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从埃及回国途径新加坡的时候，在书摊上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名为《老夫子》的漫画图册，经友人介绍才知道“老夫子”已经享誉四海。但是，这个“老夫子”已经不是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天津漫画家朋弟的手笔，作者名叫王泽！我曾看过天津老漫画家黄廉的文章，指责这位自60年代起在香港发表了大量关于“老夫子”的漫画故事的王泽，有剽窃朋弟之嫌，并且在香港《漫画读物》上用文字来表达心中的愤愤不平。王泽生后在天津，原名王家植，50年代在文化宫做美术干部，60年代到香港，开始在报端发表题为“老夫子”的漫画故事。后来我翻看了王泽的《老夫子》，可以断定，在人物造型与性格设计上，王泽确实搬用了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等所独创的漫画人物。何况连名字“老夫子”也是人家朋弟的！
三四十年代，由于现代都市的发展，大众文艺进入读图时代，对于都市紧张生活具有调节功能的幽默漫画应运而生。在当时家喻户晓的便是叶浅予的《王先生和小陈》、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和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阿摩林》等。朋弟原名冯棣，1931年毕业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艺术创作主要活跃在京津一带，作品更多发表在《新天津画报》、《庸报》、《益世报》、《银线画报》、《三六九画报》、《一四七画报》等报刊上。他笔下的老夫子创造了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遗老少性质的平民形象，新旧事物与观念在其身上强烈地冲突着。而且这个人物既天真又迂腐，既憨厚又狡狯，既有正义感又喜爱弄些小聪明，通过这一复杂人物多棱镜般地折射了社会的斑斓与荒诞，对于现实生活不无批判精神﹔特别是由于这种小人物常常处于尴尬与无奈，而分外惹来读者的亲切，及至同情﹔因此老夫子在那个时代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漫画人物，而且由于朋弟身处社会底层，漫画具有很强的市井色彩，自然就与都市的大众生活溶混在一起。
及至5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和天津天祥商场的旧书铺花上一两角钱仍然可以买到一本旧日的《老夫子》，可见当时发行量之巨，流行影响之广。如今京津一带50岁以上的人脑子里大都印有老夫子那个笑话百出的形象。但是在50年代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改变，不入时的老夫子形象便渐渐从社会生活淡出，作者朋弟本人也黯然下去，1957年初社会思想松动的那一阵子，朋弟兴致忽高。画了一幅《白薯出土》，刊在《北京日报》上。漫画家李滨声还写了一篇短文《介绍老白薯》，为他鼓掌鼓励。说“我祝贺年已知命的漫画家重新提笔作画，并希望今后‘老白薯’经常出现在漫画的花坛上”。但紧跟着的“反右”，把他俩一人一棍打翻在地。从此，朋弟再不敢轻举妄动，真的消隐得无影无踪了。这昔时的文化便成为一种被忘却的历史。
然而这时，香港却冒出了一个老夫子，还有老白薯。在这里，虽然将老夫子后脑壳的发辫去掉，大腿加长了一些，还把老白薯的上衣换了一件，名字也改了一个字（把“老白薯”改称“老蕃薯”），但基本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却与朋弟笔下的人物全然一样，这就是王泽之所为了。这种笨拙的剽窃术，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愚蠢行为。但由于当时香港和内地隔绝，信息不通，便使得他瞒天过海，并家喻户晓起来。
前年，我在大树画馆接待了一位来自海外的画家，他自称王泽。这位王泽先生说他曾在天津生活近30年，对津门感情尤深。谈话中才知道他居然就是海外《老夫子》的作者王泽。我当即问他“您认不认识朋弟？”他说：“认识认识，很熟。”就此一句，随即便回避了这个问题。当时，我想到了黄冠廉先生那篇文章，并想起王泽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讳言于朋弟二字，为了避免客人难堪，我也跳开了关于老夫子的话题。
其实依我看，王泽先生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谈到朋弟。搬用和套用自古有之﹔话说明白，万事皆无。王泽生于1926年，朋弟生于1907年，当年朋弟大红在紫之时，王泽正是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的美术青年，由钦佩到模仿，直到搬用，并非不可思议。此外，王泽先生的老夫子虽然源自朋弟的老夫子，其中也有某些他自己的再创造。因为王泽的老夫子已是当代老夫子，与朋弟的老夫子相隔半个世纪。时代不同，生活不同，艺术的取材也不同。因此画中的社会批判性少了，生活幽默成分多了﹔原先那个使生活现实频频出丑的人物，如今已变成纯粹“解人颐”的笑料﹔内容上还增添很多现代生活的情趣与细节。在艺术上，朋弟的老夫子皆为早期漫画的四联形式，四联漫画的结构如同古代的绝句诗，结构方式都是起、承、转、合﹔而王泽的老夫子多用六联方式，增加了情节过程，可能受到了迪斯尼卡通画和欧美现代漫画的影响，而且，作品中也有他自己一些漫画发现。
但是，老夫子的人物原型——无论是形象造天时还是性格设计（包括性格因素和心理特征），毕竟全是朋弟的创意。别忘了。连“老夫子”的“大名”也是人家朋弟的呢！而且，将王泽的“老夫子”和朋弟的“老夫子”比较一下，无论是人物的动作，神态，表情，还是形象细节，都毫无两样，一目了然。但在其生动性与审美价值方面，王泽比起朋弟还差着一个不小的距离。若比一比线条的功力，王泽在山下，人家朋弟却高高地站在山上。这也是原创者与模仿者的最真实的区别了。
故而应该说，倘若没有朋弟，决不会有王泽的老夫子。但确认了朋弟的原创，并不因此就掩盖王泽也有一定的才能，相反，把老夫子的生命延续到当代，倒有王泽的“功绩”。
让我们感慨万端的倒是，晚年的朋弟甚是凄凉，他死于1983年。据黄冠莲说朋弟去逝之前，曾偶然见过王泽模仿的《老夫子》，但他表情淡然，默不作声，心中的苦涩却可想而知﹔他一生画了1200幅漫画，到头来，手中的艺术被多年的“革命风暴”扫荡得空空如也，毕生创造的人物又被人全盘端去。想一想他最终的人生境况，真如一片冰天雪地！
而如今出版的《中国漫画史》居然没有朋弟的名字﹔几种怀旧式的《老漫画》，也全然不见“老白薯”和“老夫子”的影子。漫画界何故又对朋弟如此苛刻？可是，王泽的“老夫子”却红遍四海，被人戴上“漫画大师”的桂冠，并真的达到了“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老夫子漫画”，进而王泽在台北还成立了会员制的“老夫子俱乐部”，拍摄电视电影，利用商业手段来运作，甚至已经企业化了。
那么，曾经生活和工作在北京或天津的王泽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个什么机会纪念对他有过大恩大德的老乡朋弟呢？也好对历史、对乡亲、对漫画史有一个叫人心服口服的交待。其实即使不交待，历史也不会弄错﹔糊涂的往往是现实，清楚的必定是历史。而对于如今的京津文化界来说，我们倒是应该记住朋弟这位曾经给过一代人开怀欢笑、才华非凡的艺术家，尤其是美术界更应做朋弟艺术之研究，使其在中国漫画史上占有理所当然的一席之地——即让历史记住他！
历史是健忘的。如果它还没有记起，我们有责任提醒它。
1999-07
摘自《文化发掘·老夫子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