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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高铁上的青春与梦想

2月20日,天津站,城际列车上响起到站的广播声,陈明辉的倦意才刚刚袭来。这是每周一的上班路,与大部分家住天津,去北京上班的‌‌‌‌“走读生‌‌‌‌”不同,北京人陈明辉的目的地,却是120公里外的天津。

‌‌‌‌“住在‌‌‌‌‘七环’之外的河北,居然也能准点上班?‌‌‌‌”

当听说程时兵住在河北廊坊、每天乘坐高铁往返于京冀之间时,同事们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程时兵所在的公司位于号称‌‌‌‌“宇宙最堵‌‌‌‌”的北京西二旗(位于北京西北部)。居住在北京东南部的四惠、亦庄的同事,每天早上6时多就要出门上班。从距离上来看,廊坊比这些地方要远很多。

地图上,从北京中心向外蔓延的铁轨穿过三环、四环、五环,将距离天安门56公里的廊坊、70公里的涿州、130公里的天津紧密相连。最高时速近300公里的高铁,像一座快速移动的桥梁,将不计其数的工作岗位和家庭生活连接起来。

在经历过恶劣天气的延误、过程繁琐的改签、数额不菲的花销,乃至长时间往返的身心俱疲后,还在坚持的程时兵们觉得,‌‌‌‌“双城生活‌‌‌‌”是他们在事业与家庭之间最好的平衡点。

漫长的上班路

站在取票厅里,面对机器上翻不到头的车票信息,马芳林(化名)才深刻地感受到,原来每日的往返竟然消耗了这么多车票。

从位于北京朝阳门丰联大厦的公司,到河北涿州的家里,单程1小时40分钟的车程,马芳林已经走了1年半,也用身份证‌‌‌‌“检‌‌‌‌”了1年半的票。她没想过取出车票去报销,因为刷身份证能节约出宝贵的两三分钟时间。这时她才发现,她想报销的‌‌‌‌“北京-杭州东‌‌‌‌”的车票,已经被一堆‌‌‌‌“北京西-涿州东‌‌‌‌”的车票所淹没,再也找不到了。

此后,学乖了的马芳林总会忙里偷闲,找个售票窗口把车票打印出来。最多的一次,她花了十几分钟,才出完五六十张车票,帮她打票的售票员也啧啧称奇。

与打票同样烦恼的,还有改签。加班晚了到车站改签还好办,要是忘带身份证,人就真的崩溃了。有一次她把身份证忘在家里,只好使用涿州东站办理的临时身份证登车。但当她返程延误要求改签时,北京西站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没有照片的临时身份证不能办理改签。‌‌‌‌“可是在北京办临时身份证必须要有照片,还得现照,队排得老长。没办法我就又找了另外一个工作人员,他没说什么就给我改签了。‌‌‌‌”马芳林说。

日复一日的往返,会有让人感动的时刻,有迟到1分钟时,工作人员帮她通融进站,也目睹过几次乘客给老人和孩子让座。

但在这段每日耗时近4小时的旅行里,她更多体验的是拥挤和无聊。‌‌‌‌“最让我痛苦的就是地铁拥挤,早上在军博挤,在西站也挤。‌‌‌‌”为了挨过漫长的上班之路,她总结出了一系列小窍门。

地铁6号线的两个电梯,哪个转9号线更近;听到哪句广播语时应该动身穿过一个个车厢,走到距离车站出口最近的车厢;观察每日遇到的乘客,猜测谁是和她一样迁徙在两个城市的‌‌‌‌“候鸟‌‌‌‌”,这些可以让她枯燥的旅程多些乐趣。

平常时段,马芳林只好看看手机,翻翻闲书打发时间。工作太忙的时候,她会提着电脑去餐车加班。她甚至认真数过在军博换乘1号线究竟要走多少步,‌‌‌‌“但是从来没有数完过‌‌‌‌”。

马芳林认为,自己每日在北京和涿州往返,主要是因为这座在北京西南方向的小城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而北京的工作能够让人关注到行业最前沿的发展变化。因此,当丈夫在两年前从海拉尔调回涿州时,她想都没想就来到北京找工作。

