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眸六四
关于人民中国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发生的举世瞩目的学生运动，和其后令全球震惊的6月4日凌晨中共武力镇压学运的悲惨结局，虽然时间过去了二十多个春秋，但探讨该事件的著作汗牛充栋，争论未见平息。现时全球对六四事件的研究百花齐放，在某种程度而言，六四研究和对《红楼梦》的研究一样，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可以同样地各自独占一学。此前较为世人所熟悉并在学术界中已享有一定口碑的作品有东尼.赛奇（Tony Saich）编辑的《中国人民的运动：1989年春天的视角》（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Perspectives on Spring 1989）；费波（Lee Feigon）的《中国崛起：天安门的意义》（China Rising：The Meaning of Tiananmen）；赵鼎新（Dingxin Zhao）的《天安门的权力：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与1989年的北京学生运动》（The Power of Tiananmen：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等等。
以上看来，六四事件在海外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但我们似乎认为居住在中国大陆的人民已经逐渐在记忆中将其遗忘。众所周知，六四后中共领袖邓小平（Deng Xiaoping）想出了一个希望让国人和全世界来忘记天安门大屠杀的方法，那就是拼命地发展经济。一方面借此让国民沉迷于对金钱追逐之中，令物质主义淹没中国人对精神或其他价值观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借中国国力的强力和人民消费水准的急速上升，来吸引西方的注意，以经济和庞大的中国市场为诱饵，来迫使西方乃至全球在人权和民主等问题上向中共政权作妥协。中共也仿佛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通过有效的监控制度，拼命地发展经济，鼓励物质主义，和精神上的愚民政策，成功地把六四从历史中抹去。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在2011年首度发行的著作《中国1989天安门惨剧的冲击》（The Impact of China's 1989 Tiananmen Massacre，以下简称《中国1989》，引用只注页码），该书的主编是一位法国（France）学者，现任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政治和公共管理学系的客座教授让－菲利蒲·贝雅（Jean-Philippe Béja）。贝雅在本书的开篇〈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当代史的分水岭〉（4 June 1989：A Watershed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带出了以下的一些细节：首先，六四这件“小事”的存在至今确实仍令中共坐立不安，因为自从1990年以来，每到六四纪念日的前后，大批中共的便衣警员已经占据天安门广场，六四的参与者被带离京城或被置于二十四小时的严密监控中（页1）。作者还提到：“在六四事件已过去的二十年间，不但对事件的专著不可能得到出版发行，甚至中国数字六和四都成为禁忌，在互联纲上对这些词的搜索结果通常只是出现空白页。”（页2）贝雅忍不住发问：“人们不禁感到奇怪的是，为何一个已在经济和外交上如此有成就的政府，竟然在今天仍然为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而忧心如焚。”（页3）由以上描述看来，六四事件没有消失在中共的记忆中，更没有消失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它不仅对中共的领导层，也对中国的各行各业和不同阶层的人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冲击，而且也影响了世界在其后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看法。从某种角度而言，六四事件对民间社会和普罗大众的影响比对世俗政权来得深远。恰恰正是这种对前者的影响，不断促进我们对惨剧作反思，从而得出对事件的全新分析，并由此推动历史的向前发展。
《中国1989》一书包括主编在内的十六位学者的学术背景和国籍迥异，除了来自北美洲和欧洲的学人外，作者中也有不少是华裔研究员，他们现时都在世界各地的大学任教（页xi－xii）。更值一提的是，与以往的同类作品不同，本书所收录文章的主题和内容绝不限于政治和经济，还有关于六四对中国文学，民间维权运动，法制建设，香港未来，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正如贝雅所言：“六四惨剧的震撼并不局限于共产党的领导层，它的影响遍及各方面：从民主运动的筹划到经济政策；从知识文化界到外交。尽管中国官方尝试抹去这历史，但任何一个有思想的观察者都能感受到事件对今天生活的影响。这群作者正是带着试图去分析这些影响的目的来共同创作出本书。”（页5）通读大作，本人的思考是该书与以往的同类研究不同，里面的多位作者并不满足于只是知道六四事件的来龙去脉和事发时的伤亡数字，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该惨剧对其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对中共政治转型的潜在推动作用，在全球华人心灵中所留下的阴影，和它在当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和更难解答的问题。现在本书评将按照该书文章主题的不同分别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六四与历史回忆
《中国1989》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即六四事件不仅是中共与民运精英之间的事，它也对无数中国普通平民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在这些平民之中，有的曾经亲身经历过惨剧的发生，有的仅是对事件道听途说，对其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也有的则完全置身事外，熟视无睹。这些人的经历和故事构成了鲜为人知的“普通人的六四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荣休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在第一章〈六四：记忆与伦理〉（June Fourth：Memory and Ethics）中把六四的经历者分为三大类：“行凶者”（perpetrators），“受害者”（victims），和“旁观者”（bystanders），并描述和分析这三种人对六四的记忆，以及这记忆对他们人生的影响（页13－32）。
