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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的衣着

毛时代,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圆口布鞋或胶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裳,也必须穿在里面,因为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那年,有外宾来家属大院采访,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同事老张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紫色暗格上衣。

那时,无论走到哪里,大人孩子的屁股、膝盖上都有一块大补丁,大家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你想,每人每年就那么几尺布票,还要买床单、缝被里。而且纯棉布本来就不结实,若一坏了就扔,那得需要多少布票才能供得上需要?所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那时,弟弟妹妹穿哥哥姐姐的旧衣称为“捡旧”。“捡旧”有不少清规戒律,一般是妹妹捡姐姐的旧,弟弟捡哥哥的旧。如果妹妹穿哥哥的旧衣服,或者弟弟穿姐姐的旧衣服,就会让人笑话。如果是裤子,那更不得了。因为以前的裤子,男女是不同的。男裤前开口,女裤侧开口,不像现在,男女裤都在前面开口。

一家有几个孩子,衣服都是从大到小往下传。到了老末,简直就成了和尚的百衲衣了。

有一年,父亲买了块布料给妹妹做衣服。特意告诉裁缝要把衣服做得大些,小孩子长得快,做大些可以多穿几年。结果那个裁缝做得太合身了,父母为此还生了好几天的气。

记得母亲有好几件旗袍压箱底,文革来了也不敢再穿。后来都陆陆续续地给我的两个妹妹改成短裙穿了,权当废物利用。那些旗袍,大多是民国时留下来的,布料很细,花色也典雅。

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生活艰苦困顿。一件衣服冬天穿完夏天穿,过年也不见得能做件新衣服。听妻子说,在她们老家,许多人家直到年三十才给孩子拆洗衣服。拆开旧棉衣,把棉花掏出来,连夜清洗。干不了时,大人用手拽着,彻夜地站在火炉边烘烤。尚余潮气,就开始缝制,为的是让孩子们赶在天亮接神时就能穿上。

那时,由于布票紧缺,矮个子显得特别划算。我的小个子经常受到人们的揶揄:“看人家小韩做衣服就是省布呀!”他母亲的!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

1976年,我做了一件棉布的双面卡军干服。穿了好几年,原来的蓝色都洗的发了白,领口和袖口也全磨的张开了嘴。只因这衣服其他地方还完好,就舍不得扔掉。一天,我去第五毛纺厂看同学闫喜欢。他见我的衣服成了这般模样,就让我脱下来扔进了染缸。并且告诉我,因为我的衣服颜色暴露的部分发白,袖子内侧发蓝,只能染成黑色,染别的颜色就成了大花脸了。那年,我就是穿着这件“崭新的”旧衣服过了个年。

听父亲讲,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男人一般穿侧面开襟的长袍,还有少数人穿西装;妇女们穿旗袍。中年女人如果身材好,穿旗袍是很得体的。走在街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农村男人头戴毡帽,上身穿对襟袄,里面是红主腰子。下身勉裆裤,腰系一条红裤带,脚穿手工纳底布鞋;女人们一般头戴花围巾,身着左开襟短衫、长裤。面料多是粗棉布、麻布。富家年轻女喜穿红袄绿裤,脚着小巧精制的绣花鞋。冬天为抵御寒冷,大多穿羊皮袄。有钱人穿的是挂上绸布面子的羊羔皮袄,穷苦人只能穿白茬外露的老羊皮袄和大裆皮裤。

50年代以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密联系。西装属于资产阶级情调,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男人开始以中山装为主装,中山装成为新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初期中山装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平平整整。样式过于呆板正统、缺乏创新。

那时,拥有一套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在中山装的左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更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象征。不过同是中山装,高干穿的是呢料的,小知识分子都是蓝棉布的。棉布衣服不熨烫的话,鼓鼓囊囊,很土;而毛料中山装则笔挺如削,表现出鲜明的阶层差别。

五十年代,旗袍退出历史舞台。女人都穿对襟袄,长裤。那时,妇女还流行过一阵“列宁装”。“列宁装”就是小翻领、两排扣、有束腰带,女性穿起来非常俊美。此外还流行过苏式的“布拉吉”,“布拉吉”即连衣裙。姑娘们穿上,把发辫在两侧弯个圈,再扎上蝴蝶结,整个人简直就是一朵花,迷得死人。自从中苏开始交恶,这种打扮终于绝迹了。

有一个阶段,天津妇女冬天用浅色花布缝制棉罩衣。曾经受到舆论的非议,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各大报纸批判了好一阵子,吓得许多妇女不敢再穿。

北京电影制片厂1964年出品、由著名导演谢铁骊执导的《千万不要忘记》,在全国引起极大的轰动。一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千万不要忘记》写的是一个叫丁少纯的青年工人,业余时间喜欢打猎。因为买了一套价值148元的毛料制服,成为全中国青年的反面教材。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去天津出差。突发奇想,现在都新社会了,都“当家做主”了,穿个衣服总不能全民都是黑蓝两色吧?于是一咬牙一跺脚,花15元在“劝业场”买了件粗呢制服(西方国家称之为“毛式服装”)。那粗毛刺激的你浑身发痒,很难受,搁现在连街头乞丐都不穿。可就是这件衣服竟然惹祸了,领导说我资产阶级思想浓厚、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忘本”。吓得我压在箱底再也不敢穿了。

后来,由于政治环境的严酷,人们就是有一件好衣服也不敢穿。我六十年代中期参加工作时,建筑工地上的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都是一样的装扮。冬天一样的工作裤、大头鞋,也在白茬皮袄外面系一截电线或草绳。唯恐露出半点书生气,被指责为没有改造好、没有脱胎换骨、脱离了工人阶级。

爱美是人的天性。就是再革命,也革不掉人的天性。但是,文革一来,连天性也不要了。文革时期人民对解放军更加敬仰,军人在人们心中是最革命的。从红卫兵小将到女民兵都以穿军装、戴军帽为荣。青年人流行的装扮是剪短发、着军装、戴军帽、穿军鞋、系腰带、捧语录等,还要背着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挎包,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

那年月,非军人家属能用上军用品的,大有人在,这才是本事!比如,穿上一双解放鞋,就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表征。解放鞋与一般球鞋之间,就有一种等级、特权的关系。

那时,得胜堡也大抓阶级斗争。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拉几个“地富反坏右”出来批斗一番。一次,队干部正准备将一个劳动不积极的人定为“坏分子”拉出来批斗,却发现他穿了一双新“解放鞋”。队干部们想:“这家伙是不是有甚背景?”有人说他有一位远房亲戚早年被国民党拉了壮丁,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当了官儿,最近联系上了。就这么一个传闻让他躲过这一劫,那场批斗却落到了别人头上。今天,没有经过文革的人,怕是很难理解,一双鞋还能藏着这样深的政治玄机!

年轻人的胆子总是很大。那时,同学苗森家里有件他父亲解放前当国大代表时穿过的西装。1969年的夏天,他偷偷地拿出来,和我们几个同学去公园照相。去洗印时,遭到了二食堂附近的“内蒙古照相”的工作人员的深度质疑。幸好那个营业员是个旧职员,才没有酿成大祸。但他对我们的劝告至今言犹在耳。

现在我们的生活富裕了,穿戴大有改观,就连出国也不再统一制装。即便我们走在欧美的大街上,也没有丝毫寒酸状,倒是我们对人家穿衣的不分季节多有微词。抚今追昔,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呀。

201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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