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报刊、广播、电影（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凡是有人烟的地方就能看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幅大标语。据说有人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进行阶级斗争就是要粉碎他们的阴谋。
说实话，未出校门之前，“阶级斗争”对我而言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关它的知识全部来自书本上和老师的教诲，头脑中的“阶级敌人”早已公式化如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之流，他们一个比一个残暴奸诈荒淫无耻。1964年9月我落户到川东北大巴山社办林场不久，就有幸目睹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并参与其中。
记得那是到达林场的第三天，一大早公社书记就上山来到林场，告诉我们今天不用出工，参加批斗大会。当时我们初到林场，临时住在农民腾出的房子里。那是一座三合院，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厢房。男生集中住在堂屋，女生住在厢房，三合院的中间是空坝，开会时可容纳200多人，主席台就设在堂屋门口。听说要参加批斗会，大家都为能亲眼见识阶级斗争而感到兴奋（现在想来那似乎是专为我们安排的），有人事后还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上了一堂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课。”
吃过早饭后，参加批斗会的农民陆续来到会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大多穿着用家织的土布做成的衣服，颜色是极其难看的青蓝二色，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分男女头上都裹着白布头帕，和我们的衣着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坐下后，男人们就开始卷叶子烟抽，妇女们有的忙着纳鞋底，有的敞开怀奶孩子，会场上顿时烟雾弥漫，人声鼎沸。
被批斗的是一个姓何的地主，大约有40多岁。他也穿着一身破旧的粗布衣衫，除了左胸缝着块儿写着“地主”两字的白布外，和其他农民并无两样；他身体干瘦，头发和胡子花白，这也和其他农民无甚区别，只是脸上的表情是卑怯的，这和我们想象中的地主大相径庭。他站在主席台下，面向批斗者，低头弯腰。他的老婆和几个儿女坐在第一排陪斗。
批斗会开始，先由公社书记宣读他的罪状。我们初到大巴山，对川东北话不熟悉，听起来很吃力，边听边问总算弄明白大半。原来他的罪状是故意把自家饲养的牛放出去践踏了生产队的庄稼，这充分暴露了他对人民公社的仇恨心理。姓何的地主嗫嚅着说：“我有罪，我破坏了集体财物，我不该让牛挣断牛鼻索跑出圈去……”他话还没说完，人群中就有人大声呵斥他：“你还在狡赖！你明明是故意的！”公社书记高声说：“社员同志们，知识青年们！敌人是狡猾的，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我们要随时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听了公社书记的话，几个男知青愤怒地冲上前去揍那地主，直打得他双手抱住头，连连躲闪，嘴里哇哇乱叫。人群中马上有人喝彩：“打得好！”受到这叫好声的鼓舞，我不假思索地大步冲上前去，对那地主说：“把你的变天账交出来！”因为我在学校上政治课时，老师告诉我们，地富分子都有一本“变天账”，上面记着谁分了他的田地和财产。一旦国民党反攻大陆回来，他们就要挨家挨户变本加厉进行清算。那地主鼻孔流着血，昏花的眼睛木然地望着我，似乎没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气愤极了，一耳光抽在他的脸上，然后又踹了他一脚。地主倒下了，他的老婆哭喊着扑上前，跪在我面前哀求我莫打了。我心里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但随即看到坐在前排的他的几个儿女眼里露出仇恨的目光。
批斗会结束后，公社书记表扬了我们，说我们阶级立场坚定，敢于和阶级敌人作斗争。他同时又提醒我们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注意提防地富分子的报复。他的表扬使我们都很兴奋，大家议论纷纷，都认为今天收获很大，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第二天中午，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一个十三四岁的农村女孩背着菜走进院子。我们初到林场，没有菜吃，公社领导号召附近生产队的农民为我们送菜，所以几乎天天都有人送菜来。看见这个农村女孩送菜来，我们赶忙收下并连声感谢她。她放下菜却磨磨蹭蹭没有走的意思。正当我们感到奇怪的时候，那女孩鼓足勇气小声说：“知青哥哥，求你们以后别打我爹了……我爹现在都起不了床……”
“啊！”一瞬间我们醒悟过来：她是被批斗地主的女儿！我们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突然间不知是谁说了声：“狗地主想收买我们！”这句话提醒了大家，众人捡起菜朝她扔去，边扔边说：“谁要你的菜！想收买我们？没门！”
那女孩愣了一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转身跑了。看见这种情景，几个女知青不满地嚷道：“不要太过分了！欺负人家小女孩算啥子英雄！”
这天夜里我失眠了，脑子里总是重现批斗会的情景和送菜小女孩饱含泪水的眼睛，还有她哀怨的神情。
我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懂礼貌，要与人为善。我从来没和别人打过架，更别说先出手打人，在老师眼里我从来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为自己在批斗会上的举动感到惊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思索着。答案其实很简单：我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正在劳改中，我无非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与反动阶级划清了界限！
后来与农民交往多了，才知道姓何的地主在当地算一个人精。新中国成立前，他家原本也不富裕，但这家伙脑瓜子活络。大巴山到处是桐子树，盛产桐油，当地农民用来点灯、漆水桶，除此以外别无他用，因此卖不上价钱。这姓何的不知怎么打听到桐油在外地是紧俏物资，就低价收购，贩运到成都卖大价钱，不久就富起来。临到新中国成立前一年，附近一个财主家因抽大烟家境败落，姓何的就趁机低价把他的十几亩田地买过来雇了几个农民耕种。新中国成立后搞土改，按政策他自然被划定为地主成分，而那卖地的财主反倒成了贫农。这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难怪农民谈起他时笑他“捡了顶地主帽子戴”。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为自己当初的举动感到不安。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我那中央大学毕业、曾当教授的父亲被造反的红卫兵“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用带铜扣的军用皮带暴打直至惨死，那简直就是上天给我的报应。有人说“与人斗，其乐无穷”，我看未必！它除了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仇恨，还能有什么作用呢？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靠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哪里靠的是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呢？这是后话。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还多次被叫去参加全公社的批斗会。常常是几十个地主富农被民兵用枪驱赶着来到会场。他们衣衫破烂，表情呆滞。印象中最深的是一个80多岁的老地主婆，走路颤巍巍的，似乎站都站不稳，由她的两个儿子搀扶着也来挨斗。他们左胸前都缝着一块标明地主或富农身份的白布（后来上大学时读了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著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后，才知道这种做法源于纳粹德国。那时在德军占领区的犹太人都得在左胸上缝上一块白布，上面画上一个黄色的六角星，表明自己是犹太人）。批斗会的形式一般都是先控诉他们的罪恶，然后专门有一人带领大家高呼“打倒×××”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口号，会场气氛肃杀。
最初参加这类活动还有新鲜感，逐渐就感到索然无味。到后来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的父母也被批斗，同病相怜，大家终于对这种阶级斗争失去了兴趣，再逢开批斗会就纷纷当逃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