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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变了一个人

1967年,27岁,男,T市某小学教师。

我非常注意“安全系数”——四月四日是我生命中倒霉的日子——钥匙链儿上的小手枪——我快成“核武器”了——里边与外边的一切刚好相反——后天的一对儿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个日于永远记着。生日不算,那是必然会记住的,没生日就没有你呀。我说的是另外一种——比如初恋、结婚、离婚、爹妈故去的日子等等。这日子,与你的生命紧紧相关。我也有个日子,是四月四日。

四月四日是个倒霉的日于。拿破仑倒霉是四月四日,阿里·布托被绞死是四月四日,张志新被枪毙是四月四日。我被逮进监狱也是四月四日。七〇年的四月四日。

我被判刑二十年,刑满到期应该是九0年四月三日。按年算的刑期,释放出来的日子都比抓进去的早一天,否则就多押一天了。所以四月四日这天,注定我倒霉。

直到现在,一到这天,就像我的死期来临,浑身不舒服,发冷,心里什么也不敢想。

这日子就像—个钉子,曾经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如今我被摘下来,可这钉子还在。深深的,死死的,钉在我心里。

我在监狱里蹲了十年,一直不知我为什么入狱,也不知为什么判刑。当法院念过我的“判决书”后,我惊讶地问:“这是我的吗?”直到我被放出来后才明白。不明白还好,不明白还觉得人家总有点什么道理,哪怕因为我踩死过一只蚂蚁。一明白,完了,人空了。好像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无边无际寒冷的宇宙里。

十年就像一把刀,把我切成两半。一半过去,一半将来,永远连不成一个整体。这感觉你不会体味得到——拦腰两段,还活着呀。

我过去像个傻子。活着好比做梦。

我本人的历史再简单不过。你写吧——四一年生的。小学、中学,中学毕业那年十八岁,没考大学,服从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我一直没离开过学校。一条小溪没拐弯儿就流进社会。这小溪,清澈见底儿。我活得真诚和认真。可是,上帝事先给我制造点麻烦,叫我投生在一个狗肚子里。

我父亲是个大资本家,盐业公司总经理。但他解放后就不做事了。他喜欢书画古籍,整天在家念书,玩字画,很少出门露面。由于他名气太大,当上政协委员,便做了一身严肃的中山装,逢到开会来车接他,就换上中山装,拄根拐杖去开开会。他收藏的字画都是上乘的珍品,一辈子赚的钱大多用在这上边了。很多大书画家,比如张大干、齐白石等等都是他的好友。我出生时张大千还为我画过一幅画——一块朱砂画的红石头上,趴着一条石绿色的小蛇,因为我是属蛇的。解放后他把这些珍藏一批批捐献给政府。比方那幅八大山人惊世之作,四十四尺长的《墨荷图卷》,恽南田二十四开的《没骨花卉册》,都是极精的精品呀!还有文徵明的《横渡春江图》,上面有吴门十八学士一人一段题跋。祝枝山以楷书名天下,但在这幅面后边有他一段一千多宇的草书跋款——这些画全叫我父亲捐献了。他这样做,一是真心做好事,二是想买一点政治资本吧。那时资本家都是这种心理。

这种心理也遗传到我身上,就给我的真诚加进点复杂性。一方面,我虔诚地进行自我改造。“血统”里有问题,便决心给自己“换血”,时适事事都争取好的表现。另一方面,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系数”。吾日三省吾身,几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儿自己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惹了领导不高兴;如果有,就觉得这个系数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儿说的话,做的事,叫领导表扬了,就觉得这个系数猛增,心里就稳当,踏实,有了安全感。我这样做,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上学时入了团,工作后当上团组织委员,工会主席,核心组成员。被领导视为“核心”,真叫我受宠若惊,报答之心就异常强烈,更加积极表现。我喜欢历史,对书画也着迷,同一位老先生念古书,学书法,这事也主动先向组织汇报,争得同意才去做。比方,我有套西装,淡蓝色的,只穿过一次。那次是元宵节,家里来了许多亲友,我穿上它对镜子一照,也觉得挺好看,可事后就觉察这是潜伏在血液里的资产阶级意识露头,必需防微杜渐,消灭它在萌芽中,这套西装便一直挂在柜里,再没动过,直到文革抄家时被抄走。

我找到一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在单位积极工作争取领导表扬+尽可能普通平常的衣装+谨言慎行=安全系数。

