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雾霾区、抛弃现有的一切换口好空气，还是忍著雾霾享受既得利益？对大陆北方城市的中产们来说，无论如何选择都很受伤。
3月的北京，蓝天持续。好天气里人们似乎忘了雾霾曾带给他们的愤怒、痛苦和挣扎。
赵亚楠家的空气净化器已闲置小半个月，四岁的儿子初九还总想打开机器玩一玩，但北京最近空气质量一直不错。这座城市刚刚走出持续一冬的雾霾，大风蓝色预警也吹不灭人们对户外活动的热情。赵亚楠的丈夫给儿子买了旱冰鞋，父子俩每天在小区里滑旱冰。
“有点忘记雾霾这个事了，”赵亚楠不再像冬天时每天查看空气质量，“离开北京的欲望也弱了很多。”其实不过一个多月前，逃离北京的念头还像紧箍咒般勒得她喘不过气儿。
2016年冬天北京雾霾最严重的时刻，初九持续高烧八天，赵亚楠和丈夫已跑遍北京各大医院。大夫说空气太脏了，查不出初九感染的是什么病毒，也无法开出对症的药物。病中的初九嘴唇没有一点血色，八天里，他几乎粒米未进。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赵亚楠一边开车一边哭。她再也不想忍受北京的雾霾了，她要带著儿子离开这座城市，明天就走！
2016年，北京历经了167个空气不达标的日夜，其中39天是重度污染。最严重的一次，雾霾持续了整整九天。从2016年12月30日到2017年1月7日，雾霾像漫长的锁链捆住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的61个城市，多地启动了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PM2.5频频“爆表”。
“有时候真的觉得生无可恋，我们为什么活著啊？我们连作为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呼吸都不行，”赵亚楠说。
雾霾造就的那根刺
大概从三年前开始，一到雾霾天赵亚楠就会浑身起疙瘩。一片一片的红，“钻心地痒”，晚上根本无法入睡。
“一开始特别难受，后来就痒习惯了”。但不久前，赵亚楠的丈夫也开始过敏。
赵亚楠今年33岁，夫妻俩都是独生子女，又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家里经济条件都不错。丈夫家因拆迁分了两套房，其中一套在寸土寸金的二环内。赵亚楠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公关，事业发展顺利。儿子初九诞生后，两家的老人负担起照顾小孩和这个三口之家的任务，赵亚楠连饭都不用做。
雾霾是她生活中的唯一缺憾。
每天早起，赵亚楠都要上美国大使馆网站查看当天空气质量，和很多妈妈一样，赵亚楠不信任国内平台的数据。她给家里添置了空气净化器，在车上摆著车载净化器，还给车内的空调换上据说能过滤PM2.5 的滤网。
即使这样，每次进出停车场，要开窗拿卡、交费时，赵亚楠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哎呀这车里空气又不好了——尽管她每次都只开一个小缝。
雾霾最严重的时候，赵亚楠甚至会怀念北京的沙尘暴。从她的青少年时期起，漫天的沙尘将北京城染成土黄色，吹得嘴巴里面都是土。但那样也比现在好，“至少没有PM2.5 ”。
“我在雾霾天打一个呵欠都觉得好罪过呀，就觉得我吸了好大一口（霾），”谈到自己对抗雾霾的经验时，赵亚楠还会开玩笑，聊到儿子时，眼眶就一次一次泛红。
2016年12月10日，在美国洛杉矶某医院的产房里，中国西安市民康杰陪妻子经历了整个分娩过程，并亲自剪断脐带。当通体紫红、啼哭不止的女婴被毛巾包裹著递到康杰怀里时，这位31岁的“新手”爸爸热泪盈眶。他感到幸福又紧张，怀里的婴儿是那么软、那么小，“你觉得把生命给这个家伙都可以”。
那一刻，康杰更加坚定了搬离西安的想法。在那大洋彼岸的家乡，雾霾像连绵的线头，将城市的街道、建筑和行人织进厚厚密密的灰色海绵中。2016年整个12月，西安市只有3天优良天气，而此前的2015年12月，优良天气的数量有9天。显然，空气质量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是不断在恶化。