如果说马芳林如今每天的往返只是短途迁徙,那么在此前更长的7年里,这个女孩都在力图和丈夫的行动轨迹保持同步,在中国广阔的地图上做出一次次长距离的跋涉。

马芳林的丈夫从事石油勘探行业,需要经常调动岗位。2008年,马芳林还没毕业时,曾报考过甘肃敦煌的公务员,虽然她笔试名列前茅但面试失利。一个月后,听说丈夫被调到了大庆油田,她又迅速敲定了齐齐哈尔一个高职院校的教师工作,那时两人仍相距150公里。两年半后,丈夫调至海拉尔油田参与攻坚战,马芳林又来到海拉尔的一家私企做了4年财务工作,直到丈夫2015年被调回涿州。

‌‌‌‌“为什么天天跑?因为他在涿州啊!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已经很好了。如果能在工作上有比较好的机会,即使再辛苦一些,也是值得的。‌‌‌‌”马芳林说。

为了保证每日通勤能够准点,马芳林有着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每天她6时起床,6:50从家里出发,7时左右到达涿州东站,然后坐7:11的G6704赶往北京西站。再坐地铁9号线转6号线,一般她都能在8:30赶到公司。

她的丈夫包办了所有家务,早饭、晚饭,甚至每周的订票任务。时间一长,马芳林的丈夫也摸出买票的规律,‌‌‌‌“我每到周四周五,就给她买好下周一到周五早上的票。晚上的车票比较充裕,但是周五比较紧张,也给她买周五晚上的,所以一共是6张。‌‌‌‌”

可即便设定了周密的买票流程,这位细心的丈夫还是在一年多的买票工作中出现了纰漏,忘记购买了某天早晨的车票。那一天,马芳林只能临时购买7:28发车的车票,然后一路狂奔到公司,但还是迟到了20多分钟。

‌‌‌‌“为啥不能一下子开通月票呢?‌‌‌‌”马芳林说。

高铁上建起了社交圈

与因高房价被迫开启双城生活的人不同,李荀属于北京的有房一族。但是,他却宁肯每日多花上半个多小时,在涿州与北京之间往返。

李荀把家搬回距离北京近70公里的这座京南小城,主要是为了方便女儿上学。他在北京的房子位于八通线管庄站附近,周边没有好学校。况且,对于没有北京户籍的他来说,女儿早晚要回到河北高考。

‌‌‌‌“在涿州的开销远小于北京,我女儿现在一个学期的幼儿园学费是2000元,而且是公立的。这样,我就能拿出一些钱保证孩子上她想上的课外班,比如钢琴、舞蹈。但要是在北京,这些钱只够上幼儿园。‌‌‌‌”李荀说。

最初,李荀开车上班,从涿州家里到石景山游乐园附近的公司,走京石高速来回大约130公里,有时还会碰上拥堵或是封路。后来,听说有人乘坐京津城际列车通勤,李荀开始琢磨搭乘高铁上下班。

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都会开车到涿州东站,坐高铁到北京西站,再换乘公交车赶到公司。由于早晚高峰时,进出京的公交车恰好与堵车的车流相向而行,李荀不仅没遇到过堵车的问题,而且一直都能找到座位。

长时间的通勤,让李荀发现了不少快速换乘的秘诀。他得意地说,他每天早晨常坐G6704列车,该列车1号和2号车厢的连接处,靠近北京西站南二出站口的门。有些人为了能更快下车赶在人少时进地铁站,索性放弃自己的座位站在固定的车厢门口,李荀则是千方百计地把票买在指定的车厢处,有时不惜买商务座或一等座。

从涿州东站到北京西站,G6704全程行驶25分钟。在与身旁乘客聊天时,他常常能遇到同一个小区或附近小区的邻居,后来大家约定一起拼车去高铁站。

‌‌‌‌“我在涿州的一部分社交圈是在高铁上建立的。‌‌‌‌”李荀说。从涿州往返北京的常客从事着不同的行业,有的和李荀一样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也有人做销售经理、护士和技术员。为了互相提醒买票和列车延误信息,经常坐高铁的这十几个人组建了微信群。

小圈子的人甚至会选好返程车厢的固定位置,方便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坐八节编组的G6707时,他们会固定来到7车厢和8车厢之间。至于十六节编组的G623,他们一致认为选在10车厢和11车厢间下车最便利。

生性乐观的李荀,对于眼下的双城生活颇为自豪。3年多里,他发布了200多条关于高铁上下班状态的微博。有段时间,他还会选择购买单程89.5元的商务座,‌‌‌‌“并不是因为没有普通票,而是真的在享受一下‌‌‌‌”。