再用这安全系数+业余时间潜心诗文书画的享受=我的全部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最大的快乐是念书、背诵古诗、习字、作画。打开一个大漆黑柜子,把家藏的古人字画一件件搬出来,沉醉那笔精墨妙之中……现在年轻人恐怕会认为我活得可怜,是可怜!可怜得像只家禽。但最可怜的,是我当时觉得这么活得蛮不错,平静,自足,你看,这是我那时写的字:恬静、清雅、谨慎,这就是我。这是我的照片,很文气吧,还有点拘谨,嘿,就这傻样儿。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红卫兵抄家开始。我正在学校写标语,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我还是“核心组”成员。忽然一个老同学骑车来告我:“你们家抄了。”说完转身就走。我只觉得天旋地转。跟着就被放在一帮有问题的人里去了,交待家庭问题,挨批判。家里被抄得一空,那些字画珍品,石涛、高风瀚、任伯年、任阜长的名画全烧成一堆灰。你知道“生活没有了”是种什么滋味吗?突然一下,全部生活全没有了,好像一条鱼忽然给从水里拉出来,到空气里,就这感觉。什么安全系数?都是自己骗自己!安全系数——零!我就抱着这个巨大的零,其它任它什么,一点意义都不存在了。

一无所有的家。家里只剩下几个人,父母兄弟和我自己;自己只剩下吃喝拉撒。整天念语录,做检查,一遍遍重复地交持问题,大宇报上常出现我的名字,开头我总怕看见我的名字,可是这一切到了六八年,我已经相当习惯了。包括那些没有问题的同事对我没有笑容的表情,呼叫我名字时冷冰冰得像喊牲口的声调儿,我都习惯,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了。当亲眼看见一批批人挨打、被捕、坐牢、自杀,我想,平安,就是自由。或者说很具体、很实在的自由,就是平安无事。

我获得这“自由”大概没问题吧。

可是突然一天,我被扣起来。

事情弄明白后,我并不害伯。起因是六七年初最乱的时候,我弟弟一个朋友的父亲,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党委书记。他被做为走资派斗得死去活来受不了,逃出北京来躲躲。我见他困难,留他在我家暂住。我会烧菜,有时来几个老同学一起吃吃聊聊。一个多星期后他就南下去扬州的亲戚家。运动高潮过后他回到北京的学校。他比较有经验,为了争取群众团结他,就告发我,说我家有个黑组织。什么?忘恩负义,不不,忘恩负义在那时候是常事儿。

我想,这事我有根,因为叫我组织什么我也不敢。折腾一段时间,内查外调弄不出证据,就给我下了结论,说我属于那种“推一推、拉一拉的可以教育好的剥削阶级子女”,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把我放了。还发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一种由市革委颁发的毛主席像章,只有属于“革命群众”的人才发给一枚,相当于一种公民权,或者是现在的身份证。我就戴着这枚像章高高兴兴和一个姑娘结婚了。

结婚那天,望着我爱人,我还在想,从今天起,我喘口气儿也得想想别犯着什么,要不就会对不起这个肯跟我这个穷鬼作伴度日的女人。可是没想到四月四日这个倒霉的日子正等着我呢,我连这口气也没喘过来,结婚整四十天,六八年四月四日,公安局革委会突然来人把我抓走,关进监狱。这回我怕了,我没犯任何罪,怎么会抓我入狱?我想是不是他们抓错人了?我也不敢问,因为那时抓人是没错的。人好比养的小鸡小猫,抓起来,怎么能是错?

一进监狱,就必需穿监狱的衣服和鞋子。一大堆鞋子扔在那里,我摘一双大小合脚的穿。穿鞋时发现鞋帮上用红漆写着171号。我的心一激楞,心想坏了,我的犯人编号恰好也是171号。命中注定我进来。这叫命运的暗示。

当然,我还存在侥幸。因为我知道自己没犯过任何罪。谁知生活严峻得连侥幸也不给你。

我一连接受六次审讯,提审都是在深更半夜,问的问题极其奇怪。始终追问我一个问题——叫我交出手枪来。我想,这事肯定搞错了,不是我。我说,你们就是现在叫我出去弄一支来;我都不知道到哪儿去弄。我从小在学校,出来工作还是在学校,除去在电影上,见都没见过这东西。

