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一切法规一旦“从严”就是忽悠呢？
对法规制度、章程规则，进行“从严”处理，貌似严厉，实则是对法规制度、章程规则的藐视，甚至是无视。
为什么这么说呢？
简言之，法规制度既然能够“从严”，必然可以“从宽”。
换言之，对法规制度的“从严”或“从宽”，实质上都是将硬性的法规制度，变成了可以变通、能够伸缩的软性“家法”，是将刚性的法规软化。
将法规“软化”，实质是以人治取代法制。是将法规转换成潜规则，使之为长官意志服务。
无规矩不成方圆。
这个“规矩”，就是法则。执行法则若宽严有别，规矩则方圆各异。长此以往，法规势必成宽严无度，方圆变形之态。
最典型的是“严打”。
一九八三年夏，邓小平发出的“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指示，首提“严打”，开文革后情绪化执法先列。
对犯罪分子的量刑应根据罪行，依照法律判决。“从重，从快”，践踏了法律。当时，有很多有伤风化的轻微涉嫌犯罪的当事人，都被随意判处了死刑。
这次“严打”，造成很多冤假错案。事后虽有纠正，但人死不能复生。
在这次“严打”中，竟然轻率地把判处死刑的权限，交到县区一级法院，同级的党委领导居然可以直接决定判处死刑。政策处置大于依法处置，滥用重刑导致量刑失衡。这就必然致使司法不公，酿成大量错案，严重损害了法治。
长期以来，依靠部门政策而蔑视法律刑典，是我们的传统痼疾。按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控制犯罪“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领导意志，秒杀法律。
这种“从严”的另一面，就是“从宽”。
既然能够“从重”，必然可以“从轻”。
现在，我们看看那些罪大恶极、中枪落马的众多贪官污吏，他们中有几人被判死刑？这种走过场的宽判案例，还需要举例说明吗？
“从严治党”也一样。
国有国法，党有党章、党纪。严格按照国法、党章、党纪、认真执行就行了。除此，还怎么“从严”？
难道对于该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的党员，我们将他“开除党籍”就是“从严治党”吗？
这是处罚过重。
反之，对于那些应该由司法机关量刑的党员，我们给他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就能了事吗？
这绝不是“治病救人”，这是纵容。
事实上，我们的法律，对各级党的领导干部，从来都是虚设。
至今为止，我们尚未见过一个违法乱纪、罪大恶极的“大老虎”，是有公、检、法、司法机关独立侦破抓获的。他们这些人，都是在被上级纪委“双规”后，再移交给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上一级纪委不插手，地方党政领导，就是当地纪委、公、检、法机关单位名正言顺的上级领导。在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下，纪委、公、检、法机关，不仅不敢对其违法乱纪的上级领导立案侦破，还要对他们无条件服从。
在这种扭曲变形的法规制度下，执法机关对上级领导的违法乱纪，无法可依，无权过问，甚至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帮凶和保护伞。
可见，只有严格执行党纪国法，才能保证法制的公正性。
严格执行国法党纪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废除特权。
只要有特权，就必然无法制。
特权，就是法外之人。法律法规，如果对具有“特权”的人没有约束力，对其他人必然也成虚设。因为“特权”的大小，“可以”决定其违法乱纪不受惩处的程度。
自不正不能正人的古训，绝非虚妄之言。
“自己一身毛，说别人是妖怪”，“自己一屁股屎，说别人不干净”，是公认的笑谈，只会徒留话柄。
享有特权的人，对于法律法规的运用，必然是对他人严，对自己宽。都会因人而异地滥用重刑和滥用宽刑，这是他们的常态。司法公正，早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
这就是人治。
人治最大的特征，就是对于法律法规制度的宽严随意。
能够对法律法规制度宽严随意应用的人，必然是具有特权的领导干部，而不是老百姓。
所以，践踏蹂躏法律制度的人，也一定是官员，而绝非是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