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彻底输光洋务运动以及“同光中兴”的底裤――大清王朝三十年“变法图强”的结果，却被差不多同时期启动改革开放的日本打得割地赔款。
天朝末日，列强环伺，异象频生。令人意外的是，大清最后岁月中最癫狂的一场群众运动竟源自“孔孟之乡”山东。
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两千多年专制制度满口“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实为培养麻木愚昧自私的愚民，以便于统治。往往是传统文化积淀越深厚的地区，遗毒越深，开启民智越难，反而是被视为蛮夷之地的岭南常常得风气之先。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一种名叫“义和拳”的民间秘密组织开始在山东西部活跃起来，并像野火般在乡村蔓延开来。作为有“反清复明”倾向的非法组织，“义和拳”明显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清朝地方政府视其为“拳匪”或“匪盗”，严厉镇压，绝不手软。
在革命的低潮中，“义和拳”的大师兄、二师兄们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找到新路？
来自西方的上帝给了他们灵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传教士深入乡村，一些“吃洋教”的教民与其他民众矛盾频发，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在征地拆迁、邻里纠纷中难免偏袒教民，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一个电光火石的灵感如同闪电划破了革命的黑夜：“洋人才是大清的万恶之源！”
石破天惊的“扶清灭洋”口号一经提出，就如同乌合之众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义和团运动的面貌从此就焕然一新。
有了政治正确的口号，有了“爱国”的护身符，连烧杀抢掠都成了正义行为，这给地方官员出了道难题：当成“匪”来剿嘛，别人是“爱国群众”啊，而且自带干粮保卫老佛爷；当成正义之士嘛，他们扒铁路，掐电线，聚众闹事，凡是沾“洋”的东西都毁，凡是沾“洋”的人都杀，别说信教的，连戴眼镜的都视为“二毛子”该杀，让社会陷入一片暴力恐怖，严重威胁大清稳定。
二
在剿抚不定中，被后人视为“义和团之父”的毓贤登场了。1899年四月，这位著名的酷吏升任山东巡抚，为山东义和团爆发加了最后一把火。
在“仇洋排外”的毓贤看来，这些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拳民们“其心可嘉，民气可用”，亲自将义和拳、大刀会等组织统一更名为“义和团”，正式将其认证为爱国组织，并让义和团打出“毓”字旗号，并称自己是“义和团魁首”。有省部级领导当后台，山东义和团一下爆发式增长，各种械斗流血冲突不断，连省城济南内也“拳厂”遍地，搞得人心惶惶，不可收拾。
在洋人的强烈抗议下，1899年十一月，清廷将毓贤明降暗升，由山东调入帝都。
毓贤走了，一个河南人来了，山东义和团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他叫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大清帝国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经过驻军朝鲜的历练，戊戌政变的投机，小站练兵的积累，40岁的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第一次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与颟顸的毓贤不同，袁世凯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波诡云谲的朝鲜政局，瞬息万变的戊戌政变，他都游刃有余，但如何应对义和团却不轻松。
老佛爷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朝中的王公亲贵却大多认为义和团“忠勇爱国”，可以加以利用；但如果像毓贤一样公开支持义和团，不仅洋人不答应，社会秩序也会陷入混乱，巡抚位置一样难保。
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也在琢磨这个新来的“袁大人”，感觉不像前任“毓大人”那样将他们奉为上宾，但也没有对他们翻脸不认人，态度模糊且暧昧。
检验对方成色的时候终于来了。高密、昌邑等地因德国人建铁路而闹事，济南义和团觉得机会来了，主动上门拜访袁世凯。袁大人大摆宴席，热情款待，酒酣耳热之际，大师兄二师兄头脑发热，吹嘘刀枪不入的神迹。老袁一脸钦佩状，力邀大师兄现场示范。
花厅外“砰”的一声，义和团的火药枪响了，烟雾散尽，几米外的大师兄安然无恙，众人皆呼“神了”。
这种只放火药不装弹的把戏骗农民好使，对职业军人就不顶用了。老袁一边说“中中中”，一边让卫士取来洋枪，不由分说，一阵枪响，大师兄升天了，其余团民吓得作鸟兽散。
小混混碰上了江湖大哥只好认栽。袁世凯使出霹雳手段，颁布“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包括各州县要严禁义和团活动，凡今后在其境内发现有设“拳厂”的，地方领导按“纵匪”罪追究；如有人告发“拳匪”设厂之家，经官府查获后，以该犯家产一半奖励告密人，将“匪首”擒获送官的，可获该犯全部家产。
在袁世凯到任前，山东仅荏平一县便有“拳厂”八百余处。他到任后，义和团在山东难以立足，纷纷逃往直隶境内，曾经的风暴中心山东很快风平浪静。
三
1900年6月，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老佛爷认为“洋人可恨，民气可用”，遂对所有西方国家宣战。
战事一开，袁世凯却玩起了“高级黑”：你们不是爱国吗，不是刀枪不入吗，现在洋人来了，赶紧上前线灭洋啊！
在袁的授意下，山东各州县纷纷贴出告示，呼吁义和团北上勤王，保卫老佛爷，不准逗留山东，称“洋人罪大恶极，无不立见消亡，谕尔拳民义勇，均各效命疆场。”“速赴前敌助战，毋得羁留故乡。”然后，袁世凯把留在本省的一概称为“黑团”“乱民”，正牌的爱国者都到前线去了，留下来的当然是冒牌的，统统死啦死啦的。
在后世所称的“庚子国变”乱局中，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老佛爷西逃，山东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拒绝执行与列强开战的乱命，使山东免遭祸乱。
对于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来说，义和团运动不仅没有“灭洋”，反而在大清王朝下坠的进程中狠狠踹了一脚。
按历史教科书的说法：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也开始放弃对清政府所报有的幻想，以‘驱除鞑虏’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对于一个坏政权而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在大清帝国最后的岁月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维护稳定比改革变法还更重要。
袁世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因为义和团举着“政治正确”幌子而投鼠忌器，忘记了稳定对于大清的重要性。哪怕抬出老佛爷，只要敢打砸劫掠，践踏《大清律例》，一律法办。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由于袁世凯的严打，义和团在山东无法立足，才进入华北及帝都，掀起了耗尽大清气数的群众运动新高潮。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辛亥革命”十多年之前，大清掘墓人袁世凯就已经在挖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