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盖棺论定无翻案。毛泽东、周恩来已死四十年，史家给二人做一历史结论：
毛泽东，大土匪，准汉奸，卖国贼，祸国殃民，罪溢四海，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万死不能偿其罪。
周恩来，伪君子，真帮凶，害人虫，助毛为虐，恶满天下，决东海之波，流恶不尽，千刀犹难斩其恶。
罪恶事实：
一、大土匪
1．抢掠和绑票
共产国际自1920年组建上海共产党支部以来，都按时拨给中共活动经费，当苏俄经费未及时汇到或不足以支撑中共活动时，中共便采取打土豪、绑票、抢掠或强行“借用”财物维持生存发展。
1930年7月，方志敏率红军抢掠景德镇，除留下赣东北苏区自用的钱财珠寳外，仅解往中央苏区的就有赤金2箱，白银48箱。还绑架了在景德镇经商的多名外国商人，并将他们押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赣东北省省会葛源，获得赎金后释放。
景德镇中国最著名的瓷器美术大师邓碧珊家产被哄抢一空，邓碧珊被方志敏处死。
美国传教士师达能（John Stam）、史文明（Scott Betty Stam）夫妇1934年12月6日被中国红军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扣押，要求师达能夫妇传信上海教会总部，送两万大洋前来赎人，遭到师达能夫妇拒绝，12月8日在安徽省旌德县庙首镇，夫妻二人被公开处决。
2．强借——变相抢掠
贺龙的借条：“借爱国人士周连池先生大米陆拾肆斗、大肥猪壹条、银元肆佰貮拾块、铜钱伍佰块、小钱十贯，祖国统一时来中央。八路军贺龙”，时间是1945年3月，盖有贺龙和一位名叫陈菊生的印章。
1935年7月，红军到达松潘毛尔盖一带，筹集粮食，留给藏民仁青卓玛家的“割麦证老庚：我们在这坵田内割青稞1000斤，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牌可作为我们购青稞的凭证，你们归来后（按：藏民闻红军要来，都逃走了。所以割麦证上写‘你们归来’。）可凭此木板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兑换你们需要的东西，未曾兑得需要好好保存这块木牌子。前敌总政治部，麦田第××号。”据统计，红军长征时在阿坝州境内先后筹集粮食500万公斤以上，除了青稞和牦牛，一些人甚至将来年的种子都“贡献”出来。
3．强收天下耕地和工商企业归党所有
1953年中共开始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土改时分给农民的土地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将土地收为集体所有，即共产党所有，1958年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农民成了农奴。
1954年中共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吞并私人企业，改造为公有制企业，成为共产党的企业。
二、准汉奸
汉奸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准汉奸，典型之汉奸也。毛泽东的共产党是俄共（布）组建和豢养的叛国汉奸集团。
1920年2月，俄共（布）领导的共产国际成立远东局，组建中国和远东地区国家的共产党，开展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远东局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Г.Н.Войтинский，中文名吴廷康）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支部——“中国共产党上海支部”。
1921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人马林（Maring）与尼科尔斯基（Никольский，本名В.А.Нейман，共产国际特工，苏俄安全局大尉）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斯大林逝世之前，斯大林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
毛泽东自共产党成立后便取领取苏俄的卢布津贴，随着共产党的发展，苏俄的援助金额也增加。
1922年，毛泽东每月津贴至少为20金卢布。
1924年中华全国工会联合会共产党支部书记ВанКэцюань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斯大林的中国分部“CSS”—“China Stalin's Section”或叫中国的“斯大林集团”或叫“中国的斯大林分子”。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中正要求反对北伐的苏军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副团长拉兹恭和罗加切夫离开中国回苏联。
1927年，蒋中正识破斯大林令中共通过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进而夺取中国政权的阴谋，奋起反苏清共，汪精卫和平分共。斯大林乃决定令中共暴动，实行苏维埃化，于是批准罗明纳兹（В.В. Ломинадзе）和布柳赫尔（А.К. Блюхер）执行南昌暴动和南下广州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计划。
南昌暴动三人领导小组：谭平山、张国焘和周恩来；暴动小组的军事顾问是苏联第55步兵师代师长库马宁（М.Ф. Куманин，化名纪甘Зигон）。
广州暴动的决策者是斯大林，具体策划者是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诺曼（Heinz Neumann/ГейнцНойман）、罗明纳兹和意大利裔苏联人裴鲁索（Edmondo Peluso/ЭдмондоПелузо），他们和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官员也参加了暴动。因此，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哈西斯（А.И.Хассис）和四名领事馆官员被中国政府军处决，领事帕赫瓦林斯基（Б.А.Похвалинский）夫妇亦被逮捕，因驻广州外国领事团说情，未被处死，被驱逐出境。
