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17年1月7日外媒报道，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汪铮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说，自认为是最擅长做交易的美国侯任总统川普就职后首先可以做的一个最大交易，就是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达成一个避免两个超级大国发生正面冲突的协议。
报道说，从1月20日起，川普就要对美国民众负责，兑现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而在2017年的秋天，中国执政的共产党要举行第19次代表大会。因此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在这一年的优先考虑是确保这次党代表大会的成功并利用这次大会进一步巩固他作为“核心”领导人的权力基础。
汪铮认为，在历史上，党代会也是国内外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而在这个敏感时期，北京往往会对外部事件作出强硬的回应。
他还表示，任何权力过渡都是不稳定和危险的。哪怕是一件小事也可能对一个没有做好准备的新政府构成巨大的挑战。
汪铮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川普和习近平都有强烈的兴趣不挡对方的道。如果他们能够达成维持现状的交易，他们就能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各自内部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
汪铮说，这个交易应该是为期一年的缓和期，即在2017年，川普和习近平试图维持现状，冻结双方之间任何潜在争端，双方不采取任何会积极改变现有外交礼仪或是长期协议的举动。
笔者对此建议持反对立场，不仅认为它是不现实的，而且明显有利于红色极权主义的扩张，不利于以美国为中坚的世界民主力量对共产极权主义的反击。本质上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建议。
笔者已多次撰文指出，从1917年俄国共产主义政权建立以后，共产主义对世界的扩张和危害，同自由民主世界对它的绥靖和软弱抵抗分不开。当美国的川普新政府可能对残存的中国红色极权主义政权实行强力遏阻和反击时，汪先生又跑出来建议川普政府不要这样做，迫使笔者不得不对他的观点和动机提出反对和质疑。
一、首先我不同意汪先生所谓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提法
中国已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吗？非也！中国大陆，除了人口算得上世界超级大国之外，其他则根本不可能与美国并美，算作超级大国。我想汪先生把中国大陆并入两个超级大国行列的主要根据，无非是，中国大陆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汪先生不应忘记中国的人均GDP仍然是很低的。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消息，2015年中国人均GDP是8,280.0973美元，全球排第73位，在“亚非拉”许多国家地区之后，甚至排在刚刚与之复交的非洲小国圣卢西亚（8,409.87美元）之后。更不要说同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相比了。
问题更在于这种位次之间的实际差距更惊人。中国的人均GDP同最落后的哈萨克斯坦比也是1：1.33，而同美国比，更是1：6.75！美国人均GDP为55,904.30美元，中国为8,280.0973美元。
何况中国的数据有相当水份。中国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举世皆知。
更应考虑，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世界第一。中国现在还有两亿多穷人（按联合国设定的穷人标准）！
有人可能会说，经济发达的美国也有穷人。但是，中美穷人之间有本质区别。依据世界银行确定的贫困线标准——每人每天1.25美元（每年456美元），2015年中国有2亿多穷人。美国的穷人则是美国标准，个人月收入不足900美元（2008年），两个标准相差近30倍！其时900美元折合中币5870美元，在中国可跻身于富人行列。
中国大陆是国富民穷，至今不时还有饿死人、冻死人的现象；因病等死现象更属常态，因为没有全民免费医疗。而这在美欧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中国大陆与美国相比，具有如此实质上的距大差距，有何理由把它摆在同美国并驾齐驱的两个超级大国行列呢？这里还没触及两国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所产生的不同的好坏影响和前景呢！
二、建议两个超级大国达成避免发生正面冲突的协议的政治意图
1.把本来不是超级大国的中国说成是与美国并列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其政治意图显然是想向世界夸大中国的成就和影响，制造一种世界恐惧心理，即中、美两个强大的国家一旦发生正面冲突，将对世界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从而吓阻美国不要阻碍中国红色极权主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更不要对它动武，以摧毁它的存在。