六次审讯后,不再问我任何问题,好像只这一件做梦也想不到的怪事。

我被放在狱里,天天学习。这种监狱的设备挺特别,屋中间摆着一条条矮长凳,白天犯人们一排排坐在上边读毛主席著作和政治宣传材料;晚上把一块块大木板往上一铺,睡觉。门上有个巴掌大的小门,是看守的监视孔,只要小门一动,犯人们立刻正襟危坐。后来小门改成—块水银镜子,上边划上道儿,镜面朝里。看守夜外边看得见里边,里边只能看见亮光光的水银镜面,看不到外边,挺妙吧!这一来,犯人们谁也不敢再稍有懈怠了。有一次,我站在门前一照镜于,吓了一跳,我的脸色好难看,惨白,腮也凹进去,左右两个明显的坑,胡子老长,不像人样儿了。后来才知道,我传染上结核病。

我想只要他们查出我根本没手枪,就该放我出去了。一准是弄错了人,除非有人诬陷,谁呢?我是从来不会也不敢得罪人的。谁会忍心将我置于死地?再说北京的中学党委书记那件事已经结案了。

一天,忽然提审我,还是这手枪。

我有点急了,说:“这事没什么可考虑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敢冒犯官方。谁料这预审员没发火,反而态度温和下来,他说:“你别过早关门。我给你提个醒,你从玩具上想想。”

我可奇怪了,这种生死攸关严肃的事,怎么扯到玩具上去?我说:“玩具手枪我倒是见过,可您想想,我是当老师的,我也不能整天身上带个玩具手枪呀!”

预审员今天真有耐性,他说,“别急,你再想想,能带在身上的。”

我再一想,有!是钥匙链儿上那个小装饰物,两厘米大小,一个朋友送我的,是法国货。紫铜上嵌有银丝,很好看。我说:“有一个,是钥匙链上的小坠儿。”

预审员说:“对呀,你怎么不早交待呢?”

我听傻了。难道为个钥匙链抓我入狱吗?难道我能用这小玩意儿犯罪?家家都有菜刀,是不是也全都得关进监狱?我冲着他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他说:“你就把这问题写下来吧!”

问题?满天乌云了,脑袋里也糊涂一团。我就把这小钥匙链谁送我的,哪年带在身上的,哪时抄家被抄走,全写了。他还叫我照原样画个图。他看看我这份“问题交待”,点点头夸奖我说:“你这态度多好!”

从我被捕到判刑,只问过这么一件事,再没问过别的事,一放就放了八九个月。

开头我觉得这事弄清就该放我出去了。日子一久便纳闷,再久就觉得不对劲儿。有种灾难感。好像我被一种很古怪的魔手死死钳住。这手是谁的不知道。只是一种感觉。我逃脱不了。

果然,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小雪。有人叫:“171号!”我一出屋,许多全副武装的警察就上来,使绳子捆起我,把我押上一辆大卡车,车上还有别的犯人,弄到一个大戏院去公判。到了大戏院,我被命令站在一排犯人的头一个,那时头一个都是量刑最重的,大都枪毙。我想,我完了,没意思了。说什么,喊什么,也没用。我是一只该宰的鸡。那天有两个小细节很特别,在捆绑我时,一个小警察捏着我的手腕在袖筒里转了转,说:“勒得太紧,你就说话。”车子在路途中,常遇到树枝,又是这个小警察对我说:“低头,小心树枝。”那时是决不允许同情犯人的,但他说这些话并不背人。因此我想,我多半要被枪毙了,按常规,枪毙前总要对犯人客气一点儿。事后我才知道,这完全出自他本性的善良。可惜我当时那心情,已经不可能注意地看他一眼,记住他的面孔。

法院宣判我的罪行,总共三条:

一、思想极端反动。

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文化大革命各项政策。

三、文革中,以其家为据点,收听敌台广播,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

这三条,哪一条都是死罪。在我一片虚无时,只听台上叫着:“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我一听,才二十年?噢,又活了,没事了,那时并不觉得二十年多啊。

判刑后,我被送到××监狱服刑。先要对我进行服法教育。他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就感觉,这张判决书是我的吗?这些事我一样也没有,你们怎么也从来没问过我呀?”

我总这么说,就是顽抗,给送到监狱里一个非同寻常的学习班,叫做“血肉横飞学习班”。再不服罪就要挨打,血肉横飞,就这意思,凶吧?

