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上级忽然重视起了社区治安的整体防控，印制了大量有片警信息的警民联系卡，挨家挨户发放。这些卡片最终的归宿是和紧急开锁、疏通管道的电话号码一起，散落在各个小区的墙面与地面。
初入警队，荷尔蒙多到可以尿出来的我，一心想要多破案快破案，因此动了点小心思，跟辖区内的片警商量好了印制警民联系卡时，在后面多加了一个我的电话号码。
袁晓文就是这样在初秋的一个夜里联系上我的。
“阿sir，有没有时间呀？”
“你好，哪位？”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有线索给你，走点小货（贩毒）的，要不要来看看？”
说完这句，电话里便传来粗重的喘息声。
简单问了下情况，存下了号码，我带着几个同事去了电话里说的那个小区，他在小区门口等我，我坐在车里观察了他一会儿。
空气很热，他却裹着肮脏厚实的夹克，粗麻裤配人字拖，来回踱着步，右脚有点瘸，伸头望一眼大路两头，又悻悻缩回去；月光很冷，他却戴着茶色掉漆的墨镜，一支烟嗦到临近过滤嘴，还要拿在手上看一眼，再放回嘴里猛吸一口，烟光燃到极致，折射他有皮无肉的侧颜。
我回头跟同事说，也是个粉子鬼，大伙歪歪嘴，一脸嫌弃。
“人在哪里？”我走到他身边，冷冷问了一句。
他显然被我吓到了，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又快速转过头，把老鼠见到猫的慌张藏进了茶色镜片里，冲着小区某一栋一楼库房撇了撇嘴，一条青鼻涕在胡渣上闪着迷幻的光。
这天晚上，我什么人也没抓到，也没搜到任何毒品，准备撤的时候，袁晓文走到车旁，想把手搭在车窗上，犹豫了一下又背到身后去，弯下腰喏喏地说：“警官，可不可以给点钩子费呀，太难受了，嘿嘿。”
“你的脚怎么回事？”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前几天偷手机被人发现了，追了我好久，摔的，手机被人拿回去了，还挨了顿揍。”
“以后别碰这种东西，这就是给你最好的报酬。”我热情地扯开了话题，又冷漠地扯回了话题。
火花塞碰撞，发动机轰鸣。
二
再次接到袁晓文的电话，是国庆长假期间。我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袁晓文”三个字，不知道该不该接，一是因为上一次提供的线索没用，我对他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二是因为我很久没有休假了，我不想因为一个不靠谱的人浪费自己的休息时间。
屏幕就这么忽明忽暗着，我愤怒地接通了，深吸一口气准备痛骂他一顿，却被他第一时间说出的四个字顶了回来。
“我要自首。”
“你想自首什么？”
“半年前烟水亭那边四家手机卖场被盗是我干的，两个月前南湖公园里的持刀抢劫是我干的，昨天我还在步行街上顺了一个钱包，这些东西都被我卖了换钱，钱都买了货。”袁晓文一口气说完这些，又是没完没了的喘息声。
我把他带回了单位，讯问室里气氛友好和谐，问答题不用求助场外观众，选择题不用去掉一个错误答案，整个过程一气呵成。讯问视频刻成光碟从刻录机里被吐出来，我一边包好一边问他，为什么要来自首。
“我一分钱都没有了，我的脚越来越痛，走不快跑不动，偷也偷不到，抢也抢不到，我太饿了，你把我关起来，我就想每天有东西吃，牢饭也很香呀。”
“你脚什么状况？”我一边说一边撩起他的裤腿，一大片的淤青从小腿中段蔓延到袜子里，中间嵌着七八个血洞，大小如小指，边沿肉翻起，伴随他想象美味牢饭的激动呼吸，缓缓的往外流着血与脓的混合液体。
“你这脚哪里是摔的，是开窗了。”
袁晓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说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有饭吃就行。我买了水和盒饭给他，狼吞虎咽吃完，哼着小曲儿接过我递给他的烟，礼貌地轻拍我给他点烟的手，闭上眼，满足地吐了一个油腻腻的烟圈，然后睁开眼对我说：“这饭菜烟水都没有海洛因，可是，真他妈香。”
这一夜，我仍然没能顺利结案，袁晓文除了下肢溃烂，在体检过程中还发现了活跃期的肺结核，被看守所和戒毒所拒收，我想到自己在不透气的讯问室里跟他共呼吸了一晚上，忍不住骂娘。
三
