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奋，高级工程师。“九一三”事件发生时30岁。1970年在“一打三反”中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判刑10年。当时在南京第四机床厂（江苏省第十一劳改队）服刑。
到了1971年秋，我的刑期下来已经两年出头了。这年的“国庆”前没几天，我被调入设计室搞设计。当时我所在的劳改队（南京第四机床厂）开始生产“大桥”牌212越野车，我的机械设计老本行，终于使我逃脱了地狱般的出窑劳动，从“糠箩”跳进了“米箩”。
按劳改队惯例，“国庆”放假三天。劳改队里犯人放长假是令管教干部特别头疼的事，为了防止犯人闲得无聊搞“名堂”，每天总要组织我们集中学习，让大家围坐在一起相互盯着。话虽如此，为了多少营造点节日气氛，每天也恩准我们可以自由活动几个小时。在这点难能可贵的自由活动时间，刑事犯们大多干些拆洗缝补衣物之类的事，我们“反革命”主要是去阅览室看报纸。劳改队虽然对入口的食物控制很严（出于改造需要，让犯人处于半饥半饱状态永远是最理想的选择），但对精神食粮的供应相对要宽裕得多，外面公开发行的几家大报，我们在里面基本上都能看到。
1971年的那个“国庆”，我注意到了一个反常现象：我看遍了阅览室内所有报纸，发现没有任何中央领导人参加国庆活动的报道。按多年来的新闻老规矩，国庆前晚的招待宴会，“十一”的游行庆祝，天安门城楼的晚会，这些都是报纸绝对不可或缺的头版内容，与此同时少不了的，还有无产阶级司令部头面人物亮相的照片。可这次什么报道都没有，最令人惊异的是，伟大领袖和他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红宝像”也没登！
出于“反革命”的灵敏嗅觉，我立马感到这个反常现象后面一定隐藏着某个不为人知的重要信息。只是猜不透到底是什么。作为“现行反革命”要犯，在高墙电网里虽然不敢乱说乱动，但毕竟还没吓到不敢乱思乱想的地步，我甚至猜想到，报纸上之所以没报道“国庆”节中央领导人露面，是不是伟大领袖龙体欠安，甚至已经呜乎哀哉了，只是秘不发丧而已？不久后才明白自己高兴得太早，他老人家当时仍然“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直到五年后才一命归西。
“国庆”一过，一切又恢复老样，每天出工→收工→吃饭→学习→睡觉，报纸的事也渐渐不多想了。
这年的10月25日，大陆中国在联合国终于捞到了席位。当时大小报纸一连热闹了很多天，我记得单是各国发来的贺电、贺信，就在《人民日报》上整版整版地登了一个多星期。大约是在10月28日前后某天傍晚，和我同中队的陈眊子上厕所经过我铺位时，忽然把一张摺成书本大的《人民日报》丢在了我床铺上，同时朝报纸呶呶嘴，示意我看看。我瞟了一眼后发现，有一小段铅字下面用红笔画了一道杠杠。显然，那是他特意让我看的内容。
这陈眊子真名陈志琼，同我一样也是“现行反革命”。他原先在小火轮上当水手，船上空闲时间多，无事时三个小年轻天天凑在一道吹牛，后来不知怎么议论起林副统帅的长相来，说林彪倒八字眉毛，一副白脸奸臣相，一看就不是好人，顺带又针对文化旗手江青同志讲了些大不敬言论，结果被打成三人现行反革命小集团，他判的最轻：六年。这位反革命老弟有两个特点：一是深度近视，故而我的老难友曹君给他取了个绰号“眊子”；再就是爱看报，一份报纸到他手里，从报名题头到印刷日期，若不全部看完，决不轻易放手。此君还有个长处：记忆力特好，经常能背出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段内容。他和曹是我劳改期间的同“窗”铁哥们。
“眊子”一走，我沿着他用红笔划出的文字看了起来。那是一份非洲小国发给中国政府的贺电，它夹在众多国家发来的贺电贺信中极不显眼，若非有“眊子”这种难得的细心读者，恐怕没人能注意到。
贺电全文不长，除了一番阿谀奉承外，其中有段话立即吸引住了我：“……我们深信，不久之后我们将会高兴地看到北京出现一个新的、稳定的和谐政权”【注：由于年代久远，我不敢保证自己记得字字准确了，但意思绝没什么出入】。
在所有的贺电贺信中，内容都是千篇一律祝贺中国恢复联大席位，唯独这个不起眼的非洲小国独出心裁地提及“不久之后我们将会高兴地看到北京出现一个新的、稳定的和谐政权”，这意味着什么？
是这个非洲蕞尔小国由于文化落后，只顾瞎奉承而用辞不当？还是它探听到了中国已发生的某些秘而不宣大事，一不小心说漏嘴捅了出来？