2.作者要么是华裔美国学者，要么是华人留美学者，肯定知道中国红色极权主义政权正处在内外交困的深重危机中，它的垮台是必然的，顶多是五年十年之事。正是在几十年来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的某些政府和政客不断对共产主义势力采取绥靖和纵容的态度下，新的美国川普政府一反传统，对中国红色极权主义政权可能采取强硬对抗态度，其中包括重新考虑“一个中国”的政策，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等等，汪先生却建议川、习讲和，以免两国发生正面冲突。这是明摆着要求强大的美国放中国红色极权主义政权一马，让它躲过这一危机，以便更加壮大和强大起来，最终取代美国，控制全世界。
3.美国和中国大陆政权的竞争甚或可能的武力较量，本质上是民主与极权主义的较量，而民主自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归宿，人类幸福的根本制度保障，专制独裁特别是红色极权主义和伊斯兰极权主义则是人类社会的大祸害，是反历史潮流、反人性的。当代中国红色极权主义政权正是这一大祸害的主要势力。半个多世纪以来，它给中国人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深重苦难，而它至今还不愿收敛它的恶行。这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尤其是我们这些仍然不得不活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看得更清楚。
可以断言，在中国大地，若不消除共产极权主义势力，中国人就休想过自由幸福的生活，就会永远处于受压迫和剥削的痛苦状态中。中国的经济和军力越强大，赵家人统治者就更有根据和力量加强对中国人的压迫和剥削，中国人受极权主义者所施加的苦难会更深。从长远说，全世界人民也会逃不掉这红色极权主义魔爪的蹂躏。
从这样的广度和深度来分析，汪先生的建议，本质上是站在共产极权主义势力一边，为它出谋划策，让它渡过当前的难关，再向民主自由世界发起进攻，击碎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幸福的梦想，被迫做共产极权主义的奴仆。一句话，汪先生的建议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建议。
三、驳建议川习和解的几个观点
1.汪先生认为，从1月20日起，川普就要对美国民众负责，兑现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而在2017年秋天，中国执政党要举行第19次代表大会，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在这一年的优先考虑是确保这次党代表大会的成功，以进一步巩固他作为“核心”领导人的权力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川普和习近平都有强烈的兴趣不挡对方的道。如果他们能够达成维持现状的交易，他们就能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各自内部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是非不分，完全抹煞民主与专制、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从而得出错误的政治结论。
1）川普总统是民主制度的产物，是美国人通过一人一票选出的总统，他是以选民的意愿为依归，其力量来自全体选民的支持；习近平是专制极权主义的产物，他并非中国人普选产生的，其权力并非人民直接授予，其力量并非来自人民的支持，相反，由于他剥夺中国人的自由和权利，同人民有着根本的矛盾和对抗。目前中国大陆的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此不同的川普和习近平，究竟谁怕谁？谁有兴趣不挡对方的道？岂不一目了然了吗？
2）川普和习近平各自都有自己的内部矛盾和麻烦，例如党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政见分歧，等等。但各自的内部矛盾和麻烦仍有本质区别。
川普面临的内部矛盾和麻烦是民主自由社会的正常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公开自由的讨论和争论，然后按照宪法和多数国民的意愿以及相互妥协让步的原则解决。习近平的麻烦是专制独裁和极权制的产物，它无法自我调节，只能通过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解决；而这样的解决又是永远无法消除内部矛盾和麻烦的，越解决，内部仇恨越深。最终只能求助于民主自由制度，走向民主自由制度。
川普与美国人民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和冲突，不存在被人民推翻的问题；他本来就是美国国民的公仆，四年完了，人民不满意，下次就不选他了事。
习近平是红色极权主义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极权主义同人民有着根本的矛盾和冲突，不仅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帮助，还随时可能被人民推翻。而他又不愿意变极权主义为民主自由制度，所以他的统治同大多数国民存在根本对立，不可调和。
如此这般的川普和习近平，究竟谁怕谁，谁有兴趣不挡对方的道，岂不更加不证自明了吗？
3）川普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完全依仗美国立国以来所确立的自由精神。只要这种自由精神不被取消和限制，美国就永远是强大的，不断前进的。这已为美国立国240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川普之所以当选美国总统，正是这种自由精神的体现。
