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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真实地发生在这个边远小县

清理书籍,又一次想起汉源。在一堆地方史料中,翻到了那本薄薄的小书。去年,我曾计划以它为素材写篇长文,然而题材不合时宜,终至未能下笔。

1994年秋天,我平生第一次远行。清晨从自贡出发,坐了一天车,深夜才抵达雅安。此后,又花了半天时间,沿着曲折的公路翻越泥巴山。当汽车驶出泥巴山时,山垭口,我看到一座古旧的镇子散漫地布置在斜坡上。那就是汉源下辖的九襄。

很多年以后,我曾在春天里再次来到九襄,为了看梨花,吃黄牛肉。1994年那次雅安、康定之行时,汉源县城相当逼窄,印象中竟不如九襄。当然,后来修了水电站,老县城早就沉入了水底。老县城名叫富林,1960年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即命名为富林文化。

这些年先后去过几次汉源。新县城当然是新建的。沿着汉源湖畔的台地,街道一级一级地向着高处爬升。从高处下行时,无端地想起了宋词:“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

去年元旦,我带父母到此一游。晚饭后散步时,远处的湖水倒映着迷离的灯光,夜风寒凉湿润,街道干净,空气清新,有一种让人安静的舒适。

有人说过,时间是医治创伤的最好的医生。在灯火明灭、人来人往的汉源县城,我很自然地联想起那本薄薄的书,书中那令人扼腕的内容,它甚至让我迷惑:五十年前的灾难,真的在这个边远小县发生过吗?

是的,真的发生过。一个声音说。

这是一本内部出版的书,由汉源县政协编印,题为《我所经历的食堂化:汉源三年困难时期纪实》。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百度百科有一个我认为比较正确的解释,兹引如下(如果不加以解释,估计众多80后、90后已经不知为何物了。人类就是这么健忘):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汉源县政协的这本书,编委会在序言中称,“大多数是本人的亲身经历”。得书当晚,酒店里,我一口气读毕。

该书引用官方统计资料说,该县皇木乡(皇木因明、清两代建造皇宫殿宇采伐原木于此,故得名皇木厂)1959年,该乡劳动力1520人,1960年1223人,减员297人;1961年1145人,又减少78人。三年困难时期共减劳动力375人,占总人口的24.6%。

如果说这些减员多少的数据是宏观总结的话,那么书中绝大多数个人的回忆,都从一个个不同的角度再现了苦难年代一个边远县份的人民,由于肉食者的失误而遭遇的可怕灾难。

“1959年下半年,粮食严重不足,许多食堂出现断粮断炊,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节约用粮,国家配给干部的粮食标准一降再降,每月30斤降到22斤再降到19斤。”

“我们的口粮最早是月供24市斤,60年以后减为19市斤,以每月30天计,日均6两,每日两餐,一餐3两。这个标准在大酒大肉副食充盈的今天,可能消费不完……那年月,无蔬菜,无副食,无油荤,人的胃已经退化成牛的草肚子了。”

“社员在山坡、地边挖土三尺找野菜充饥,吃国家粮的干部职工不准参与,不能混同于老百姓。有两位女教师在背后山坡上寻找野菜,被公社领导好一顿批评:身为人民教师,竟敢带头闹粮。”

“那时我全家11人中9人住在山区,2人在工厂和行政单位工作,与别人相比有一些自救能力,但还是在食品缺乏导致的饥饿和肿病中,得不到有效救治而死去2人,6人轻度水肿未住医院,3人严重水肿住院后活了下来……

伯父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1960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吃过晚饭照常背着背篓上山去岩脚草棚里守防野猪糟蹋玉米,第二天便没回家,在一根土坎脚死在了装满牛草的背篓下面。是因身无力气,被压倒在地后,终于没从死亡线上挣扎起来。1960年7月,最小的妹妹,才8岁,上山放牛,饥饿中吃了过多的马桑果,产生腹泄,得不到救治转成了其他疾病,两天后病情严重,极度虚弱,脱水而死。”