如作者所言，“行凶者”除了支持和亲自下令屠城的中共领导人如邓小平和李鹏（Li Peng）等人外，也包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民解放军（页16－17）。我们一直认为这些所谓的“行凶者”是最希望人民忘却他们在六四历史上的劣绩，但作者对此却有出乎意料的看法：“在中国，尤其是在惨案发生之时和打后的几年里，行凶者却希望中国人民和党内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如赵紫阳（Zhao Ziyang）和已故的胡耀邦（Hu Yaobang）及其同僚，把惨案作为一个教训并铭记于心。”（页17）对于不是其政敌的人士，例如外国人和六四之后的新生一代，“行凶者”却期望他们只记住中共官方版本的六四历史，或者干脆将事件从其灵魂中彻底抹去（页18）。
“受害者”在书中则是一个较难定义的概念，里面包含当年直接参与事件的死难者和伤者，但也可以广义地延伸到他们的家属，甚至他们的朋友，支持者，和同情者（页20）。另外，林培瑞把“受害者”归纳为除了在事件中身体受到伤害的人士外，也包括那些在事后对惨剧作出回忆，报道，创作了文艺作品予以纪念的人（页20－21）。他们不仅表达了其对事件的痛心疾首，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与那些身体上的受害者同仇敌忾，感同身受（页21）。文中还提及了这样一点，在中共的统治下，似乎受害者的心灵也变得扭曲了。因为受到政权的恫吓和长期地被社会所隔离的六四受难者家属，其中的一部份人甚至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感到自己似乎也是罪人，而不是受害者（页21）。
至于“旁观者”，林培瑞在文中把他们等同于六四当晚亲身目睹悲剧发生的无数人士，并援引中国现代作家鲁迅（Lu Xun）等人对中国历史上的旁观者的嘲讽和担忧，引发出了一个关于旁观者对受害者的态度是同情（sympathy）抑或冷漠（apathy）的争论（页25－26）。作者尤其提及鲁迅小说〈药〉（Medicine）里面的“吃人肉馒头”（eating human-blood buns）来比喻那些旁观者往往通过灾难来得到好处（页28－29）。例子之一便是六四发生当年在西方国家的很多中国留学生，在事件后自我夸大他们的困难处境，从而得到绿卡永远地留在海外（页29）。
作者最后还谈及了中国政府如何令这一代国人遗忘六四，除了政治上成功的操控外，有两种现像起着关键作用：“金钱倾向”（the money bias）和“中国自豪倾向”（the China-pride bias）（页30－31）。前者是指外国人往往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利润上的吸引力，而选择对六四进行轻描淡写（页30）。关于后者，居住在大陆的中国人因为受着过去以来中国被西方强国侵占和瓜分的历史的影响，固执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救星”（the CCP is the country's saviour），他们相信中共政权为了民族的利益有时采取过激手法无可厚非（页30）。另外，对于那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而言，虽然没有中共的“洗脑”（brainwashing）政策，但他们也会帮中共发声，认为强大的中国和中共政权是他们的后盾。而中共正是看中这点，在海外加大制造比意识形态更有效的民族主义情绪（页31）。
以上林培瑞所论及的群体都是属于六四一代，无论这些人在当年的角色如何，他们至少都曾经耳闻目睹过天安门惨剧，无论其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如何，事件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的一部份。但对于在1989年后才出生的中国年青一代而言，六四似乎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再加上中共政权在大陆一直以来所推行的遗忘教育，真相已被践踏得惨不忍睹。那么官方究竟是如何向中国的新一代重新演绎和解释这一段令中共尴尬的历史？这一直以来是一个较少学者涉足的课题。来自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Paris）的中国历史学教授潘鸣啸（Michel Bonnin）在第二章〈中国共产党与六四：如何抛弃和离开它〉（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4 June 1989：Or How to Get Out of It and Get Away with It）中通过对比两本由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Higher Education Press）发行的历史教科书，为我们展示了中共的六四观及其向下一代的灌输手法（页37－43）。
这两本教科书都是为大学本科生（尤其是文科专业）的中国历史教育而设计（页37）。1997年发行的第一本书关于六四的论述较详尽，而2001年发行的第二本书对此的评论则较少，但却言简意赅和在叙述方面更精雕细刻（页39）。按照作者的陈述，第一本书有其明确的教学目标，例如加强爱国主义和民族的凝聚力，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研究并理解良好管治的理论，等等（页37－38）。本书在六四上主要是批判赵紫阳，责怪他在1987年时在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bourgeois liberalism）方面的错误和对党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怀疑，等等（页39）。书中还提到六四发生当年的国内经济困境被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支持者加以利用来攻击党和借机推销西方资本主义，加上西方列强的背后撑腰和当年东欧剧变的外部环境，从而导致了北京的一场“反革命暴乱”（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rebellion）（页39－40）。第二本书把六四定义为“严重的政治风波”（serious political disturbances），认为六四是自1949年以前所未见的暴力事件，它是一场对中共的严酷考验，并指出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它的出现是或迟或早的事，而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页40）。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官方教科书与历史教育和学术研究无关。中共政权利用其来定义和散布自己所认可的“历史”，利用这些教科书推卸责任给外来势力和培育没有经历过六四的一代对政权的忠诚。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教科书的设计和发行，中共试图控制历史的话语权，把统治的合法性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三、六四与知识份子
