《炮打高干子弟》嘛。高干如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副总理邓小平都能被毛主席打倒,还有什么高干是毛主席动不了的?当年,亿万人民守候在高音喇叭前,听到的最高指示可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与人斗,其乐无穷。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而戚本禹所谓的“资反派”的能量有多大?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是:他们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不住。

戚本禹的回忆,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最大的问题,是戚本禹、江青等文革干将,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当年的戚本禹等人,是中央文革的成员,是处在国家权力的中心,是担负着亿万国人生死祸福的政治中坚。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处文字,都可能经过体制的传达而无限放大,造福社会或成为巨大的社会灾难。权力中心的一点火苗,蔓延到社会上就可能是冲天烈焰。所以,进入权力的中心,是需要对社会、对国民承担责任的。可惜,这样一点基本的责任意识,当年戚本禹们没有,今天的戚本禹们,仍然没有。

戚本禹1968年被关押监狱,1983年经审判获刑18年。1979年《决议》出台时,戚本禹已经在监狱中被羁押11年。可以看到,戚本禹主要的刑期,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

但是,被江青送入监狱、主要刑期在文革度过的戚本禹,为什么不恨江青、不恨文革?

关于这一点,戚本禹的回忆中也有交代。

“已阅,

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这是1968年毛泽东写的一个批示,批示写在戚本禹的检讨书上。得到这个批示,戚本禹、关锋、王力三人,竟如获至宝。

“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给总理江青他们汇报了……我就和春桥一起向他们作了传达,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主席称我们是同志,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720以后,主席在批的文件里称陈再道是同志,那陈再道的待遇马上就不一样了,房间和警卫马上都换了,没有原来软禁的样子了……”

得到毛泽东的一个“同志”的称谓,戚、关、王三人竟感激涕零。作为党员,在身陷囹圄之时,在意的不是是否违反了国法、党纪,而是毛泽东是否还称“同志”——这是怎样一种深刻的奴性思维?这样的奴性心理体现在一个个自称革命者的身上,岂不是绝妙的讽刺?

毛泽东的一个“同志”称谓,两个字,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一道赦令,就是无上的恩典,直接关系祸福生死。

文革政治的病态,在文革余孽深情款款的回忆里,显露无遗。

事实上,这也是很多文革干将,即使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也仍旧怀念文革的主要原因。如戚本禹,在漫长的非法关押期间,戚大帅念念不忘的是:领袖称呼我“同志”了。狱中的戚本禹,时刻期待着领袖的再度召唤,重入军机,再掌大权。曾经进入国家权力中枢的戚本禹,不但没有为国民负责的意识,而是抱持着这样一种人身依附的喽罗心态。而这种喽罗心态,能伴随戚本禹至今,也可算是奇迹。

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只需要稍作推敲,就不难发现:这是用病态心理写出的“病史”。这种病态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戚本禹这样的文革干将,连基本的逻辑能力都失去了。这类“病史”,如果是在一个民主、法治、自由的环境下,是没有任何欺骗性的。相反的,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文革的遗毒,随时可能再度肆虐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戚本禹的回忆,也是一个警钟。

“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

1968年,戚本禹先生因为被“误解”,看了一场电影,坐了10年苦牢。“上意从来高难测,”可怜戚本禹先生,至今仍在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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