1929年张学良试图收回苏联人控制的中东铁路，中共遵依共产国际的要求，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反对中国政府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1930年，苏联每月给中共活动经费42000墨西哥元。
1930年9月-1931年4月，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侦察局第四处副处长А.Ю.Гайлис和处长助理В.П.Малышев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组长和顾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1(Б)次会议“关于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
“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支持这个代表大会的资料分发给各党，让各党给代表大会发去贺电。”
1931年11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2(Б)次会议：a）批准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局组成人员的建议。б）批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关于任命毛泽东同志为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建议。
1931年11月7日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出任苏联炮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曼弗雷德·斯切恩（Manfred Stern/МанфредШтерн），德裔苏联人，1932-1934年在中国苏区任中共首席军事顾问，组织并参加了“长征”，1935年回莫斯科。
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李德（Otto Braun/ОттоБраун）1933年9月到中国苏区，1934年5月，李德和博古（秦邦宪）、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指挥反围剿战争。
К.Н.Деревянко大尉1936-1938年任靠近新疆的萨雷敖捷克（Сары-Озек）转运站站长，负责苏联向中共运送军用物资武器弹药。
1936年，红军抵达陕北，极为困窘，12月斯大林很快给中共送来200万卢布，不久又送来50万美元和1166吨燃料、弹药和其它战略物资。
1938-1939年，沃罗比约夫（Я.С.Воробьёв）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帮助特区建立起有纪律的正规军队。回国后任莫斯科军区第一步兵师参谋长。
1939年秋天，毛泽东派遣潘汉年等中共间谍，潜伏到日本外务省下属的“岩井公馆”，把通过国共合作获得的重庆国民政府的军事情报高价卖给日本。
毛泽东还让潘汉年向“岩井公馆”的主人岩井英一提出“中共军队和日军停战”的提议。为了协商停战一事，潘汉年通过岩井英一的介绍，与南京汪精卫政府的军事顾问、日本特务机关长影佐禛昭见面，又在影佐禛昭引荐下与汪精卫见面会谈。
1943年春夏之交，潘汉年和日军华东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达成密约：日军停止进剿新四军，新四军不再破坏津浦铁路，使得日军作战物资顺利运到对国民政府作战的前线。
1942年1月，斯大林为加强对中共的联系与指导，派苏联红军少将外科医生阿洛夫（А.Я.Орлов）到延安中共政治局，任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密码电报通讯联络员，并兼任毛泽东及其家庭的保健医生，他的助手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军官Мельников。阿洛夫1949年中期回苏联。
共产国际驻延安与中共中央领导的联系人弗拉基米罗夫的《特区日记》（1942年5月-1945年11月）也记载了毛泽东的叛国汉奸行为：
1942年9月16日-10月19日
八路军与日军和平相处，冬季日军能很方便地驻扎在居民点内。与他们相邻的八路军毫无作为。在华北，中共领导对相邻的日本远征军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这是不争的事实。……延安的政策是减少正规八路军的战斗行动。正如我们相信那样，八路军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人。
1945年8月18日
一个偶然机会我看见一封从新四军总部发来的电报。这封电报内容清楚揭示：共产党领导和日本侵略军总司令部之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电文毫无怀疑地显示：共产党的领导和日本远征军总司令部之间有恒定的联系。电文清楚表明：与日军司令部接触的情报按时定期发到延安。
后来我查明中共军队司令部和日军司令部这种关系早已存在。联系的终点是延安-南京。
8月21日
叶剑英把我知道新四军总部电报内容的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这位中共中央主席长时间向我说明共产党与日本占领军建立联系的原因。
这是一件卑鄙可耻的事，毛泽东竭力解释他的理由。谈话现出丑恶情景：与日军司令部早已建立起联系，一直严格保密。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泽东的代理人（毛泽东称他为联络员）好像一直隶属于南京冈村宁次大将的司令部，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在日本反间谍机关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在新四军总部里，中共中央主席的情报员等待日本的代理人，日本代理人的情报立即从新四军总部用密码电报发到延安。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日军投降后，把缴获关东军的武器装备全部转交给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9-11月，红军就交给中共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327 877支步枪和卡宾枪、5207挺机枪、5219门火炮和迫击炮、743辆战车和装甲车、612架飞机及1224辆汽车、拖拉机和牵引车；红军还移交给民主联军679处军需仓库，稍后又向中共军队转交部分苏联武器。红军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帮助中共建立起有战斗力的能进行现代战争的军队。1946年5月，苏军撤出东北，留下军事专家和部分技术官兵参加中国内战，1946-1950年，苏军战死和伤病死共936人，按7：1的伤亡比，可知苏军的伤亡人数约为7500人，苏军参加中国内战的多为炮兵、战车兵、航空兵、教官、顾问，伤亡率不会超过50%，按此计算，苏军参战总人数至少应为15000人。1949年中共建政前，共军中有1012名苏联专家和顾问。1946-1949年，苏联援助中共战略物资总价值为90700万卢布，约相当于15亿美元。