“一开始是白天下种,到了晚上,所有饿得不行的大人小孩,就到地里把种下的玉米掏出来,吹一吹泥巴,就丢在嘴里生的嚼烂吞下肚里。后来工作组检查发现,所有下种的玉米都没有了,就想出用人粪便拌种……

饿得心慌的人们管你用什么拌种,照样在工作组没有发现的瞬间,把玉米种子掏出来在身上擦一擦就丢进嘴里咽在肚里……这时想出更绝的拌种手段,即用煤油加桐油来拌种……但人一旦到了垂死挣扎的时候,就会不顾一切了……就到地里一粒一粒地把玉米种子掏出来先用河沙揉搓,再用开水烫一下就吃了……

工作组最后宣布用剧毒农药‘六六六’粉拌种,人畜吃了都只有死路一条。那时饿得只有一口气没有断的人们,还是把种子掏出来在身上擦一擦就吃了,确实如工作组所预料,当时就死了不少人。我也是吃了‘六六六’粉拌种的玉米后口吐白沫死过一次的人,是父母发现后使劲灌冷水,用手不停地在我嘴里捞吐才抢回来的一条命”。

“在花滩电站上面的转弯处,即发现公路上躺着四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司机赶紧停车,下车想让他们离开公路,司机伸手刚去扶其中一个人时,那人抓着司机的手,有气无力地说:‘师傅您就是行行好,把我们碾死算了,免得我们活受罪。’

……到了荥经县城,我们一行下车吃饭,每人买了一小碗饭放在桌上,转身去取菜汤。冷不防从门口闯进几位骨瘦如柴、满脸污垢的小孩,伸出黑黢黢的小手抓起我们的那小碗饭一边往嘴里塞,一边往衣裳里倒。”

“吃了米糠大便屙不出来,用竹棍掏,肛门被刮出血来。我饿得眼皮掉下来几乎遮着眼睛,头发蓬松,满脸胡渣,青瘦似鬼。有个农民问我,‘孙老乡,你恐怕满六十了吧?’当年我才30来岁啊。”

“为了充饥还将采集的野菜、泥巴放在汤汤饭里或直接吃下。各种骨头也成了充饥的食品,蚯蚓、老鼠、癞蛤蟆和各种病死动物更成了美食。用药物拌种种在地理的洋芋、玉米等也成为充饥的好食品……在‘妈妈哎,我饿得很’的惨叫声中每天都有人死去。死去的人无棺木安葬,或拉出去丢在山上毛坑里,或挖个坑放在地坎下挖点泥土盖上。死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天天都有……

皇木街上健在的80多岁的老共产党员李成兵夫妇二人,李说,困难时期他家饿死了5口人,爹妈、岳父岳母和他的一个孩子。他扒着手指算,当时合心社有37户270人,仅剩下不倒100人。当时皇木公社有1000多户近6000人,有孤儿378人。”

“死人的事不断发生。开始的时候谁家死了人,还能听见家人失声痛哭。渐渐地,大白天死了人,草席一卷,找两个人轻飘飘抬出去,软埋了事。不见家人嚎啕,一脸麻木。好像死去一个人,不是什么悲伤的事,是一阵风,一股烟,升天了。”

平实的文字记载的都是当事人的血泪,这些50多年前的人间惨剧,今天读来仍然头皮发麻。

列宁有句话深得吾心:谁要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据说鱼只有七秒钟的记忆,也就是说,七秒钟之前的事已是前生。所以,我们很喜剧地发现,把一条刚钓上来的鱼放进水里,过一会儿,它竟然又兴高采烈地吞下鱼饵。

与鱼相比,人类记忆更为久远。甚至,有了文字之后,从理论上讲,这记忆可以无限延伸。

只是,总有些记忆总是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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