与平民百姓不同，六四对中国知识份子所带来的冲击不仅是生活上的为人处事，而且也在他们的专业研究和人生终极理想的追寻方面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其中的不少人继续积极地反抗政权，也有人尝试用全然不同的方式介入人生，更有人选择用沉默去回应。这些都是后六四时代中国知识份子的新现象。贝雅和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的中国历史学荣休教授麦利·戈德曼（Merle Goldman）在合著的第三章〈六四惨剧对民主运动的影响〉（The Impact of the June 4th Massacre on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中回顾近现代中国历史，认为学生和知识份子往往是要求政治革新和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先锋，即便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也不例外，例如1974年的“李一哲”（Li Yizhe）事件，七十年代末的民主墙运动（Democracy Wall Movement），和1986年的学运（页51－53）。到了1989年，因为受到当时苏联和东欧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再加上八十年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知识界精英和大学生对政治转型的诉求达到了最高峰（页54－56）。作者认为六四不同于以前人民中国的民主运动之处在于1989年的大众抗议和游行竟然持续了将近六个星期，而且吸引了社会各界来参与（页50）。但六四同时也是一个情况转坏的分水岭。1989年后的中国现实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残酷，因为中共政权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堵死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份子和知识精英的归国，在国内则以发展经济来麻痹人民对政治改革的诉求和加强政治控制，令中国有识之士求变的呼声越来越微弱（页56－58）。更糟糕的是，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受教育程度高的新生代中，即便其中有一些难得的肯对中共暴政发声之人，例如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的学生刘荻（Liu Di），也如其八十年代的前辈一样受到摧残（页59）。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ydney）的中国研究副教授冯崇义（Feng Chongyi）在第四章〈六四后的中国自由派阵营〉（The Chinese Liberal Camp in Post-4 June China）中认为六四不仅催生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中国“维权运动”（rights defence movements），而且也造就了由不同人士组成的“自由主义阵营”（liberal camp），例如自由派知识份子，中共党内的开明人士，基督教派的自由主义者，民运人士，维权律师，和基层的维权份子（页66－67）。他们不仅重视民主自由的实现，而且更多地去追求社会公义和关注民生（页67）。作者认为，尽管六四之后体制内的自由主义势力有所削弱，但之后自由主义信仰却有所加强，自由派理论更趋成熟，而自由主义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社会上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页71－72）。另外，现时中国的自由主义理论有六大突破：抛弃马克思主义并转而认同自由主义作为新的意识型态；拒绝中共所倡导的中国式独裁；由法制（rule by law）改变为法治（rule of law）；对社会公义之关注；将自由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一套具体可行的方案去实现民主；超越民族主义（页72－79）。中共党内的民主派自九十年代末以来已不再受制于其头脑中马列主义意识型态的影响，因为六四的发生和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令到他们不再信任“社会主义民主”（socialist democracy），他们醒觉到中共一直以来都以一党专制是更高层次的民主形式做借口来欺骗他们（页72－73）。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由派人士已经看出一党专制和民主是水火不容的，并由此更加坚决地要求建立多党选举，人权和法治，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在立法，司法，执法方面进行制衡（页73）。而体现现时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的成就和共识的就是“零八宪章”（Charter 08），该宪章提出希望中国人民“拥抱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加入文明世界的行列，和建立一个民主政体，并以这些原则来取代一党专制”（页73）。除此之外，宪章还提出了六项简单和基本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理念，例如自由和平等；并写下十九项对政治改革的建议（页73）。冯崇义认为现在中国自由主义的力量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最强大的，而且这种思潮已被国民所普遍理解和接受，并成为中国知识份子的“主流话语”（the dominant ideology）（页80）。而中国的领导人自胡锦涛（Hu Jintao）和温家宝（Wen Jiabao）以来，逐渐提倡和接受“以人为本”（people as the end or people first）和“建立和谐社会”（building harmonious society）的理念，并抛弃了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网”（class struggles as the key link）的主张（页80）。在这种形势下，作者对于中国的自由派能否齐心协力地将党国制度推至历史的末日，并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真正的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持有谨慎的乐观态度（页79）。