1948年，中国内战进入决战阶段，斯大林与毛泽东商定，共军总攻前，苏聨在西德挑起一场重大危机，转移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注意力。苏聨1948年6月24日开始封锁柏林。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11月2日）、平津战役（11月29日-1949年1月31日）和淮海战役（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结束后，苏联于1949年5月12日宣布撤销封锁。苏聨给共军战略上极大的支持。
现代俄国军事家А.Б.Широкорад写道：“老实说，是苏日远东战争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中共及其军队是汉奸叛国集团，是斯大林豢养和指挥的征服中国的冲锋队。1946-1949年的中国内战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反共抗俄的护国战争，这场护国战争中国人失败了，斯大林用中国人征服了中国，其标志是中共“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议”。
（苏俄、苏联自中共成立一直给以从金钱到武器的“革命援助”，甚至依年按月拨给经费。本文只给出四个关键时期——成立早期、苏区割据时期、“长征”时期和1946-1949时期苏联援助中共的事例）
三、卖国贼
非战败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遵行外国指令或追求区域霸主地位与个人声望而损害本国领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者即是卖国贼。
按此定义，中国历史上未有卖国贼，战败不得不割地赔款，非卖国也。石敬瑭虽有儿皇帝之名，但他是沙陀人在中国境内争夺地方政权。中国惟一卖国贼毛泽东也。
1949年6月26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27日晚向斯大林转交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亲笔感谢信，毛泽东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巨大援助表示感谢。7月4日，刘少奇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呈递《中共中央代表团报告》，报告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新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政府的组成，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等问题。
报告开头是“联共中央斯大林同志：我们敬向你们提出下列报告”，结尾是“希望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对中共的工作和政策，能够经常地不客气地给以指示和批评”。报告中，把联共意见皆称“指示”如：“最近联共方面关于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指示，更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指示。”“我们以上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的指示。”
这份报告明确无误地表明联共和中共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的关系。
报告中“关于联共（布）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这一段的俄文载在斯大林文集第十八卷：“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司令部，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方面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国际的全局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国共产党也未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如果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在某些问题上出现分歧，中国共产党在说明自己的观点后，将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议。”
这是中共向联共（布）献上的降书顺表，向斯大林跪下了！
石敬瑭称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皇帝；中共称苏联为老大哥，尚觉未能尽表敬爱之意，经毛本人批准，出版了名为“斯大林是我们伟大的导师和敬爱的父亲”的宣传画。画面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斯大林高毛泽东一头，目视正前方，毛泽东仰望着斯大林，显示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崇敬和热爱。（斯大林身高只有1.62米，毛泽东身高约1.73米）。
