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宾一位名叫朱明山的“二代农民工”，为衣锦还乡举债10万买新车，酿惨烈车祸致1死4伤。错把油门当刹车，这其实是最常见的车祸，但是由于肇事者的身份和内心，让这起车祸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侧影。
这可能是今年最好的还乡文学。二代农民工仍然无法融入城市，但是故乡又非他的归宿；他在城市无法证明自己，要回老家证明自己的面子，借钱买车，最终在老家出了车祸，故乡的警察把他牢牢控制，高额的赔款也将加固他与故乡的关系。和很多所谓“博士”的还乡手记相比，这样的故事无疑更有现实性和力量。
媒体抓住关键所在，对这位二代农民工和他的父亲穷追猛打，写出了一个充满虚荣心的“衣锦还乡”故事。小伙子之所以买车，不是因为有钱，恰恰是因为穷，要在老家人面前证明自己能干。“别人能买车，为什么我就不能”？他拿到驾照才半年，就战战兢兢开着新车上了高速，他开得非常慢，因此还被追尾了一次。在老家，这应该是一个志得意满的春节，但是在返回温州打工之前，却不幸出了车祸。
春节期间，有关农村人过节攀比的文章非常多，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不在外面混出个人样，你都不好意思回来过年”。一位在北京当清洁工的河南人，过年给老家的儿子买了一根高尔夫球杆，被称为“高尔夫大叔”，但是他回到老家几天，就偷偷返回了北京，因为母亲指责他不会挣钱，这让他非常伤心。
这个社会上，确实存在攀比或者炫耀行为。去年网红五岳散人宣称以自己40多岁的实力，想泡年轻女孩非常容易，这是炫耀；城市的中产阶级，过年纷纷跑到云南和海南晒太阳，又何尝不是攀比呢。正月初五，从西昌返回成都的高速路上，发生史上最严重的拥堵，5小时的路程，很多人开了20多个小时。
这样的攀比和炫耀都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发明了一个词，叫“晒”。在朋友圈的九宫格世界中，女性普遍更漂亮，男性普遍更成功，晒出幸福已经高于幸福本身，但是大家却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城市居民，普遍贷款买车买房，这是国家和资本家都提倡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到了农民工这里，就会成为问题呢？
这起车祸能够成为一个新闻，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歧视：农民工就应该过穷人的生活，你应该省吃俭用，像个底层人的样子。你要攒下一分分的辛苦钱，拿回家供养你的留守儿女和年迈双亲。“高尔夫叔叔”在北京一个月挣3000元，公司包吃包住，但是他却自己跑到街上下面馆，喝啤酒，这是他被诟病的原因。
由大众媒体建构出来的主流文化，对农民工是就是这样的期待，希望他们永远像底层人一样生活，其实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严守自己的身份和阶层。这种区隔是文化意义上的，它被包装成善意，有时甚至以人文关怀的面目出现（这位农民工大哥，你对国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什么看法），大量充斥着大众媒体。
这种叙事的流行，某种程度上比制度性的歧视还要命。它让农民工更容易接受自己应该处于底层这样的事实，并且最终被塑造成大多数农民工的价值观：我在城市打拼，我为城市服务，但是我的根还在故乡。每年春节期间充满伤感和批判的还乡文学，都会泛滥起来，也成为对农民工一年一度的乡情教育。赋予故乡以特殊意义，对知识阶层来说只是乡愁，而对农民工来说，它却是现实的疼痛。
媒体和知识阶层，似乎打定主意，要传达一个这样的结论：农村问题，不仅是农民工离开农村造成的（留守儿童这个悲情的词就说明这一点），最终的解决也只能依赖农民工自己。所以，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才强调农民工应该安于底层，把钱拿回故乡。
对农民工来说，归宿无外乎三种：最优秀的，融入所在的城市；其次，被三线城市房产商劫持，让留守的子女与老人就近城市化；第三，回到自己出发的村庄，尽管那里越来越陌生。对大多数来说，能选择的只有第三种，这也正是媒体和知识阶层希望他们所走的道路，但是对精英来说，农民工完全是与自己无关的“他者”，他们只是在秀优越感的时候，才会提到农民工的苦难，至于农民工是否能够适应“回来”后的生活，他们并不关心。
城市化的核心，是城市的生活方式占据统治地位，这对进城务工者的内心的影响不可估量。在农村，房子越修越漂亮，二层三层小楼房比比皆是，但是却很少有人居住，往往是两个老人要住一个大院子。他们在城市修房子，回老家修房子，但是他们却始终没有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外出打工者成为事实上的流浪者：他们在城市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他们无法融入城市，也无法真正回到乡村。
他们的灵魂漂浮在空中，在这种情况下，故乡是他们唯一可以逗留半月的地方，既是一个休息的地方，也是一个挣扎的地方，理所当然地，也成为一个“炫耀”的地方。他们就很容易做出一些让精英感到“他们虚荣”的事，结婚的彩礼，婚宴的排场，并不是“刚需”的汽车……农民工处理金钱的方式，让城市中产阶层感到不适。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收入这么低的农民工，牌却可以打那么大，在城市连乘坐出租车都觉得是奢侈，回到老家发压岁钱却可以一掷千金。
城市精英恰恰忘了，在城市，农民工的声音无人听见，只有在家乡，他们才可以进行充分的、全方位的表达。在城市，衡量一切的标准就是钱，他们深知这一点，因此，回到家乡，他们也会用钱来表达一切，最终，他们虽然贫穷，但除了钱，他们还有什么呢？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那些为了房子赌上30年的中产阶层并没有什么不同。
农民工是否比城市白领有着更强烈的虚荣心？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利用这种虚荣心。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和汽车商也很清楚这一点。最近几年，即使是省会城市，也开始打起“还乡看房”的主意了，那些中西部的小地级市和县城，更是已经建好了空城，等待农民工把辛苦钱转化为几个平方。对大多数中小城市的房产商来说，农民工是他们唯一能够期待进行收割的群体。
那位借钱买车的“农民工二代”，某种程度上是一只漏网之鱼。他没有按照主流价值观的要求做一个安分的底层，他甚至也没有在春节进行炫耀性表达的实力，为此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