2017年初，经济学家汪丁丁的《雾霾长期围城，我们生活的城市将发生什么？》在微信朋友圈刷屏。文章预估人口将从大都市向雾霾尚可忍受的中小城市或山区迁移，如果环境持续恶化，势必诱致中高收入群体移民海外。
这一趋势正在发生。每逢冬季，特别是雾霾严重的时候，北方地区移民中介的咨询量就会明显增多。据大陆媒体《华夏时报》报导，北京一家移民中介在冬季的咨询量比春、夏、秋三个季节翻了一倍。
在洛杉矶待产的十多天里，康杰和妻子每日都在讨论搬离西安。从他们租住的房间望出去，是蓝色天空下覆盖著白雪的落基山脉。这般敞亮的洛杉矶，仍是美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曾在上个世纪历经几十年的雾霾治理。
康杰开始搜集洛杉矶治理雾霾的经验、阅读外媒对中国雾霾的报导，并从各类报告、统计中查找中国政府对治霾的投入，然后得出一个结论——没希望。他在朋友圈写下一段话：洛杉矶35年治理雾霾，30年对抗政客，5年解决烟霾。我们呢？除了不敢触及的各级政客，还要面对愚昧的勇敢、鲁莽的爱国、无知的洞见、顽固的自私、胆怯的点头……
康杰和妻子都是西安人，都曾赴海外留学。2014年，康杰回到西安创业，夫妇俩在西安一高档小区买下一套两百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雾霾令康杰重新审视家乡和家乡的人。“周围的人麻木不仁，真的相信炒菜会影响，真的相信汽车尾气是主要原因”。在官方口径里，汽车尾气和燃煤是造成雾霾的两大“元凶”。
和康杰一样对此说法表示不信任的还有家住北京的王欣。
“我找不到可以信任的新闻源，”36岁的王欣和丈夫在北京经营一家广告公司。她2000年到北京读大学，奋斗17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公司、房子和家庭。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雾霾变成王欣和客户之间的谈资。每次去别的城市出差，都要调侃自己“又从重灾区来了”。她觉得激愤又无奈——关于雾霾的讨论总是止步于调侃。
王欣第一次关注雾霾是因为纪录片《穹顶之下》。
在这部103分钟的纪录片中，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第一次全面揭示了雾霾的严重程度和危害，并将成因指向了能源结构、工业发展的矛盾、懒散漠然的监管，以及盲目逐利的发展观念。纪录片于2015年2月发布，在大陆引燃现象级的讨论热潮，旋即被官方全面封锁。
“我看完特别气愤，”王欣把纪录片的链接发到自己所在的每一个微信群里，从不在群里发言的她特地叮嘱大家一定要看。
柴静在纪录片中建议大家“从我做起”，看到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工地、工厂要打电话举报。
王欣特地记下了举报电话的号码。但她从来没有拨过那个号码。在《穹底之下》被封锁之后，她更是鲜少关注雾霾相关的新闻。
“你关注也看不到改变，你也不相信它能够在短期内改变，就觉得关心这个没有太大实际意义，”王欣说，“主要是没有途径，不知道劲儿往哪儿使。”
康杰和王欣都在体会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当这种无力感变成常态时，康杰决定离开，王欣则选择了漠视。
赵亚楠则一直在纠结，无论哪个选择都会让她痛苦不堪。
为什么留下，靠什么逃离？
持续高烧八天后的第九天清晨，儿子初九奇迹般地退烧了。赵亚楠的“逃离北京计划”再次搁浅。
从2013年正月初九儿子出生至今，逃离北京的念头就像发烧一般，烧起来无法无天，消退时无影无踪。赵亚楠在烧起烧退中反转纠结。
她不是没有实践过。2016年7月，赵亚楠从工作六年的公司辞了职，“就觉得不行了，我要带孩子走”。
她曾计划在京郊开个民宿，但发现那边的空气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如搬去小城市？赵亚楠在空气检测APP 里关注了浙江丽水、云南大理……但冷静下来想一想，小城市的生活怎么过下去？“我们这种做公关的，到了二三线城市，工作都不好找。”