1950年6月25日朝鲜进攻韩国，爆发朝鲜战争，9月15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北撤。30日，金日成向苏联求救。10月1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要求出兵援助朝鲜，“中国部队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毛泽东遵依斯大林的指示，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志愿军阵亡、负伤、病故、失踪、被俘，共978 122人，占入朝作战总人数190万人的51.5%，全部战争费用高达100亿元。中国地未得一寸，利未得一分。1951年2月1日，反被联合国大会以44票对7票通过决议，谴责中国侵略韩国。这是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第一次把一个国家谴责为侵略者。
中国还向朝鲜无偿提供了总值人民币72952万元的战争急需及人民生活必需的物资。1953年11月，中国又无偿赠送朝鲜8亿元人民币。
毛泽东让中国人为斯大林、金日成流血牺牲的抗美援朝是彻头彻尾的卖国祸国战争。
中共自认为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自然要承担起东亚民族“革命”的责任。1957年毛泽东把海南岛以西的北部湾中心的夜莺岛送给越共主席胡志明，让越南在岛上建雷达站，侦察美国军机。因此中国失去北部湾12.8万平方公里海域，减少传统作业渔场3.2万平方公里。
1965年10月，应胡志明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有1442名官兵牺牲在越南。至1978年，中国援越各种物资折价达200多亿美元。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1957年，中国无偿赠予柬埔寨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1976年，中国无偿军事援助柬埔寨人民币2.26亿元。
毛泽东妄想当第三世界领袖，《热烈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新华社1968年2月19日讯），1976年前外援110多个国家。援助毛泽东称为“欧洲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的金额最多。
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援助阿尔巴尼亚的粮食达180万吨，中国三年大饥荒，中国人在挨饿！
毛泽东的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民怨沸腾，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提振士气，1962年10月20日，毛发动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国军队越过1914年英国把西藏境内9.2万多平方公里划进大英帝国印度殖民地的麦克马洪线，尽复失地。但1962年11月21日，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军队撤回到“麦克马洪线”，又从“麦克马洪线”后撤20公里。印军9.2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失而复得，又多占了中国1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毛泽东为了显示“天朝的大度和仁义”，放弃了士兵用生命收复的国土。
四、祸国殃民罪
1．土改运动至少杀害了225万地主
1950年8月26日，刘少奇在向苏联大使罗申（Н.В. Рощин）介绍1947年土改过左的情况时说，当时“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
解放后的土改杀了200万‘地主分子’。有的学者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李肃：1949之后的土改何以要杀人？）
2．1948年共军围困长春饿死24.5万长春市民
根据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任书记朱光：“救生埋死”总结报告，1948年共军围困长春饿死24.5万长春市民。
3．镇反运动杀了71.2万人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报告：镇反运动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71.2万人是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1.4。
4．1957年反右斗争迫害知识分子
中共中央解密的反右档案：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右派集团22071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3人。31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疯狂地炫耀杀害知识分子：“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分子552877人。复查核实改正错划右派533222人，占总人数97%；并未平反真正“右派”。
1957年中共还在农村开展对1954年强制推行的“统购统销”政策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批斗反对“统购统销”政策的农民，大辩论中有的农民自杀，自杀人数尚未见全国统计总数，只见到零星的内部报导，如《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第30辑中“农村自杀情况统计”，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统计9月份8个省农村大辩论中自杀身亡的农民人数：湖南死400多人，四川217，山东93，河南77，河北58，贵州181，广西276，青海11。
5．三年大饥荒饿死3600万-4500万人
国防大学教授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959-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为4000万人左右。
国防大学教授林藴晖《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炎黄春秋》2009-5）：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