可是老实说,我并没挨过打。因为我的结核病已经开始大口吐血,天天带两个口罩,手拿一个密封的塑料痰杯。—个多钟头吐一杯血。每次吐血时都想,这大概是最后一口了。

关了我四个月,我还是没法认罪。一天军代表和管教科长把我叫去,我穿一件空心大黑棉袄,手捧痰杯坐在一张凳子上。

管教科长说:“今天你有什么只管说,想说什么说什么,都可以。”

我说:“为什么预审时从来没问过我的事儿,都写在判决书上了?说我偷听敌台广播,可文革时我家被抄得光剩下地板了,到哪儿去找无线电听敌台?要写上这条,还得叫我现在去听才能算一条呀!我怎么认罪?您说。”说完我又咳嗽,一咳嗽喉咙就发痒,要吐血。

管教科长给我一杯热水喝。他“哗哗”翻我的材料,然后一推给军代表,也不避我,说,“看,又是这个!”

军代表看了,没吭声,两人沉了半天。管教科长说:“判刑有出入,我们解决不了,现在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必需要过认罪这个关,怎么办?我说个办法,从今天起不再提这个问题好不好?”

我说,“不是我提,是天天总对我提这个。”

管教科长说:“好,今后我们也不提了。我问你,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想,能不能批判自己的思想?”

我说:“这有,能批。”

管教科长说,“好,你回去准备准备,抓紧点儿。”

转天,监狱召集所有犯人,听我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什么家庭问题呀,白专道路呀,想成名成家呀,然后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一堆帽子。完事,管教科长就表态说:“他的自我批判很深刻,挖掘犯罪根源嘛,你们给他提提意见,说他挖的深刻不深刻?”

管教科长已经说深刻了,谁还敢说不深刻。这就算我认罪服法了,从“血肉横飞学习斑”回到监号里。从监狱里的监狱解放出来,虽然没出铁牢,究竟大不一样。好像从十八层地狱上升到第十五层地狱。

我挺感谢这位管教科长的。在那时,那个地方,人性就这么表现。没多久,他调到市公安局,可是我能被平反放出来,还有他帮忙。那是后话了。

一个人被判刑二十年,根本想不到活着出来的一天。何况我的结核病已经扩展到全身。肺结核、淋巴结核,腹结核,附睾结核……我快成了“核武器”了。监狱里的大夫倒是给我认真治病。只要我不吐血的第七天,我就去挖防空洞。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既不是为了积极表现争取早出来,也不是为了毁自己好早死。我已是四大皆空,心里相当平静了。你问我靠什么为精神支柱,我没支柱。虽然我是政治犯,我却根本不懂政治,那时的政治犯,都不是为政治而去“犯”什么,而是政治需要的牺牲品。我连自己为什么坐牢都不明白,哪来的精神支柱?死活听凭自然罢了。

老婆跟我离婚,妈妈来探监,我从来没掉过泪,不动感情,也不是故意不动,奇怪,没了。这倒挺好。在那里边,有什么感情、希望、信念,都会成为自我折磨。我什么都不相信了,人活成这个样子,有什么意思。唯一的消遣是写写字,把自己能背诵的诗文默写出来。我叫家里人送些雪莲纸,打成线装书那样的八行格,用真草隶篆各种字体一张张写,自称《古调陶然录》。

陶然,也不是自得其乐。无所谓乐,有乐必有苦。想乐,也是追求;无追求,一片自然。这是种以生为死、以死为生、生死相融的境界。没有这境界,我活不到今天,我身边多少人疯了,傻了,病死或自杀!叹,我这些话,你听得懂吗?

坐牢近十年,唯一给我印象深的是一个犯人,他原是公安局的一位预审员。

他告我他坐牢的原因:一次,他接受处理一桩很特别的案子,是件轮奸案。被告都是文革群众组织的一派要人,其中一个还是市革委会委员。

预审过程中,他发现原告诉说被害事实时,一次一个样儿,前后对不上,他就以“证据不确凿,不能立案”,向上报了。没过几天,上级一位大人物找他谈话说,根据形势需要,哪个人定什么罪,哪个死刑,哪个死缓,都已经定了。上边有要求,要他执行。叫他不要“反其道而行之”。谈话过后,他回家对老婆说:“我可能要出门很久,你别问我去哪儿,也别找任何人打听我。”然后就带着被褥到办公室,打开那案卷,在上边写了四个大字“刀下留人”。然后坐在被褥卷儿上等着。马上他就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在那个所谓“轮奸犯”被判刑之前,他先被判了七年徒刑。

我原先还总觉得自己的案子冤,不能成立,总猜想到底怎么回事,听过他的话,我连猜也不猜了。

天下如此,何谓之冤?