面对残酷的人生，也有另一些中国知识份子选择与众不同的方式去对抗现实。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French Centre for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研究员魏简（Sebastian Veg）在第五章〈王小波和不再沉默的大多数〉（Wang Xiaobo and the No Longer Silent Majority）介绍了曾经是知青的中国作家王小波对当今中国知识份子的独特看法，也借此显示了后六四时代中国知识份子的另一种生存模式（页86－94）。王小波在八十年代中国学运最激烈的时候并没有发表过任何有影响力的作品，他是在九十年代时才诞生了自己一些最优秀的作品，其中的《沉默的大多数》（The Silent Majority）是与1989年的分水岭有关（页86）。王小波在其作品中批评在传统儒教观念下的中国知识份子对国家大事过份关心，过于自负，和鄙视平民，认为他们最好能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虽无所贡献，但却能保持沉默（页88－89）。他认为每一个生活在现时中国的人民都是“弱势群体”（‘underprivileged’or ‘weak’group），而作为一个知识份子，他本人不无例外地也是其中的一份子（页90－91）。在王小波看来，现时中国最大问题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知识份子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恶化和重迭，以及整个中国社会正在断裂成为庞大的弱势群体，而这个群体根本无力去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页93）由此看来，王小波的写作更关注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他独特的文学观代表了后六四时代中国知识份子新的价值取向。正如作者的观察，王小波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影响了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份子，令到他们不再盲目地追求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儒教思想，转而关注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页93－94）。
四、六四与法治人权
六四一事显示出中国远非是一个法治国家，那么在六四过去后二十多年的今天，一党专政下的中国大陆的法律和人权状况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本书里的几位作者则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与冯崇义从知识份子的角度出发不同，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助理教授李晓蓉（Xiaorong Li）在第六章〈天安门的收获：对崛起的中国公民运动的思考〉（The Seeds of Tiananmen：Reflections on A Growing Chinese Civil Rights Movement）中着重从民间方面探讨天安门事件后在中国日渐与盛的维权运动，并对其会否在日后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社运进行了分析。李晓蓉在本章中提出了以下问题让读者思考：1989年的民主运动在何种程度上在今天生存和复苏？1989年的民运在哪方面改变中国？又在哪方面顺应了现时急速发展的中国？换一个角度而言，新出现的维权运动的结果是否起着维系现时的中共政权，并延续其生存，从而与1989年民运的民主革新之意图相违背（页95）？作者在文中总结了1989年至2009年这二十年间中国民间运动的四大演进和变化：第一，领导运动的人士不再是学生，而是在某些知识精英协助下的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页104）。第二，六四时的学生是在乞求中共政权给予其权利，但今天的中国人则越来越意识到自身应得的权利，从而奋起维护，正如作者所言，他们不再是“争权”（trying to obtain），而是“维权”（defending rights）（页104－106）。第三，2000年后的维权运动，按作者的见解，似乎比1989年的学运更能有效地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例如促使政府废除“收容制度”和网民成功地要求湖北（Hubei）地方政府对一位被当地官员意图强奸后杀害该官员的年轻女子进行减刑，等等（页106）。第四，与六四的学运不同，现时的维权运动缺乏关键人物来领导，尤其缺乏像尼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维斯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等的魄力型领导人才（页106－107）。最后，1989年的学运人士和今天的维权人士有着“代沟”（a generation gap），他们对于民主，人权，和法治有不同的理解，目标，和追求（页107）。但长远而言，作者认可目前在中国兴起的维权运动是有潜力成为如六四民运一样能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的抗争行动，并能够在未来给中国带来政治转变（页107）。
不过香港中文大学的法律学助理教授艾华（Eva Pils）在第七章〈法律作为一种自发反抗的职业：中国维权律师的经历〉（The Practice of Law as Conscientious Resistance：Chinese Weiquan Lawyers' Experience）则对中国维权运动的前景表示了悲观的看法。她认为六四二十年之后维权人士在中国的处境似乎更加艰难（页109－110），因为中共的法律概念是用于控制社会，而非去提供一个公众场所用作挑战威权政府（页110）。而对于维权运动中的另一主要群体维权律师，中共政权将他们视作是一群“具破坏性的”（subversive）份子，誓要全力打压（页110）。例如中共利用对执业律师进行每年一度的考试评核制度来清理一些对现政权不满的维权律师，把他们停牌，从而令他们无法再运用法律的手段来挑战政权（页113）。当维权律师要求政府提供“有毒奶粉”（poisoned milk powder）和“豆腐渣”（tofu dreg）的学校建筑工程真相时，当局就会以“煽动颠覆”（incitement to subversion）的罪名来加害他们（页113－114）。作者认为未来的维权律师会尝试在中共的体制内（inside the system）改造中国的政治和法制（页120）。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林和立（Willy Lam）在第八章〈中国法律执行和司法机构的政治化〉（The Politicisation of China's Law-Enforcement and Judicial Apparatus）全面地审视了现时中共最高的立法机关政法委（Central Commission on Political and Legal Affairs）的角色。作者认为该组织机构的建立并非去加强中国的法治，相反，是用于巩固中共的集权，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并将社会的不满情绪和异见人士的声音压制于萌芽之中，从而令到中国的所有执法和司法部门成为中共的附庸（页126－127）。政法委的目标就是要令到中国人明白，法律并非为人民服务，而是为政权开路，和在这个国家法律不能挑战一党专政这个事实（页128）。林和立指出，尽管胡温政权在法治这方面确比以往有所进步，强调必须同时尊重法制和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页129）。但因为现时中国执法和司法领域的腐败，中共法律部门的人士大多无法律学术背景甚至“法盲”（legal ignoramuses），以及当中的黑社会帮派现象已令中国未来的法治希望大打折扣，中国时至今日仍远远不是一个法治社会（页136－138）。