不过想想也不对。中国外交宣传口都是些人精在把持，即便那个非洲小国的贺电中用辞不当，中方肯定会加以适当修饰；如果是无意中说漏嘴捅出了一些不便公之于众的消息，那也绝对会一删了事，怎么也不可能让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关键在于，自从彻底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粉碎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直“紧密团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周围”，现在这个非洲小国贺电中突然冒出来“新的、稳定的和谐政权”一语，那表明中共现有的政权既不稳定，又不和谐，这究竟指的什么？
结论只有一个：北京最高层可能出事了，而且出的是大事！
最高层出事，无非是又有新的倒霉鬼被打倒。当晚我在阅览室仔细翻阅了近月所有报纸，伟大领袖语录天天照登，周恩来的活动时有报道，江青也偶尔亮相，林彪虽未见提及，但他一贯很少露面，何况两年前刚作为接班人写进中共党章，绝不至于出问题，这四个顶级人物不出事，又有什么大事可出呢？
想来想去，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出工上班时，我瞅空去找“眊子”就此事嘀咕了一番。“眊子”的看法同我如出一辙，不过有一点他比我考虑得更深远：他认为非洲小国贺电中那段话是中方有意让它出现在报纸上的，很可能是中国政府借这个不起眼小国的这段话，暗示中国已发生了某件大事，只不过暂时不宜宣布，为不久之后的公之于众预先打一个小小招呼，到时不至让人感到过于突兀。“眊子”还认为，说不定这段话是中方通过外交渠道让那个非洲小国故意写进贺电的，这种第三世界的小小伙伴，甩根骨头给它什么都愿干。
我和“眊子”又对毛、林、江、周过了一次堂——毛太祖没死可以肯定；毛在江青不会倒，这也可以肯定；林彪是毛的“亲密战友”，又是钦定的接班人，毛决不至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搞倒林彪，这同样毋庸置疑。既然如此，唯一可能出事的看来只能是周恩来了。毛对周猜忌已久，前几年之所以没动他，是因为帮凶人手不足，不得不用周来救急，如今文革大业眼看已经初定，该是对周下手的时候了。
可想想还是不对。按中共的传统套路，不管什么头面人物一旦失势，报纸上决无可能让其以正面形象出现，但是最近以来周恩来为了中国恢复联大事，一直频频露面，《人民日报》上几乎天天有他的活动报道，怎么也看不出已被打倒的迹象。
这四个人都没事，其余的人任谁也同“新的、稳定的和谐政权”沾不上边，那这句话到底指的什么？我和“眊子”怎么也猜不出。
没隔几天，谜底答案终于有了。
我们劳改队规定每月11号家属来接见，1971年11月11号那天正是接见日，那天临近中午时，“眊子”带着诡秘的笑容悄悄把我拉进厕所，当时里面正好空无一人，我俩假装大便蹲在一起，“眊子”低声告诉了我一个重大消息：林彪死了！同时讲了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的大致经过。
我问他消息从何而来？他称是上午二姐来接见时告诉他的。
“眊子”姐弟六人，上面五个全是姐姐，他母亲四十出头才生了他这个宝贝儿子，因此五个姐姐个个对他疼爱有加。“眊子”二姐是个干部，在郑州某研究所工作，办公桌对面坐的是张爱萍的儿媳，两人是无话不谈的好友。当时张爱萍虽然还没被“解放”，但他亲属们的高层人脉关系仍非常人可比，在林彪摔死后没两天，他们就知道了内情。张的儿媳了解“眊子”二姐有个弟弟因为议论林彪吃了官司，便把这个对外保密的消息暗中告诉了她。“眊子”二姐得悉这个惊人内情后，立即请假回了南京。第二天恰逢接见日，便在接见时告诉了“眊子”。附带说一下，那时劳改队接见分批进行，每批十来人，犯人和家属可以凑在一块谈话（不像现在隔着厚厚的玻璃只能用电话交谈）。旁边虽有管教干部巡回监督，但他们无法顾及每一个犯人和家属的谈话内容。
听了这个消息后，再回顾前段日子从报纸上看到的反常现象，我们一下恍然大悟——“国庆”之所以没搞任何庆祝活动，那是为了掩盖林彪缺席给老百姓造成的疑虑；而那个非洲小国贺电中的那段话，恰恰正是针对副统帅林彪倒台的暗示。只不过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林彪竟然也会反毛，并且下场那样惨。
当天下午我和“眊子”又把这消息转告了曹，三人免不了大大幸灾乐祸了一番。最为开心的是，毛太祖终于自己搧了自己一个嘴巴，这下倒要看他老人家怎么挖空心思编谎话来糊弄全国老百姓了。
就这样，在八亿革命群众还蒙在鼓里、继续还在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运健康”的1971年11月初，我们三个关在高墙里的“反革命”，居然抢在全国绝大多数革命群众（当然也包括我们劳改队的管教干部们）前头，率先知道了林副统帅的不幸结局。
又过了一个多月，随着“九一三”事件在社会上越传越广，劳改当局也向我们劳改犯宣布了林彪事件。具体内容什么也没提，只是宣布林彪是坏人，是叛徒，是反革命，是反毛主席的，今后不准再称他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或“林副统帅”，再不准祝他“身体健康，永运健康”。