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统计学教授孙尚拱《中国大陆在困难时期有多少人是非正常死亡》（2010年12月炎黄春秋网刊外稿）：1961-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4400万人。
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上海《社会》杂志1993年第四、五合期）：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4060万。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45.8万。
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1959年至1961年全国共饿死3600多万人。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1959年至1962年全国共饿死3755.8多万人。一份供中共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5-6千万。
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5 April 1998；p.271–272冯客（Frank Dikötter）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中国浩劫史》（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1958-1962）：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500万人，其中有250万人即6-8%的非正常死亡者是死于酷刑或直接处决。
6．文化大革命遇难者（被批斗死、武斗死、受迫害自杀死、镇反处决死）200万-300万人
《争鸣》1996年10月号报导中共1978年和1984年的“内部调查”的结果：172800余人非正常死亡，135000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处死，237000余人死于武斗，73万余人伤残，71200多个家庭被毁。
丁抒《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为200万，或许接近300万。
苏扬《文革中中国农村的集体屠杀》：文革中的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人被殴打致残；至少有三千六百万人经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此数据不包括主要城市的受害者数。叶剑英在1982年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的文革数据：武斗死亡123700人；在关押批斗中死亡的干部115500人；城市死于文革人数683000人；农村死于文革250万人，其中地主富农分子120万人；失踪人口557000人。文革死亡人数达342万人。（《开放杂志》2012年10月号金钟文章《最新版文革死亡人数》是一位北京学者提供的）
1980年8月下旬，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说：“文革死亡人数，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亡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7．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
文革十年使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1958-1960年三年大跃进损失1200亿元，这十三年国家共损失6200亿元，这数字相当于中共建政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总额。
8．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失学
1968-1978年10年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达1623万，使这些青年人应该读书时失学。
9．破四旧摧残传统文化
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摧残了中华传统文化，几乎毁掉了中华大地上所有的文物古迹，诋毁中华传统伦理道德，诬蔑古圣先贤，欺师灭祖，导致礼崩乐坏，寡廉鲜耻，社会贪腐堕落。
附注：
1．每个俄文词组和人名都可在网上检索到。
2．金卢布是金本位货币，1金卢布相当于0.774234克纯金，不受物价影向，可在银行兑换0.774234克黄金。苏俄金卢布现在的收藏价为4-5万美元。
3．古比雪夫（Н.В.Куйбышев，化名季山嘉Kissarka/Кисанька）自1925年在中国华南任政治部苏军顾问团团长。1926年3月21日，遵蒋中正的要求与拉兹恭和罗加切夫一起离开中国。1936年任军长。被非法镇压，死后平反。拉兹恭（И.Б. Разгон，化名奥力金Ольгин）自1925年在中国华南任政治部苏军顾问团副团长，1935年任军政治委员。被非法镇压，死后平反。罗加切夫（В.П.Рогачев）1925-1926年在广州华南军事顾问团副团长。1930年5月，军官集训时，手枪走火，被打死。罗明纳兹（В.В.Ломинадзе）格鲁吉亚人，自1925 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年来中国任共产国际代表，主持中共的八七会议，起草《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935年，面临被捕，开枪自杀。布柳赫尔（А.К.Блюхер）来中国前任列宁格勒城防司令，1924-1927年任蒋中正的首席军事顾问，1927年8月11日离开中国回莫斯科。1935年获苏联元帅军衔，1938年10月22日被捕，11月9日审讯时被打死，1956年3月恢复名誉。
4．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
5．1922年12月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外高加索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黄花岗》201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