在接下来的第九章〈旷日持久的警权镇压：劳教，法治和台湾的另一种变革〉（The Enduring Importance of Police Repression：Laojiao，the Rule of Law and Taiwan's Alternative Evolution），该文的两位作者——纽约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法律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和亚洲法律学的研究助理陆梅吉（Margaret K. Lewis）将人民中国和台湾相类似的两种劳教制度作对比，并强调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大陆和台湾在这个制度上的差异越来越大（页142－153）。当年六四的很多参与者事后被中共政权送去“劳动教养或劳教”（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劳教系统因此受到很多现时中国主张法律改革的人士和外国的人权观察家的反对，并引起关注（页142）。虽然作者相信中共政权有可能在劳教制度上作出改善，但从今天的大陆情况而言，他们认为这种希望渺茫（页142）。按照文章的论述，台湾在蒋介石（Chiang Kai-shek）统治时代结束后已逐渐地对其“管训”（guanxun）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变革，相反，大陆在八十年代以来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励地发展，在六四后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页143－144）。为什么在二十多年来，海峡两岸在法治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作者的结论是台湾的劳教改革是与其在八十年代的全面民主政治转型相配合，但很难想象仍是一党专政的中共政权会主动放松对人民的控制。因此大陆在现时的政治体制下不大可能取消劳教这种不人道的制度（页152）。
五、六四与政经改革
人们过去一直有这样一个错觉，普遍认为六四后的中国虽在政治上加强了控制，但在经济上却更加开放和去集权化。美国加洲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的中国经济学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在第十章〈天安门风波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The Impact of the Tiananmen Crisis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的开头反驳了以上的观点。作者认为六四之后中国的政治权贵有了共识，即要集中力量去积聚财富，为经济发展铺路。另外，全面加强政治与商业的联结，吸引工商界人士加入中共的政治阶层，实行权钱勾结。而正是这两大原因令中国经济在1992年后取得突飞猛进的增长（页154）。1989年后，中共更加对经济全面介入，更有效地管治和制定经济策略，更强有力和更具压迫性地推动经济发展，中共在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放弃了八十年代的弹性和可塑性（页156）。作者不认同中国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步伐，如很多人之前的理解，是有别于东欧（Eastern Europe）和前苏联（the former Soviet Union）的模式，因为北京（Beijing）采取渐进的手法（页156－157）。诺顿强调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特色是去集权化（decentralising），双轨制（dual track），和较多地采用契约和合同的形式（making extensive use of particularistic bargains and contracting）（页157）。而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则是再集权化（recentralising），强调市场的统一（stressed market unification），和促进对所有权的改革和加强调控（promoted reforms of ownership and improved regulation）（页157）。诺顿还引用另一位学者的言论，认为总括而言，八十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农村和私有企业的黄金时代，并由此产生一条有可能通往“美好资本主义”（good capitalism）的道路，但这些都被后来九十年代的以国家为主导的“丑陋资本主义”（bad capitalism）所取代（页157）。作者认为赵紫阳在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不仅对当时中国政坛有影响，而且某些举措，例如“厂长责任制”（the factory manager responsibility system），更令中国政商分离，党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进一步削弱（页161）。但六四和苏联东欧剧变的发生令赵紫阳在八十年代实行的经济政策被抛弃，中央集权式的管治重新抬头。中共党内的保守派人士也重掌经济大权，并认为当时中国经济改革步伐过快，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回火（页162－163）。六四后的中国不仅更加严控政治，而且更加严控经济，不仅政治开明人士被调离，而且一些对经济有着同样自由主义思维的党内人士也受到牵连（页167）。作者还举例了一篇来自中共党内人士的“太子党宣言”（Princeling Manifesto），其中的逻辑是假如“党控制枪”（the Party controls the gun）是正确的话，那么“党控制财富”（the Party controls the assets）也应成为未来中共政权经济思想的指导方针，党需要进一步参与和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正式成为党的附庸和财富（页170）。文章最后总结道，中国的经济模式已由八十年代的强调“没有失败者的改革”（reform without losers），到了今天以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即中共政权通过在最短的时间和最野蛮的方式榨取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为代价来积聚财富，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页175－176）。