可是在冬天下雪和夏天下暴雨时,高铁也会延误。碰到这种‌‌‌‌“抓瞎‌‌‌‌”的情况,李荀要么退票开车去房山线的篱笆房站换乘地铁,要么请假,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的工作考核。‌‌‌‌“公司同事表示过不满,但他们尊重我的选择。‌‌‌‌”李荀说。

除了天气因素,调整列车运行图(下称‌‌‌‌“调图‌‌‌‌”)更牵动着高铁上班族的心。前几年,由于调图取消了早上合适的车次,李荀整整开了一个月的车上班。听铁路工作的人讲,有两个县级市互相较劲,希望增加自己的停靠车次,减少另一方的停靠车次。‌‌‌‌“我们着急啊,差点就发联名信了。‌‌‌‌”李荀说。

如今,早晚的高铁车次固定了,多一班少一班的调图不太能影响到高铁上班族。李荀也把高铁通勤的季节固定在有大雾的深秋和冬季,每年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习惯了频繁穿越省界,李荀只有在看到路边的某个房子时,才突然反应到自己其实是跨省上班。

很小的时候,李荀就经常随奶奶到北京探亲。那时候从河北涞源坐长途汽车到北京要走三四个小时,从高碑店坐绿皮车到丰台西站也要一个多小时。现在同样的距离,坐高铁只要25分钟,开车一个多小时。

‌‌‌‌“有人说‌‌‌‌‘逃离北上广’,也有人说‌‌‌‌‘返回北上广’,‌‌‌‌”李荀说,‌‌‌‌“但我们这些双城生活的人用实际行动在告诉其他人,没有逃离,也没有返回,地域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短。‌‌‌‌”

大城市承载的梦想

在廊坊站西南100米处,有个专门为通勤人员设置的自行车场,‌‌‌‌“1天1块钱,包月15块钱。‌‌‌‌”每天早上,程时兵总会在这里碰到许多脸熟的人,这些高铁上班族把不大的停车场停放得满满当当。除了骑车,他还把每天在高铁上的21分钟视为锻炼时间,在车厢连接处走来走去,‌‌‌‌“微信运动里基本上每天都能走1万多步‌‌‌‌”。

闲暇时,程时兵也会看看单词。在工作语言为英文的外企里,他必须经常阅读英文才能保证自己不落伍。不过,如果程时兵此时放下手机,没准还能看到旁边有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也在皱着眉头学习日语的五十音图。

与程时兵一样,正在学习日语的郝云峰(化名),也几乎每天都在北京和廊坊之间通勤。不同之处在于,郝云峰和妻子两个人都属于高铁上班族。

有时,郝云峰也会感觉心里比较矛盾,如果在廊坊找个工作,不仅轻松许多,中午还能回家吃饭看看孩子。可他特意留心了下职位,发现北京的工资至少要比廊坊高三倍以上,而像他所做的游戏发行工作,当地也没有相关的产业。

打小就喜欢玩游戏的郝云峰,把做出一款经典游戏视为自己的职业梦想,但如果在廊坊工作,实现这个梦想几无可能。更何况,他看到北京的每个年轻人都充满干劲儿,大家都想着有机会凑在一起做点什么,这可是小城市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我现在30岁的年龄挺尴尬的。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快两岁的孩子,幼儿园学费一个月1600元,再加上房贷,都不是小数目。‌‌‌‌”郝云峰说。此外,习惯了大城市吃顿饭三四百元的消费习惯,他们也很难忍受小城市低工资条件下的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郝云峰对廊坊的居住环境倒是比较满意。两个人坐高铁的成本每月是2600元,这大大低于他们在北京五环外的租房成本。而无论是卫生条件,还是邻里关系,他们在廊坊购买的新房都要远强于租的房子,‌‌‌‌“基本上买了房都是打算要在这儿过一辈子的‌‌‌‌”。

有时候,郝云峰脑海中甚至会浮现出一个画面,廊坊后来通了地铁,虽然交通便利了,但是大量的人口从外面涌来,使得廊坊彻底变成像北京天通苑一样的睡城。嘈杂的环境和飙升的房价,最终让这个安静的小城不复存在。

但眼下,他和妻子仍然只能每日奔波在两个城市间,耗费往返3个多小时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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