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谢谢那个为弱者顶住的好人

老父膝关节炎犯了,周一我带他去医院检查,老人家行走困难,而我们早上七点出门,快八点都没打到出租。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一步一挪地蹭到公交车站准备乘公交。

早高峰人多,老父腿脚又不灵便,我们挤了三次才终于艰难地上了车。闷罐一样的车里,我俩被牢牢挤在门口动弹不得。老父不能长时间站立,才过了一站地,就已大汗淋漓。我很急,想着再停了就下车,无论如何先找地方让他坐会儿。

不想,快到第二站时,我身边的一个中年男人忽然惊慌地喊起来,说他钱包不见了。售票员确认了半天,得知确实是在车上丢的,而且大家脚底下都没有,便让他报警,又招呼司机停车。

车停了。男人掏出手机报警。然后我们就被告知,都不能下车,等警察来处理。

这下炸了锅,全车人都急了,七嘴八舌地说,上班要迟到了,赶不上火车了,好多急事等着办呢……我更急,眼看老父满头大汗要撑不住了。

我们纷纷要求先下车,但售票员态度坚决,说她既无权搜身,也无权开车门,只能请大家等。然后一边安抚大家,一边号召附近的年轻人给老父让个座。旁边一个小伙子站了起来,老父费劲力气挤过去,总算坐下。

我长舒一口气,道谢后不再说话——就算说也不会有人听见,因为几十个人都在说,指责中年男人不照看好自己的东西,耽误了大家时间,他一个人连累了一车人。

那男人是个老实巴交的外乡人,穿一件破旧褪色的黄背心,皮肤粗粝黢黑,一看就是做体力活的。他被困在风暴中心,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地用不太好懂的西北话跟大家解释,说昨天刚发的工资,三千多块钱不是小数,都怪自己不小心,对不起大家了。

但急火攻心的乘客们根本听不进他的解释,指责抱怨声不绝于耳。

02

等了快十分钟还不见警察来,有人开始踹车门,有人说要跳窗户出去,有人威胁说耽误了事要让丢钱包的赔损失。

这时售票员大姐说话了,她说大家体谅一下,设身处地想想,要是你辛辛苦苦干一个月活,工资全丢了会是什么心情,人都不容易,谁都有倒霉为难的时候。

一个姑娘大嗓门地说,他倒霉是他的事,凭什么连累我们也跟着倒霉啊。

售票员大姐说,今儿咱赶一车上了,咱就该帮他分担,人得有这点德行,不能光考虑自己,今儿你替别人想,明儿就有人替你想,说句难听的,要是你下了车就摔那起不来了,谁都不愿意耽误自己时间拉你一把,帮你喊个救护车,你什么心情?

被这么一说,乘客们安静了许多,大声指责渐渐变成了小声抱怨。

很快,警察到了,趴在窗口跟丢钱包的男人交流,商量怎么处理。说了好一会儿都没结果,人们又开始躁动,要求下车。

售票员不愧经验丰富,一边安抚,一边号召大家再看看自己周围,再找找那个钱包。结果话音刚落,一个小姑娘就在车座底下发现了那钱包。

小姑娘单纯,举着钱包惊讶地说,是这个吗?哎呀刚才我明明看了那里,根本没有啊。

中年男人一看,激动得话都说不清了,一个劲地点头说,是我的就是我的。打开一看,钱一分没少,都在。

事情圆满解决,中年男人完全没心思揪出小偷,警察走了,车继续开。

我和老父在医院门口下了车。他问我,刚才的事你怎么看?我说早上都忙着赶时间,大家急躁可以理解,但大多数人都只想着自己,也确实让人心寒,要不是售票员坚持原则,又帮那个丢钱包的说话,这钱包恐怕就找不回来了。

老父说,所以关键时候,就需要有人站在公义这边,尤其是有决策权的人,他心里要有公道,别人再非议,也要坚持顶住,不让那些无辜弱势的人受伤害。

03

我忽然想起,王蒙以前说过,民意有时候未必公正,比如要是整个楼的人投票,把某家的电视拿搬走充公给大家看,那么可能除了那家人,全楼的人都同意,但这显然不公平。

所以这种时候,就得有说得算的人站出来主持公道。

这个人太重要了。

在这个个体越来越独立的社会,人心正越来越趋向自我,除了王小波讲过的‌‌“沉默的大多数‌‌”,我们还常常不期然遇到自私的大多数,暴戾的大多数,无知的大多数,麻木的大多数……

我们常常是那大多数中的一员。但肯定会有某个时候,我们是那个丢钱包的、扶老太太被讹的、遭遇突如其来困境的,我们身处风暴中心,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千夫所指,冤枉,委屈,艰难,无助。

也一定会有某个时候,我们是那个售票员大姐、老太太摔倒的目击者、疑似冤案的处理者,我们有机会为那个百口莫辩的人说话,也有能力拉他一把。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身处弱势时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那么当我们有决策权时,就必须为弱者坚持原则。

聂树斌案,呼格案,如果没有那几个关键的警察和记者坚持正义,就没有最后翻案的可能。

沉默很容易,顺水推舟也容易,无论青红皂白去迎合自己的利益也容易,只是世界会因此坏下去。

站出来为不相干的人说话需要良知,顶着压力、牺牲着个人利益去帮弱者讨公道,需要勇气。而拥有这良知和勇气的人越多,世界就越好。

好起来的世界,人人都得利。坏下去的世界,无人能自保。

谢谢那些为弱者顶住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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