如果说中国大陆的人民对中共实行的政策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话，那么生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的香港市民是否在经历了六四的噩梦之后，仍然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保住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自由和法治呢？香港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政治学教授郑宇硕（Joseph Y.S. Cheng）在第十一章〈天安门事件与香港的民主运动〉（The Tiananmen Incident and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给出的答案似乎是否定的。香港人为何在1989年如此关注六四？正如作者所言，因为港人知道中国大陆的民主命运与香港在1997年后的管治前景息息相关（页180）。六四前，香港人对1997后的信心主要建基于对中国领导人的现代化目标的信任，港人认为香港可以为中国的未来作出贡献，但六四的发生令港人的信心产生了很大的危机（页180）。六四余波的确在97后的香港产生了负面的效应。郑宇硕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点：香港的商界领袖希望在1997年后由北京（Beijing）委任的港人来治港，而非由直选产生的人来担任（页181）。首先，他们是相信中共政权能保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并能维护他们商界人士的利益。其次，如果由一个通过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来治港的话，这个人可能只会提升普罗大众的利益，而怱略和伤害商界的利益。最后，由北京委任的港人能更好地与中共沟通和相处，并能适当地抗拒来自中央对香港的压力（页181）。虽然如此，文章最后认为现时香港还有多种因素去促进民主，例如年青一代和受教育程度高的社会阶层，他们对民主的诉求一如既往；近年来香港经济下滑，民生困难；再加上本地的贫富悬殊加大，这些都会成为未来挑战特区政府和北京权威的潜在因素（页192）。从本文中我们可以想象，香港未来的民主模式不会是西方的那种，而是类似俄罗斯（Russia）式的掌控型民主（managed democracy）。在香港实行真正民主的障碍不仅仅是来自北京，也有来自被中共收买的政客，靠北京输送利益的商界，不愿意和北京对抗的市民阶层。香港的民主人士要实现民主梦，不仅仅是要看中央的面色，来自本土的阻力不亚于来自北京的阻力，而且难度同样大。另外，从最近的香港事态发展来看，当年人们在1997年回归之时曾认为香港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突破口的观点，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港人治港”这个概念绝不意昧着香港可以完全不理会大陆来实行自己想要的民主制度。
六、六四与国际社会
在1989年时很多人曾经认为，六四事件后中共政权会不断陷于孤立，并在国际压力下逐渐瓦解或转型。但现在看来，中共政权对全球的影响力似乎比1949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刻都要强大，究竟这一切是如何发生和演变的？本书最后一部份的三位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的政治学教授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在第十二章〈中国如何在天安门事件后摆脱孤立和重回国际社会〉（How China Managed to De-isolate Itself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nd Re-engage the World after Tiananmen）中透露，六四后中共的保守派曾想过要与一些独权国家结盟，对抗西方，但被邓小平阻止（页195）。邓强调当时被国际封锁的中国外交应遵循“韬光养晦”（hide brightness，nourish obscurity）的原则，他希望中国能随时与西方重新接触，绝对不想国家落入国际孤立的境地（页194）。六四后中国外交策略的一个特色是鼓吹反“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和反“资产阶级民主”（bourgeois democracy），加强宣传和渲染民族情绪，将“民族主义”（nationalism）取代马列主义作为中共政权的核心价值和重提中国历史上被西方欺侮的所谓的“国耻”（national humiliation）（页194）。其后还将西方的“中国威胁论”（'China threat' syndrome）进行夸大和利用，与民族主义情绪一起，成功地煽动国内民众来抵消西方在天安门事件后对中国的遏制（页200－201）。作者认为后六四时代中国外交可能是为了摆脱西方对其的封锁，但并不是为了全面解冻（a thaw），也非为了与西方取得真正的和解（a rapprochement），而是中共政权早已明白到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冷战（the Cold War）的结束，和中苏美三角战略关系的瓦解，世界将呈现“多极化”（multipolarization）的模式，这意昧着未来的世界将不会以西方为唯一主导，中国可从这种国际大环境中渔人得利（页198）。九十年代的结束和二十一世纪的开始也意昧着中国将放弃邓小平在六四后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原则，不断拓展外交，加强经济和政治实力，重回大国地位，并实现与西方，尤其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梦想（页203－204）。作者最后总结中共政权已经认识到未来在外政上所依仗的不是民主，而是“富强”（wealth and power），即国家只有在变得财大气粗时，才能对国际事务产生更大的影响，才能不会被世界所孤立（页204）。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的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第十三章〈中国和国际人权运动：天安门的矛盾后果〉（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Tiananmen's Paradoxical Impact）带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六四后的中国非但没有走向与世界人权价值观接轨的道路，反而渐行渐远。