赵亚楠舍不得北京。
赵亚楠的爷爷十几岁从山东来到北京，算起来，她是第三代北京人了。
“多少还是有点北京人的优越感，这儿是你的家，你熟悉这儿所有的东西，你也享受这儿的生活，”赵亚楠特别不喜欢外地人说北京不好，“不喜欢为什么要来？为什么不回去建设你的家乡？”有时候脾气上来了，也会在网上向外地人“开火”。
“但这两年，我也开始骂北京了，”初九出生之前，赵亚楠从没想过离开北京，“我已经生活在北京了，如果我想去中国别的地方，还有哪里可以替代北京呢？”
即使不工作，北京的两套房子也足以养活赵亚楠一家三口。2015到2016年，北京楼市经历了长达18月的飙升，在东城区，新房均价已超过12万元每平米。
可赵亚楠不甘心：“朋友圈里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赚钱，你会觉得自己不上进，不能踏实地享受安逸的生活。”赵亚楠的一个朋友几年前卖了北京的房子到云南大理开客栈，外人看起来很安逸，朋友却跟赵亚楠说，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北京发展太快，她已经跟不上了。
这是一个奋进忙碌的城市，人们谈论著房价、创业、融资、上市，每个人都在打拼，都想从涌动的巨大财富中分一杯羹。北京有太多令人不舍的东西：除了夫妻俩的亲友、事业、人脉和财富，还有儿子初九的教育资源和作为北京人极其宽松的大学门槛。
教育部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按照户籍所在地就近安排入学。但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家长们不惜重金购买名校附近的房产，“学区房”的概念应运而生。就在不久前，北京一间面积39.1平方米的学区房卖出了930万人民币的天价。
初九的户口在北京海淀区，定点学校是北大附小、北师大附中。“海淀区对于一个小孩就学的资源，花多少钱都买不到。我要放弃这样的资源，去深圳找一个学校？”
赵亚楠在网上看一些搬离北京的父母写的心得，有人抱怨深圳医疗差、有人抱怨云南教育落后……她顾虑重重：“孩子的身体固然重要，但未来呢？他的竞争力呢？中国这几年发展这么快，又不想孩子输了。”
赵亚楠也想过移民。把家里的房产变卖了，紧紧巴巴，刚够移民。“你在这边衣食无忧，你在外国怎么活呢？”赵亚楠更担心儿子受到歧视，“你是黄种人，你永远是二等人。”
公司同事劝她：“移民有什么好？除了有口好空气、吃得干净，还有什么啊？”
一个留美十年的母亲曾在微信公众号上探讨中产的移民困境：“卖了北京的房子就够投资移民。敢移民吗？好像又不敢。因为就这么一套值钱的房子。我们普通人，必须得合计，这步棋如果这么走，会带来什么后果，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再后退的机会了。”
在反复纠结中，赵亚楠再次搁浅了逃离计划：“忍著吧，我觉得还没到那个点，一旦到了我容忍的最高点，我可能买一张票就走了，什么也不管。”
都在抱怨，都在等
辞职几个月后，她在北京重新找了一份工作，还是做她最拿手的公关。新公司承诺有机会就把她调到广州分部去，赵亚楠觉得挺好。
同在北京的王欣计划在家乡上海开一家分公司。等以后生了小孩，“如果北京的空气没有明显改善的话”，她就搬回上海居住。
家在西安的康杰，已经退出了和同伴共创的公司，开始找工作，比较理想的城市是深圳、广州或上海。他希望能进一家外企，将来申请驻外。“我希望孩子上高中时，我和她一起在美国或别的国家。”
康杰的姐夫很快要去英国做访问学者，他的姐姐会带著孩子一起过去。康杰的母亲则会回到昆明老家呼吸好空气。一家人因为雾霾分散在了各地。
前一段时间，赵亚楠想生二胎。因为初九每天一个人在客厅玩耍实在太寂寞了。丈夫说，“你要再生一个，那咱们就得走，这个环境让孩子怎么待？”赵亚楠想想有道理，便把生二胎的计划也搁置了。
和二胎计划一同搁置的还有对雾霾的怨念。春天来了，雾霾和逃离北京的念头纷纷被温暖的空气融化了。城市里的人们埋起头，继续赚钱、生活。
“我思想特别混乱，”赵亚楠说，“每个妈妈都在抱怨，但每个妈妈都在等。”
在等什么？
“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