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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和马丁•路德•金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陨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学辩论时,我的出口成章让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文革后期清队时还有人在背后告了我一刁状,怀疑我参与了《出身论》的写作。唉!我倒是想来着,但哪有这种机会和水平。

说《出身论》是中国六十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他判定这付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于这付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帐。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遇罗克宣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遇罗克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认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当时有一种说法,因为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让他们经受更多的考验。遇罗克愤怒地回应:“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是多么不道德!”

遇罗克准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他大声疾呼:“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最后他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温这些火一般的语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闪光,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和遇罗克同时代的美国人:马丁•路德.金。一九六三年八月,一位美国黑人牧师发表了感动美国的演说:《我有一个梦》;一九六七年一月,一个中国黑崽子发表了感动中国的文章:《出身论》。一九六四年,马丁•路德•金获诺贝尔和平奖;一九六八年,遇罗克被关进半步桥看守所。一九六八年三月,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组织“贫民进军”途中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身亡,时年三十九岁;一九七〇年三月,黑崽子遇罗克在文革“一打三反”的高潮中被红色政权执行枪决,年仅二十七岁。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产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马丁•路德•金的“梦”,催生了美国的“民权法案”,成为今天美国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日,是美国全国性的假日。全体美国人,包括白种人,都在这一天纪念他,并以他为傲。

我问过我周围的年轻人,知不知道“遇罗克”其人?大多数都摇头,少数知道名字的,对他的事迹、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时期,难得开明和宽松的时期,遇罗克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仅仅是“无罪”!报上发过几篇纪念文章,似乎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说几句。

在纪念遇罗克的文章当中,张郎郎的几篇回忆文章值得一读。他们在一起坐牢长达半年之久,后来还一起进了“死刑号”。关于遇罗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睿智和从容,郎郎有非常生动的记述。遇罗文撰写的《我家》,是我能读到的关于他哥哥生平最详尽的记录。其中有一段催人泪下:“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发泄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我和弟弟失声痛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爱的哥哥。”

《我家》中记述了一次姐弟间的谈话:“有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妈妈、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着受罪。’一旁看书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怪父母。他们说真话有什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何况即使真是父母错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担责任。’”

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一九八九年,我不过说了句不赞成邓小平杀人、支持赵紫阳不杀人的真话,就被迫流亡至今,有家归不得。我也有个梦,每年的三月五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选自万润南《清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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