我有预感过不了多久袁晓文还会找我，因为他已经失去了被人利用的价值，也失去生存的能力，甚至失去了简单犯罪的能力。二十天后，我的预感成真了，袁晓文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医院，医生见死不救，要报警。
当我走到他所在的病房门口，我就差点吐了，隔着门就能闻到巨大的腐臭味，至今我仍然认为这是我在活人身上闻到的最臭的味道。
鼓足勇气推开门，摆放了六张床的病房里只住了他一个人，身边有一个医生、两个医院领导和两个派出所民警，他们看我进来就准备跟我介绍情况。
可我根本没有心思听，空气中弥漫的腐臭味从七窍钻进身体，我的鼻腔、口腔、胸腔都被厚重的味觉刺激粘在了一起，我打断他们的介绍，在医生白大褂里摸索着口罩，戴上第四个，才感觉黏在一起的各种腔有了一块喘气的空地。
主治医生简单介绍了一下袁晓文的病情，医学名词我也理解不了，通俗地说整个下半身大面积腐烂，还身患多种重疾。
两个医院领导接过话茬儿继续说，院方考虑到病人被120送来已经7天，无法支付任何费用，并且病人散发的气味不仅影响了这间病房的使用，甚至影响了这一层病房的使用，所以不想再收留这个病人，但又怕病人万一出现什么意外，病人家属会来闹事之类的，病人又不肯透露家人的联系方式，院方也想借公安机关的力量来联系病人家属，做通病人思想工作。
袁晓文躺在病床上，床单已经被血液、腐液、尿液和排泄物弄得湿漉漉的，他歪着头看我，眼里空洞得可怕。我不知道该对袁晓文说什么，我只是忍住恶心，坐在他的病床上，尽管我浑身不自在，可我一直盯着他，一直盯着他，直到他眼里重新闪现出求生的光。
他写了两个号码给我，一个是他哥的，一个是他母亲的。
病房里，我当着医院领导、主治医生和派出所民警的面，先拨通了他哥哥的电话，他哥哥在听到“袁晓文”三个字的时候，直接挂断了电话。
袁晓文在随着“嘟……嘟……”的声音苦笑着摇了摇头。
接着又拨通了他母亲的电话，是一个苍老的女声。
“你找谁？”
“你好，是袁晓文的母亲吗？”
“我不认识他，你打错了。”
电话没挂断，但也没有了任何声音，留下面面相觑的我们。约摸过了一分钟，一个浑浊的男声从电话那头传来。
“我是袁晓文的父亲。你是谁？有什么事？”
我把袁晓文的情况和医院的态度在电话里向他父亲做了说明。他父亲让我把扬声器打开，我说我开着的，电话里随即传来袁晓文父亲突然变得铿锵有力的声音：
“请你们录音，你们别救他了，袁晓文无论怎么死的，我们家属绝不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的责任。”
我拿着电话楞在那里。院方却如释重负，立刻向袁晓文表明态度，“你如果选择继续留在医院，医院不会给你提供任何救治措施。如果你选择现在离开，院方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可以给予你一些补偿。”
我还没有从袁晓文父亲历经岁月折磨的声音里缓过神来，袁晓文已经拿着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五百元钱蹒跚着走出了病房，连头都没有回一下。
四
三天后，我接到了袁晓文第四次打来的电话，只不过电话那头不是袁晓文，而是120急救车的医生。
那是一片刚刚拆迁的工地，袁晓文是被过路人发现躺在路边的。路人拨打了120，急救车赶到时袁晓文大腿根部还插着针管，已经没了呼吸。
自从上次把医院折磨得够呛后，我们这个小城市里仅有的四家三甲医院互相通了气，私下把袁晓文列进了拒绝接收的黑名单。小医院不具备这样的医疗条件，自然不会接收，所以120急救车拉着袁晓文在城区医院碰了一圈灰，又拉回到了最初发现袁晓文的地方，在他身上翻出了手机，而手机里，只存了我一个人的电话号码。
从第一个电话到第四个电话，只隔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秋天都没过完，袁晓文就永远冬眠了。
一个小时后，殡仪馆的车缓缓开来。
我看着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把袁晓文放在裹尸袋上，想象着他被推进火化炉的那一刻，仿佛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条白色粉末整齐码放在一张锡箔纸上，一把畅快的火，送他一场美丽的幻象。
因为没有人为他办理死亡销户，这个名字至今还静静地躺在全国吸毒人员库里，面若冰霜，双唇微张，仿佛对库里其他295万迷途的人说着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