林彪倒台消息一公开，不少由于攻击林彪而被判刑的“现行反革命”开始不安分起来，一些仅仅骂了几句林彪而进来的更是愤愤不平叫屈，纷纷上书申诉要求平反：“我们过去是反林彪的，事实证明我们没有反错”、“我们早就看出林彪是奸臣，因此才坚决反对他，现在该是替我们伸冤的时候了”……
我的大脑可没发热。当然，也没这种胆量。
首先，虽然我以前也攻击过“林副统帅”，但是除此之外，以伟大领袖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几乎全被我“疯狂攻击”遍了，如今去掉一个林彪，也减轻不了我半点“罪恶”。再者，被我“疯狂攻击”过的还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其中任何一项，都属于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怎能因为“林副统帅”的倒台而一笔勾销？即便“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伙计们都死光了，也轮不到我鸣冤叫屈！
更关键的是，林彪的倒台只不过是他和毛之间狗咬狗权力斗争的结果，这同我们这些“现行反革命”丝毫沾不上边，伟大领袖费了一番心血好不容易将我们关进笼子，难不成为了一个林彪就大发慈悲将我们放出去？稍微想想就该知道没门！
果然，没隔几天全厂开了个“认清大好形势，加深认罪服法”大会，政委在会上严厉地批判了少数犯人“利用林彪事件翻案”的“罪恶企图”。他那番狗屁不通、自相矛盾的“高论”足足讲了三个小时，有些话时隔四十年后的今天我还依稀记得：“……近来，有些人利用林彪事件刮起了一股翻案妖风，这些人自称早就看出林彪不是好人了，我就不信你比我们还英明？你比我们政治觉悟还高？”“我在此警告这少数人，认清形势，加深认罪服法，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任何翻案企图都不可能得逞！否则必将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沉重打击！”
这盆冷水兜头一浇，从此无人再敢“翻案”。
“林副统帅”之死，我们这些反过他的“现行反革命”不仅没沾到半点光，到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时，反倒和其他刑事犯们一样，统统成了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那次“批林批孔”运动把我们折腾得够呛。原先规定我们每晚学习2小时，为了配合“批林批孔”的深入开展，特地又加了1个小时，当时正是冷天，晚上3个小时坐下来，个个冻得通体冰凉，恨得牙痒痒的，但谁也不敢有丝毫不满，嘴上还得按照上面要求，把自己的犯罪和“林贼”的反党罪行挂钩，狠挖自己和林彪的思想联系，挖空心思将自己“打扮”成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少数不识时务拒绝自我“打扮”的，轻者小组批判，重则大会批斗，戴镣上铐。有个因开挖土机翻车压死人被判了两年的肇事犯，就因为死活不承认自己是林彪的“社会基础”，整整被斗了一个月。
中国的革命辩证法历来就是如此诡异，某位政治明星在台上耀武扬威时，谁若“攻击”他几句，马上就成为“现行反革命”；一旦这位明星倒台了，“攻击”过他的人则立刻又被摇身一变，成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我在十年劳改期间，曾先后有幸地成为过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到了1978年，正当劳改当局准备将我们纳为“四人帮”的“社会基础”时，幸好天变了，以至这辈子不过由于缺了最后这顶“桂冠”而未获“社会基础”四项全能资格认证。这是后话了。
“批林批孔”结束后，在我剩下的五年刑期中，林彪虽然没再“直接”打扰过我们，不过在长年累月的认罪服法教育中，每当我们深挖狠批自己犯罪根源时，总忘不了捎带上林彪。我们“现反”自不必提了，犯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盗窃、诈骗、甚至交通肇事罪的，无一不把自己说成是因为中了林彪的思想流毒才走上犯罪道路的，总之，林彪成了形形色色罪犯的“精神领袖”。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到那时，“林副统帅”的位置才被“邓副总理”暂时取代。
