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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反对派”用自由思想启蒙民众有什么错?

中国大陆经济学家茅于轼之所以“获罪”,即个人在新浪微博上的账号受到销号处理,剥夺其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就是他不该宣传自由主义思想,想利用自由主义影响或叫启蒙中国民众,包括一大批年轻网民。《环球时报》1月24日署名“单仁平”发表的《茅于轼决非榜样,而应是一个教训》的文章中,评论茅被封杀事件,就指责茅等人是在用“自由主义思潮对人们的洗脑”。

众所周知,在中国大陆,凡用“思潮”,往往都是负面的,因此,胡锡进不说茅于轼等人用“自由思想”而用“思潮”——“思潮”嘛,当然是要不得的,于是胡锡进的指责也就站得稳稳当当。我们不知道,所谓“舆论反对派”或“否定派”,包括年近九十岁的耄耋老知识分子茅于轼为什么要用“思潮”而不是“思想”?如果有谁说茅于轼用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中国大陆包括青年人,本人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可让人想不通的是,如果用自由主义思想启蒙年轻人,有什么不好?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如果什么都懂,就是不懂自由,那么,这个国家放眼望去,就是一个“大奴隶场”,而一个大奴隶场还有什么生气,而没有生气,还怎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为世界民族之林是不欢迎这样一个“大奴隶场”的。茅于轼在接受生活在大陆的“舆论反对派”綦彦臣先生电邮采访中也认为:“中国百姓的启蒙还没有完成。由于当局不断洗脑、打压言论自由,启蒙过程反复很多次。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是潜在的烈祸之源。”(《茅于轼电邮答六问》,见2017年二月号香港《动向》)

当然喽,不管如何打压,如何反对自由主义思想启蒙,用刚去世不久的周有光先生的话说,一个国家,实行自由民主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人类发展趋势,“逃不过的,中国迟早要走这条路”。现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不实行民主自由,不过是拖,用个不好听的词,就是苟延残喘。拖对谁有好处呢,我看对谁都没有好处:民众难受得要死,而统治者也担心得要死,生怕哪一个早上中国也像苏联一样,自己的统治权力没了。所以说,早一天实行民主,这个国家也就早安定一天,统治者也早一天睡个安稳觉。

再说,不许老人启蒙年轻人,难道要年轻人启蒙老人?一个国家,难道就是要国民包括一代代年轻人就像现在这样懵懵懂懂生活下去?温家宝在位,每年春天全国两会结束答记者问时他都有一番表现,记得有一年,他甚至背出了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要结尾处最有名的那句话:“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邓晓芒教授译文)而也正是这个康德,最看重的就是对人的启蒙,并在六十岁时,很可能是在做大部头专著之余又写了一篇在我看来极为重要的文章即《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也有人译作《问答:什么是启蒙运动》),有心的读者不妨找来读一读,康德这篇文章是很能启蒙人的。

中国大陆当下,其实就是统治者不喜欢民众被启蒙,不喜欢民众太自由,不懂自由对国家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谁如果向民众特别是向年轻人宣传自由民主,宣传公民社会,这个政权就一定容不下他。其实,喜欢自由,不是哪一个人的天性,而是整个人类的天性,因此,任何反对人类自由者,都是人类的敌人。

事实上,我们总会发现,大凡反对自由者,主要是反对别人的自由,绝不反对自己的自由。古今中外的皇帝,什么时候拒绝过自己的自由呢?对他们而言,自由同样是多多益善。前几天听大陆央视新闻主持人在播报新一届“核心”召开一个什么安全会议时,首先就念出他一大串头衔,让人听了实在别扭死了。有人恨不能把这个国家所有大小权力都“一肩挑”,也不怕把自己的身子累坏了!

一个人需要自由,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同样需要自由。我们可以这么说,没有自由,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人类;没有自由,美国就绝不会有如此强大。美国的强大,不是因为别的,正是得益于这个国家的充分自由!

没有哪一个国家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有美国多,没有哪一个国家对现代人类的贡献比美国大。为什么?一些脑子进水的人从不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自由,充分的自由,加上完善的法治。一个连枪支都可以合法买卖的国家,还有什么不自由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甚至认为,要彻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连货币都可以让银行自由发行。

提到哈耶克,顺便多说两句。哈耶克虽然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并因研究人类市场经济而获得诺贝尔奖,但人们更看重的还是他是一位重量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有一本谈自由而后人估计很难超越的著作,这就是《自由宪章》(也有人把它译作《自由秩序原理》)。只要你读了这部著作,不仅明白自由对于人类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而且你也明白了美国为什么如此伟大,美国为什么总是希望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能像美国一样充分自由;因为一个国家的自由不仅可以给本国民众带来巨大利益,同时还可以造福于整个人类。从这一点而言,一切诬蔑自由美国的人,都是因为自己的脑子要不进了水,要不成了浆糊;而把一切赞美美国自由的人说成是“美狗”、“汉奸”,恰恰反证了这种人思想的不自由,狭隘,乃至龌龊。

一个不自由的国家,也就没有个人的自由。中共对这一点一直存在偏见,也可以说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其实这有很合理的解释,也正是美国最应该受到尊敬的地方。他们把国家等同于一个人,只有群体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这个国家才能算是真正自由的,而人类也才能从中得到相对更大的益处;而只有所有的国家都充分自由了,整个人类也就都能相互享受到充分自由给每个国家带来的益处,而不是像现在,一些专制独裁国家多年来只享受充分自由国家的发明创造成果,而自己对人类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这样一说,再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环球时报》对茅于轼先生的指责,是非对错也就一目了然。“单仁平”在《茅于轼决非榜样,而应是一个教训》这篇文章中煞有介事地批判包括茅于轼在内所有批评中国大陆统治者的人们:“着迷于做‘舆论反对派’的人,他们对‘建设性’的理解与大多数人的认识有着常识性差距。他们有可能搅局,从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视角来诠释他们所谓的‘建设性’。而我们所说的建设性建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上,两种‘建设性’的区别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目了然的。”

这里且不去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多么荒唐(本人曾发表过专文批驳),只说“单仁平”这里的“大多数”,其实就是指像山东济南讨伐邓相超教授的那一群愚民,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就是要用这“大多数”愚民来实现“中国梦”。可胡锡进忘了,当真要实现中国梦,当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的“民主、自由、法治”(除非你说这些都是欺骗世人的),就不应该忘记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是如何说的,这就是:“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本人有时简直被《环球时报》搞糊涂了。我不能相信,胡锡进没有读过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这篇文章,不能相信胡锡进读这篇文章时没有注意到这段话,尤其不能相信胡锡进见识低劣到不认为他的本家胡适这些话是正确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只能说,很可能就是胡锡进是一个因思维异常导致人格分裂的人,如果再借用一句老百姓骂某些读书人的话,那就是胡锡进“把书都读到狗肚子去了”。

此外,在环球时报在胡锡进眼里,一个人,只要有了所谓“政治符号”,而这个“政治符号”又恰恰是他胡锡进所不喜欢的,那么,你说什么都有可能是罪过。比如,他说“在茅于轼获得的支持中,自由派的支持和西方的支持最为抢眼”,又因为“抢眼”,“久而久之,茅于轼成为了一个政治符号,……舆论场都给了他那样的定位”,于是嘛,这也成了茅于轼先生的“罪过”。真是应了那么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017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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