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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 中国人怎么这么大嗓门?

北京。咖啡馆儿内真有不少‌‌“高音喇叭‌‌”,怕人听不见?在中国十几年了,还是很难理解,但为什么却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有些地方,公众场所要尽量避免喧哗,人们也都照规矩行事。还有些地方,是中国。

我喜爱这个国家,她有许多值得喜爱的,但是,安静不是其中之一。

世界各地有不少繁华热闹的大都市,人口数百万、数千万。但是,你要提高嗓门干扰了别人,可能会遭白眼儿:首尔、伦敦、东京……特别是东京。

中国没有这样的城市。

在中国,说哪家餐馆儿非常棒,常用的形容词不是‌‌“情调‌‌”、‌‌“高雅‌‌”这一类的,而是‌‌“热闹‌‌”。归根结底,谁愿意去那些不能带孩子、不能开怀大笑、不能撒了啤酒、挑剔、枯燥的地方去吃饭?

考虑到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12年,你可能会说,有人在公共场所‌‌“发声‌‌”,对我这样一个‌‌“硬汉‌‌”记者、完全融入中国方式的人来说,应该不算一回事,但是中国总能给人惊奇。

我坐在附近一个咖啡馆,感觉很都市达人:摄入的咖啡因刚刚好;手边有报纸、其他阅读材料;耳边回旋着贝克尔(Chet Baker)忧伤的小号声,音量正合适;我无法不注意到,对面坐着一位聪明、漂亮的女性,正在和朋友说话。突然……

‌‌“喂!!!‌‌”有人把音量提到最高开始打电话,百分之百的京腔儿。听过北京的哥怎么给家里人打电话吗?就是那样。‌‌“哪…..儿?不是吧?‌‌”

正好这时,咖啡馆里走进一位中国农民,举着他刚才在街上兜售的假的和/或偷来的手表。他自带一瓶茶水,根本无意在咖啡馆儿买东西,一屁股坐在风景最好的临窗位置。一旁是他的哥们儿,也无意消费,兴冲冲地向卖表的演示手机上的新游戏。

啪啪!丁丁!当当!这两位开怀大笑、玩儿个不停。

前面说的打电话的那位对话刚开始升温,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年轻人坐在我旁边开始祷告,然后开读她每天的新课、日记式的入门书。

附近又有人打起电话:‌‌“喂……!‌‌”

游戏,争吵,祷告,聊天,大笑,说话……‌‌“看那些星星,看星星怎么发光呢……‌‌”

一个嬉皮范儿的中国小伙子打开笔记本电脑,扬声器中传出酷玩乐队响亮的歌声。他闭着眼睛,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扭着身子跟着哼哼。

我环顾咖啡馆儿,嘈杂中,除了我之外谁也没反应,就好像这是完全正常的一样。有人在聊天儿,有人在看书,有人在发短信,但是没人抬眼注意身边的活动。

另外一个我也见过这种现象的地方是纽约。有一次我出去吃饭,餐馆儿是开放式厨房。那是早上的高峰时间,我本来准备边吃边看当天的《纽约时报》,一位厨师开始嘟囔同事,气氛越来越紧张,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被骚扰的那位厨师反攻对方,用挺吓人的口吻说,‌‌“是,你接着说啊,就你能!‌‌”这时,我开始考虑是不是能用炒菜的铲子当防身武器。

接下来,在门口收款台的餐馆老板扯着嗓子高呼,‌‌“嗨,保利,你去楼下拿些xxx草莓来!‌‌”

连眨眼的人都…没…有。

公共场所,音量放到多大才能是可接受的?不同的社会、城市、次文化如何找到各自的水平,个中还真有一些难以理喻的地方。

如果说是超大都市,本身噪音就很扰人,或许你必须放大嗓门才能超越?但是,中国农民在田里干活需要和什么噪音竞争呢?

也许人太多,必须放大嗓门才能被听到?但是,最近这些年,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在没有兄弟姐妹的家庭中长大的,对话的只有父母。

再说我的咖啡馆儿。酷玩先生收起了电脑,游戏男孩儿也走了,只有第一个女人还在打电话,不过现在她声音小了许多:她在哭。

她的这通电话显然比我预想的要更重要。我心想,‌‌“我也曾经这样呀。‌‌”

我还记得,许多年前在伦敦背包旅游的时候得到消息,我在悉尼的一个好朋友——年轻优秀的医生——去世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我去一间咖啡馆儿,给她写了一封告别信。

公共场合,我在流泪哭泣,人们看着我,但没有不满的意思。他们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当我告诉一位BBC同事我准备写这篇文章时,她笑了,‌‌“啊?你——澳大利亚人要说别人嗓门儿大?‌‌”

或许我们真是高音喇叭?我从来没想过这问题。或许这就是我在中国如鱼得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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