而且利用自己日渐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有将世界的普世价值按中共的原则进行重新改造的危险（页206－207）。在八十年代的邓小平时期，中国因为刚走出毛泽东的闭关锁国状态，它希望全面开放并与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接轨，同时与人类的普世价值相适应（页210）。当时的中国是希望与世界在人权方面进行对话，并愿意让一些西方传媒工作者入境进行考察，积极参与国际人权组织的活动，和签署有关的宪章（页210－211）。六四之前的人民中国是有一种要去积极溶入世界人权体系的愿望，这也与当时八十年代中国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相匹配，但六四后中国的态度大变，对国际人权运动的态度从合作走到对抗（页211）。现时中国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成功阻止了世界对其人权状况所施加的压力，对外国人权观察组织进入中国境内考察的限制也比八十年代时要多（页215）。而西方国家同时为了保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也放弃了对中国在人权方面的指责（页215－216）。更发人深思的是，九十年代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它竟然能成功地强加给了国际人权组织自己的价值观和条款。例如在中国的支持下，一些有严重不良人权记录的国家反而在一些国际场合上成为人权组织和会议的主导国（页214－215）。作者在最后一部份说出了自天安门事件以来自相矛盾的现象：六四事件后，国际社会对中国所起的压力似乎是成功的，但六四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反而倒过来，中国人权状况非但没有大改善，而且中共政权还能通过其经济实力反过来要挟和挑战普世人权理念（页218－219）。
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的吴国光（Guoguang Wu）教授在第十四章〈笼罩在西方民主头上的阴影：中国对其经济实力的政治利用〉（A Shadow over Western Democracies：China's Political Use of Economic Powe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以加拿大（Canada），澳洲（Australia），和多个西方跨国公司的在华投资作为例子，显示了六四后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正利用自身庞大市场的优势向西方的民主社会不断施压（页221－236）。例如雅虎（Yahoo），一间以美国为基地的互联网公司，在与中共政权合作的过程中为了占有中国庞大市场而对中国政府限制人民自由的要求作出让步，它运用自身的科技本钱制造出资源来进一步打压中国人民的自由，并借口遵守中国不存在的法律来取得市场的一杯羹（页227）。作者用以下的一番话来形容这种怪现象：“经济上的互惠产生了政治上的合作，但不是人们在通常情况下所认为的那样，即能在威权主义的国家里提升自由。而现实是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在威权主义社会里运作的企业通常是利用资讯科技来行使资讯控制。”（页227－228）事情因此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即中国人民对西方民主有了负面看法（页228）。
中国今天已不再像六四后时那样处于劣势，而是占据有利位置与西方讨价还价。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在中国经济实力面前竟然是如此脆弱，中共政权对西方的要求是：金钱或自由，请二者选其一。其实市场资本主义和政治民主完全是两码事，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统治下经济急速发展的纳粹德国（Nazi Germany）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中共在六四后积极融入世界只是为了延续自身政权的寿命，而非对人类普世价值的认同。从以上文章看来，中国经济的起飞似乎对世界而言并非是一个福音。曾以为民主的工业化发达国家通过参与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来促进当地的民主政制发展，但中国模式却挑战了这一理论，效果是反过来，即西方通过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反而受制于中国，被中国的强权意识型态所污染。中国经济越发展，其极权政治越强大，对民主社会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深。人们由此不禁扪心自问，民主的普世价值会在本世纪被中国式的威权主义模式所取代和战胜吗？
七、全书总结
尽管本书立论严谨，观点新颖，但笔者仍对其中的不足之处作一铺陈，旨在抛砖引玉。首先，虽然本书各章的论述涵盖了不少领域，但似乎集中在六四事件对中国政治民主，经济民生，人权和法治等方面的影响，而没有触及天安门运动对其后中国的军事，农民生活，和少数民族等边缘领域的冲击。另外，尽管该书作者来自五湖四海，但怱略了台湾学者的声音，而更重要的是，该书中并没有出现来自中国大陆本土学者的见解，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最后，孔杰荣和陆梅吉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对大陆和台湾的政治民主改革作了对比，但本书缺乏将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有着与中国相同历史背景的前苏联和东欧）的民主运动和政治转型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和分析。
话虽如此，本书对学术界的贡献远大于其不足之处。首先，本书有多篇文章关注到六四对中国非精英阶层的意义。林培瑞在本书中触及了以往鲜为人知的六四事件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心灵上所产生的震荡。李晓蓉告诉我们，在九十年代之后推动中国民主和维权运动的不仅是知识份子，更多的参与者是默默无闻的普罗大众。冯崇义和魏简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份子不再盲目地追求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儒教思想，转而关注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与八十年代不同，今天的知识份子和普罗大众不再互相排斥，相反，两者走向合作和互信。与以往的同类著述不同，本书每位作者的意图似乎不在于反思六四事件的历史真相，而在于分析六四对1989年后中国的深远意义，今天的中国与六四时相比产生了何种变化，六四时人们所提出的理想，例如民主，人权，自由，和法治，会否在未来的中国得以实现，等等。