习近平也有一个“伟大中国复兴梦”，但他实行的是与自由精神相反的剥夺人民自由和权利的极权主义统治，在经济上则是退回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和毛泽东“一大二公”的老路。这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所以，川普必胜，习近平必败，两者之间，究竟谁怕谁，谁有兴趣不挡对方的道，也一目了然！
2.汪先生认为，川习交易应该是一年的缓和期，即在2017年，冻结双方之间的任何潜在争端，包括朝鲜、台湾和南中国海，使两位领导人先处理他们的内部问题，避免在内外两条战线上作战。
汪先生强调，在最初上任的时候达成这个交易将帮助川普集中在他的国内问题以及像伊斯兰国和叙利亚这些更为紧迫的国际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川普需要中国的默契配合，这也是他应当确保北京不采取对抗与敌对态度的原因。
汪先生还引用前中国空军大校戴旭最近在《环球时报》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说：“如果没有中国合作，川普将一事无成。”汪先生认为，这个一年的缓和期会在川普新任期的开始避免一个风险极高的“懦夫游戏”。
不难看出，汪先生的这些话强调的是川习和解是出于川普新政府的需要，有利于川普渡过新上任所遇到的难关，完全不提习近平的困境及其获得暂时和解的迫切需要。即暗示双方和解的强者是习近平，弱者是川普，以证明他在文章开头提出的“两个超级大国”概念的正确性。笔者则与汪先生的观点相反。
川普在朝鲜、台湾、南中国海以及伊斯兰国和叙利亚等紧迫国际问题上，有习近平的配合当然很好，但没有他的配合也无伤美国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顶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而已。事实上，美国早就是单独或联合欧盟、日本在对付这些问题，并没有获得习近平的有效配合，甚至遭到习近平明里暗里的阻挠和反对。由中方主导的朝鲜无核化问题的六方会谈，延续达数年之久，未取得任何进展，反而促成朝鲜金氏家族政权掌握了核武器，迫使美、韩不得不在韩国部署萨德以应对朝鲜金氏极权主义政权的挑战。而金氏政权之所以能够掌握核武器，实际上同中国赵家人对金氏政权数十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是绝对分不开的。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
在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和中国赵家人政权本来就是根本对立的，完全不存在利益调和的问题，更不存在美国需要习近平默契配合的问题。
在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上，从来就是美国单独或联合欧盟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在与之作战，击毙伊斯兰原教旨恐怖主义组织头目本拉登，粉碎阿富汗塔利班伊斯兰极权主义恐怖组织的进攻等等，都是美国军队及其盟国英国等国军队的功绩，中国赵家人政权不仅未曾配合，连公开谴责这些恐怖主义组织的罪行都不敢。他们表面上也曾公开发出谴责所谓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的言论，实际上则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支持国际上的反恐正义战争，甚至暗地里幸灾乐祸地等待美国反恐战争的失败。
叙利亚问题本质上是专制独裁与民主自由两种不同制度和价值观之间的斗争，美国和欧盟当然要站在民主自由派一边，反对阿萨德家族独裁政权的斗争，俄罗斯则出于它在叙利亚的重要战略利益考量，当然不愿让老朋友阿萨德政权垮台而支持阿萨德。中国红色极权主义政权和阿萨德家族独裁政权属“同胞兄弟”，从根本上说必然同情和支持阿萨德政权，绝不愿意让阿萨德政权垮台。所以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从来不指望中国的支持和配合，相反，美国和欧盟早有准备，让中国站在阿萨德政权一边。
而习近之所以至今未公开站在阿萨德家族独裁政权一边，实在是因为他在亚洲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加上内部矛盾深重，正处在如何保证自己生存下去的险境，难以自拔，哪能再分身去插手叙利亚的内部争斗？
综上所述，汪铮认为川普上任后需要在上述国际问题上得到中国的默契配合，防止与中国对抗，才能优先处理好国内重要事务的观点，即川普有求于习近平，而非习近平有求于川普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和不符合实际的。实际情况相反，弱者是习近平，强者是川普，是习近平有求于川普，而非川普有求于习近平。
根本原因是：川普代表民主自由势力，代表进步和正义力量，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习近平代表专制独裁特别是红色极权主义，代表落后和灭绝势力，违背时代发展潮流。因此前者必胜，后者必败，只不过各自的胜败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正是依据这些理由，笔者不赞同汪先生关于川习和解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实质上是延长中国红色极权主义的寿命，延缓人类的大祸源。
2017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