连冤都不觉冤,这才叫真正的超然世外。日子也过得顺溜了。以至感到“狱中才一日,世上已三年”。不知不觉,文革就过去了。

七七年的一天,我正在院里放风,贪婪地晒太阳,掐虱子,拔胡子。那扇上边架着机枪的大铁门旁有个小门房,有人在里边隔着窗子叫我名字。我过去,他走出来,原来是当年把我从“血肉横飞学习班”救出来的管教科长。他看左右没人,就说咱们走走,走了半天,他也没吭声,只是用手不断搓着他肌肉沉重的一张脸,搓得胡茬嚓嚓直响。待离人群远了,他低声说了一句:“你赶紧写份申诉,我明早来取,还在这地方。”说完就走了。

我怔住,站了半天。你看,这事儿,有意思吧。我写了张申诉,转天塞在他手里。

我呢,遇到这事并没有多大震动。石落古井,波澜不起了。

那申诉给了他一年多,没动静。如果我要是从那天起就满心欢喜,日盼夜盼,不是自己折磨自己吗?

这时我已经不干力气活了。在监狱的建筑设计室给一位当过建筑师的犯人当助手。我会画画,帮他描图。突然有一天,管教人员来对我说:“你把东西收拾收拾,你们家里来人接你来了。”

我去到管教科,哥哥弟弟都在那儿,见我就乐了。法院念了我的《裁定书》,就几句话,说我“在文革的言行,构不成反革命罪,通过申诉和复查,宣告无罪释放。”然后把《裁定书》恩赐一般递给我,又给了我十几块钱,一些粮票;一叠证明信,用于到派出所报户口,到粮店登记粮食配额,到工作单位报到等等。别的什么都没有,人就出来了。简单得和当初进去的情况一样,而且一样不清不白。

回家的一路上,看到人流往来久别的人间,熟悉又陌生,亲切又奇怪。宇宙飞人回到地球上也是这种感觉吧。到了家中,亲人的气息,一切旧时旧物,所有眼见的细节一下子都勾起回忆,忘掉了的又都唤醒,我心里可有点骚动。我终究还是凡人,没成仙。可我没掉泪,不是我心硬,确确实实是心淡了。我的平静,大概叫家里的人吃惊不小。也许正因为我这从外到内整个一个人全变了,才使得家里人哗哗流泪呢!

一周左右,法院来人给我一张传票,蓝色的,叫我去一趟,并告我:“你可以请公假,可千万别误会,是我们领导想找你谈谈。”

我一进法院,这位领导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上来搂着我的肩膀说:“来了,来了,这回头次见面,咱们得好好谈谈,要是不谈,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呢!”

我好奇怪地等着他说。他说:“文革中有个二·二一讲话,你知道不知道?”

“不记得了。”我说。文革初期我对社会上谁斗谁一直都搞不清楚,也不大关心。

他说:“二·二一讲话后,江青批判这里的军管会说,‘你们的阶级斗争搞的不好。上海、北京的资本家子女都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的,都及时抓了。你们城市有那么多资本家子女,怎么会一个反革命集团没有?’于是,这里的军管会就赶紧抓一批资本家子女,你算其中一个,因为你不是在这之前看过北京一个中学党委书记揭发过你的事吗?可是在调查中又找不到你和其他人之间的任何联系,没法打成集团,也不能放,总得搞出一两个来往上报,所以判决书上说你是‘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既算集团,又不是真正的集团。所以你没有同案犯,是不是?这就是你真实的情况。”

不明白便了,明白了更是一片空茫。

他接着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我比你更惨,你坐牢十年,我十一年,不过,比你早放出来几个月。中央派我来查这里的冤假错案,我调查时发现有两个奇怪的案子,其中一个就是你的。材料和判刑没一点相符的。我也看到你一年前写的申诉,所以我很快着手把你的案子平反处理了。算了,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还年轻,前边的路还长着呢,对吧!对于你们单位,千万别怪怨他们,连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再说句老实话,县官不如现管,聪明点儿,别再找麻烦了,我对你说的全是肺腑之言。愿意听我的这些话吗?”

他的热情带一股冲动。要是十年前,我会拥抱他,可是此刻不过微微一笑。嘿嘿,我早已听其自然了。

人在监狱里和在外边,正好相反。

在外边,盼好不盼坏;可在里边,盼坏不盼好,如果有好事找你,你就嘀咕了。比方叫你换件衣裳回家看看去,好事吗?坏事!多半是你爹死了,妈病危了,老婆怎么样了。要是反过来对你特别凶,斗你,没事儿,很正常,监狱里还能请你喝啤酒吗?可是如果你在外边挨斗不正好是坏事?