总结全书并结合本人的思考，89年的天安门事件对当代中国产生了以下多重的意义：
首先，综观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自清末起中国开始与现代西方文明全面接触，但国人在这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西方世界的反映却有点负面。其中出现的无论是鸦片战争或五四运动，都是以反抗西方的入侵和强权开始。尽管其中也出现例如百日维新，洋务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等等，但都仅是以参照西方的技术和文化来对中华文明和社会作出反思。这些运动的发起人大多数对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一知半解，而且还有排斥思想。在他们心中，中国文明永远是先进和高人一等的。人民中国成立后，中国非但没有进一步溶入世界，反而选择留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而且在六十年代后，更决定与苏联阵营反目，全面地闭关锁国，直到毛泽东死后，中国才重新与世界接近。六四发生之际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十年有余，当时的人民已经在这段时间中重新接触到已经隔绝音讯多时的西方文化和社会，他们不仅借此重新思考共产主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也借此反省中国文明的缺陷。六四前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的诸多现象，例如对马克思主义中异化现象的讨论，伤痕文学，电视系列剧《河殇》的热播，等等，都一一显示了89年六四之前的中国已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面认同西方文化和制度，拥抱全人类价值观，抛弃了仅以中华文明作为狭隘的历史取舍尺度。加上八十年代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公开性和政改摧毁了列宁主义的神话，更令到当时的中国知识份子和人民不再接受“中共拯救中国，中共的执政是历史必然”等的官方论调。
其次，从宏观而言人民中国的历史可以大致地划分为毛体制时代（1949－1976）和后毛体制时代（1976至今），但两者从根本上而言是同样属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的革命斗争模式，与西方民主政制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有本质上的区别。1976年至1989年的中国尽管在理论上属于后毛时代，但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两种政治势力开明派（胡耀邦和赵紫阳）和正统派（陈云和李鹏）的角力，他们之间的胜负决定中国是否可以摆脱革命斗争模式而迈向现代化发展模式。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是希望与失望并存的年代，六四的发生则成了转折点。尽管六四前的中共思维仍是受制于革命斗争模式，但经历了十年改革开放的民间和知识界却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现代化发展模式。前者主张以一党专政的方式领导中国进入世界强国之林，但后者认为中国需要全面放弃过去的制度，将自己的命运摆在全人类的现代化历程中去寻求繁荣和昌盛。六四正是官方的革命斗争模式思维和非官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信仰在49年后首次发生了正面冲突，最后以前者压倒后者告终。但正如本书内容所昭示的，非官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对官方革命斗争模式的抗争并未因为六四的结束而停止，89年时所播下的种子在九十年代及其后不断发展壮大。
另外，89年的学运令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下定决心推翻开明派，镇压学生，让中国继续在革命斗争模式下停留于后毛时代。邓对六四的血腥处理手法也让人们认识到毛体制和后毛体制都是一丘之貉，从那时起党内外人士都同样地开始怀疑革命斗争模式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六四事件的发生也令邓小平自1978年以来所做的一切去毛化的努力，例如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付诸东流。六四的这个影响到了邓过身后仍然可以感受到。从江泽民（Jiang Zemin）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到习近平（Xi Jinping）的“中国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六四所带来的对后毛体制的破坏的修葺，和重建中共后毛体制合法性的种种努力。
最后，以往人们有一种共识，即中国自古以来从未产生过像西方的那种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49年后的人民中国更进一步地扼杀了公民社会的萌芽，情况直到今天也如此。结合本书的内容，六四的最大意义是中国人民从1989年开始便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奴俾或政府的敌人，而首先是公民和具有各种天生权利的人。综观《中国1989》的各个章节，本人认为公民社会在六四后已经在中国初步地产生了，尽管其定义与西方的有所出入。中国已从六四前公民社会的完全缺席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对抗式公民社会”（confrontational civil society），它尽管与西方的“协商式公民社会”（negotiated civil society）还有一段距离。另外，中共政权也由六四前的“压迫型威权主义”（oppressive authoritarianism ）转变为今天的“防御型威权主义”（defensive authoritarianism ）。1989年的天安门宣告了压迫型威权主义模式的寿终正寝。但中国民间却没有因此走回毛时代的沉默和顺从，相反，它逐渐演变为现时的对抗式公民社会去寻找出路。中国未来的政治和社会之何去何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层的防御型威权主义和下层的对抗式公民社会之间交锋和互动的结果。本书各篇文章的结论各异，但其观点都有一种潜在的一致：六四敲响了中共后毛体制的丧钟，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应该尽快走完后毛体制的最后一步，彻底摆脱革命斗争模式，走上真正的现代化民主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