“林副统帅”的阴魂正式从我头顶上消逝是1979年9月。那时我刚十年刑满出狱不久，一个阳光炽烈的下午，我有幸接到了南京中级法院的平反判决书，那上面提到了林彪。法院对我的复查结论是“……所谓反革命活动，并无事实，应予否定；所谓攻击言论，主要是针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不满。因此，原以反革命罪论处，显属错判。”至此，林彪终于和我此生的缘分划上了句号。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八十年代一晃过去了，随着经济大潮的席卷，时间很快又推近到了二十世纪尾声。林彪，这个昔日曾经不可一世的储君，也早已随着历史的变迁，褪变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政治符号，而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根本不知道这个符号在他们父辈的往日生活中曾经意味过什么。就在这二十世纪末的1999年，大约是命运的一个小小安排，我竟然和这位28年前即已消逝的副统帅后人有幸得以结识。
准确地说，这位后人只能算是“林副统帅”的准后人——当年名噪一时的林彪准儿媳张宁女士。
当时她从美国回到故乡南京探亲，通过一个偶然机会认识她后，我和她见过几次面，并就某些同有感悟的话题闲聊过。
一位当年副统帅府上名贵的娇客，一个昔日身陷牢房的囚徒，在共同经历了命运的诡云谲波之后，悬殊的身份差距终于消失殆尽，使我们得有可能平等地面对而坐；而那年她差点随“三叉㦸”上天的命悬一线的险遇，和我当年就差半步即将被押赴刑场处决的危境，又何其相似乃尔！这为我们的交谈提供了契机。
在同她的几次闲聊中，我从未向她打听过半点当年林府的秘闻，她也只字没提过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们的话题几乎一直围绕一些只有劫后余生者才感兴趣的内容——对命运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包括对宗教的认识。有时我们也会谈到吃，她同我一样，很喜欢南京的一些地方菜。
有天在宴请她的席间，我同几位在场作陪朋友闲谈时提到了本文前面的那些陈年轶事，她在听我叙述的过程中，那张风韵犹存的脸上一直非常平静，几乎看不出任何表情。我讲完后，她优雅地伸出手来指了我一下，反过来又点了点自己，接着又指向上空停留了两三秒钟，然后平静地说道：“您，我，他们，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幸存下来的您和我是这样，”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抬起那双美目向空中瞥了一眼，“他们，也是这样。”
不愧是当年优秀的歌舞演员，虽然年过半百，语音仍然那样悦耳又富磁性。不过在她那宗教虔诚的后面，我总感到似乎在隐藏着什么。是多年坎坷积淀形成的睿智？是韶华渐逝后升华出的参悟？还是一种在命运面前难以掩饰的无奈？我说不清，但又不能排除它们。
又是十来年过去了，每当和朋友们闲聊中谈到林彪时（这是谈及中国近代史时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耳畔不由会出现张宁女士那段悦耳的语音：“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是啊，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否则，怎么说呢？
“林副统帅”，“亲密战友”，“‘九一三’事件”，“‘571’工程纪要”，这些当年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名词，随着四十年光阴的流逝，终于渐渐蒙上了一层历史尘埃，但于我而言，它们却像昨天才发生过似的，依然那样清晰，那样新鲜，那样令人瞠目结舌……
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我从来对它不感兴趣。我之所以对某些历史事件念念不忘，是因为它们正好发生在我的青年时代，林彪事件发生的那年，我刚刚三十岁，对一个行将就木的古稀老者，还有什么比三十岁的青春岁月更弥足珍贵的呢？与此相应的是，在我三十岁时身边发生的一切，它们当然将被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常爱回忆自己年轻时发生的故事，几乎是所有老人的通“病”，正因如此，当启之先生在林彪事件四十周年之际特邀我写一篇回忆文字时，我没有片刻的犹豫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啊，历史，四十年前中国的那段历史！
啊，青春，我那三十岁的青春岁月！
2011年5月14日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