再说,监狱里的大门,锁着的时候,里边准有人,开着的时候,里边准没人。外边不正好是,开着时有人,锁着时没人?要不小偷为什么都会撬锁呢?还有,监狱外边的锁全在门里,监狱里的锁全在门外,也完全相反吧!你想想,是不是?

在监狱里,要认为你管教的好,睡通铺。人多时,一个挤一个,最窄每人只有七寸宽的地方,夜里撒泡尿回来就会找不着自己的铺位。但要是认为你不老实,危险性大,反而叫你睡单间。待遇也是相反的。

吃饭,在里边是永远吃不饱的,饥饿感特别强。我一顿吃四个窝头还不觉饱。每天分饭时,眼睛都瞪绿了,可是如果今天让你尽情吃饱,这一下不知出什么事,照顾照顾你,这一照顾准枪毙。

最奇怪的是,我被放出来后,总做梦被关在监狱里出不来,撞笼呵,可是在狱里,从来没做过一次困在牢中的梦。梦里哪儿都能去,名山胜景,世界各地,哪儿好去哪儿。有的梦现在还清楚极了。比方一次做梦,在曙光电影院门口,乘一辆大汽车,车上都是熟人,是谁不知道。车开了,两边全是花园洋房,讲究,漂亮,哎哟,像童话里那样一幢幢尖顶小楼,各式各样,亮着灯,好看极了。我走进一个小拐角,青草小道儿,挺黑,模模糊糊有个中国式亭子,式样挺特别,是两个半个的亭子连在一起的,大柱子,花格扇,里边卖吃的,都是我最喜欢吃的,我就吃呀吃呀,可香啦……

但这种梦,我放出来后,想做也做不出来了。

直到现在,我还是怕遇到好事,不怕坏事。人家告诉我说,要把我的书法送到全国展览,我忽然莫名其妙地犯起嘀咕来,不知有什么坏事,麻烦,跟在后边。

我并不麻木,而是很少有事使我特别激动。你激动是为了什么好事吧,可你怎么知道它一定是好事?你激动是为了坏事吧,但它真是坏事又该如何,又能把你怎么样?你看我,那些年在外边费劲挣“安全系数”,好像系数挺高,其实屁用不管。人家对你真的怎么样,等到揪你时才能看出来。当把你放回来,落实政策了,人人对你笑,挺好吗?假的。因此……因此什么呢?因此我的老同学说我现在比较任性、放肆。做事说话都任自己的性子,很少考虑别人。这看法我承认。任由别人的结果我尝到头儿了,现在只能任由我自己。

我的前妻已经另跟别人结婚了。她有个孩子,不是那人的。我是在和她结婚四十天被捕的,那是四月四日,倒霉的日子。这孩子是十月底生的。我前妻说是她抱来的,不是我的。孩子的模样很像我妹妹,我也不深究了。我有时去看看她和孩子,像老朋友一样来往。这孩子和我有种异样的亲近。当然,亲近并不能说明什么,我也不要求说明什么,亲近就足可以了。事该如此,就是命该如此。

我自从在监狱里得了附睾结核,性功能完全丧失。监狱里的犯人闹滑精、手淫,我全没有。出来后也不想再结婚成家,当一辈子人间高僧吧。后来碰到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我公开说,我这方面不行了,没料到她说,她以前生孩子难产,腹腔发炎,动手术把女同志烂七八糟那些器官全摘完了,也没这方面要求。我们就结合了。两人都没这种需要,谁也不惹谁,相安无事,互相照顾,反而更是谁也离不开谁。这才真正进入了无欲境界。也叫做天生的一对儿,不,认真点说,应该叫做后天的一对儿。

有—天,翻腾落实政策后发还的旧东西时,忽然碰到文革前我写的一幅字,很令我惊讶。好像我写的,又像另一个人写的。我才意识到,我完全变了,变了一个人。无论如何跟以前接不上气了,回不到那趟道上去了,我却并不伤感。我很清楚,伤感是帮助命运害自己。干什么再跟自己过不去,就照自己现在这样活吧。别害别人,也别害自己。

我只相信,谁也无法把我再度变回去。

创造了人的上帝,曾经被“文革”战败。

(选自冯骥才著《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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