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抚出事
主管财政的副省长杨灏出事了。
杨灏是湖南布政使。布政使主管一省的财政，又称“藩司”“藩台”，从二品，比总督低一级，但与巡抚（“抚台”）、学政（“学台”）平级，比主管司法的按察使（“臬司”“臬台”）高一级。总督、巡抚、学政、布政使、按察使，构成了一省的常委会。而布政使因为管着“钱袋子”，原则上归中央财政部（“户部”）垂直领导，实际影响力往往高于学政和按察使，仅次于总督和巡抚。督抚们无论要搞政绩还是要捞好处，一般少不得需要布政使配合；即便是为了争权，也少不得要打击一下不配合的布政使；正因如此，“常在河边走”的布政使，往往容易主动或者被动地“湿了鞋”。
这回，杨灏的“鞋”看似主动“湿”了——他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3000~4000两（约合如今人民币60万~80万元）。这实在是个小数目，鞋子最多算是打湿了一点，悄悄晾干就可以了。但是，大清官场虽然不怕湿鞋，却怕被人惦记。杨灏就是被人惦记上了，直接推进了“河”里——推他的人正是湖南巡抚陈宏谋。
根据陈的实名参奏，杨灏的贪污方式，是“于应发买补运江谷价二十万余两，每百两扣银一两三四钱、及二两六七钱不等，通计侵扣银三四千两入已。”也就是，他利用职务之便，从采购国库粮的款项中侵吞。
对于陈宏谋的参奏，乾隆皇帝相当满意，批示说：“如此察吏，何愁吏治不清，朕甚为湖南吏民庆幸而嘉悦焉……所参杨灏、周照、俱着革职，其贪黩侵扣情由，及管库家人书吏，该抚一并查拏、严审究拟具奏，藩司为通省钱谷出入之地，况买补谷价，关系仓庾，乃扣克短发，必致贻累闾阎，陈宏谋能留心体察，据实参奏，毫无瞻徇，甚属可嘉，着交部议叙。”
巡抚严参，证据确凿。按照大清律，如此数目的贪污，已经够上死罪。陈宏谋也的确上奏，请将杨灏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对此，杨灏却并不特别担心：因为在严厉的法律下，早已为领导干部们留出了活命的后门。
这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九月。呆在刑部大牢里的杨灏，会活下来吗？
严刑峻法
《大清律例》中，与现代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对应的，是“刑律”中“贼盗”目下的“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监守自盗罪）。
根据《大清律例》中的法定解释：
“称监临者，内外诸司统摄所属，有文案相关涉及，虽非所管百姓，但有事在手者，即为监临。
“称主守者，该管文案典吏，专主掌其事及守掌仓库、狱囚、杂物之类，官吏、库子（主管官库的役吏）、斗级（主管官仓的役吏）、攒拦（征税员）、禁子（狱卒），并为主守。”
用现代语言表达，所谓“监临”泛指领导干部，而所谓“主守”则包括了一切公务人员和公勤人员。同时，法律还明确规定，“监临主守”也包括政府的临时工，比如受雇于官府的车户、船户等，“其职虽非统属，但临时差遣管领提调者，亦是‘监临主守’”。
从这个定义看，“监守”（监临住守）泛指一切从事公务活动的人，而未必都是正式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律对这些公职人员的监督和惩罚，相当细致和严苛。
“监守自盗罪”定性，不仅要审核犯罪主体特征，即必须是“监临住守”者；也要审核犯罪客体特征，即其所侵害的是“官银、官粮、官物”，特殊主体和特殊客体缺一不可。根据《大清律例》，如果公务人员侵害民间财物，则客体不符合此罪要素；如果普通百姓侵害“官银、官粮、官物”，则主体不符合此罪要素；都需以其他罪名处置，而其量刑往往也远低于“监守自盗”。
对于“监临住守”者犯罪、也即职务犯罪，予以从重打击，从唐代开始即已形成传统，世代延续，直到清代。《大清律》对贪官的打击相当严厉。根据刑律，“监守自盗”罪的死刑起刑线仅仅是40两（约合如今人民币8000元），而且处决方式为斩首。而适用于非公职人员的“常盗仓库钱粮”罪，死刑的起刑线则是60两，相差50%，处决方式则是绞刑，比斩首要温和得多。
“监守自盗”罪，还特别执行“不分首从，并赃论罪”的量刑方式。比如，上下共10人联手，侵吞公款40两，且每人均分各得4两。若按照4两量刑，根据刑律，赃银在2.5~5两（约合如今人民币500~1000元）之间的，刑罚为“杖一百”。打100下板子，并非轻刑，杖刑下往往能致人于残甚至死地，但是，这毕竟比斩首要轻多了。但是，根据“不分首从，并赃论罪”的量刑防水，公职人员犯此罪的，每个涉案人均依据总金额量刑，即此例中，10人都按照40两量刑，依法应一律斩首。
同时，触犯该罪的所有公职人员罪犯，还需在右小臂膊上刺上三个字：“盗官银（或粮、物）”“每字各方一寸五分、每画各阔一分五厘，上不过肘、下不过腕”。
“重典治吏”，正是《大清律例》的主导思想。其诸多条款中，超过1/3针对的是执掌公权力者犯罪，涉及范围甚广，刑罚甚严，大大高于对平民犯罪的刑罚力度。
而且，在《大清律例》中，除了“刑律”之外，在“户律”“工律”中也有不少条款，明确说明参照“监守自盗”执行。如“户律”中“仓库”目下的“揽纳税粮”“私借钱粮”“库秤雇役侵欺”“损坏仓库财物”等，及“工律”中“营造”目下的“冒破物料”等。显然，这些都扩大了“监守自盗”条款的适用范围，体现的依然是“重典治吏”。
杨灏的犯罪金额，已经百倍于40两的死刑线，可谓“百死难赎”了。
网开一面
《大清律例》中的惩贪条款，字面上看似严峻，但在执行中却另有一套，给了贪官们以求生的机会。而这道求生之门，居然就是看似严刚刻薄的雍正皇帝所开。
雍正三年（1725年），对刑律增加了修订条款：“凡侵盗钱粮入己，自一千两以下者，仍照监守自盗律拟斩，（杂犯）准徒五年；数满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秋后处决，遇赦不准援免”。这等于是将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提高到了1000两（人民币20万元），升幅高达25倍。
即便1000两以上的大案，也依然还有一条逃生通道：
如果能够在规定时限内退赃，贪官们可以得到减刑。具体分为：
一、如果犯官能在1年内退赃，原先够死罪的，则可减低一等，这至少得免立即处决；至于原判充军、流放、监禁等的，则可以免除刑罚。负责追赃的承办官员，如果能够完成涉案金额在300两以上追赃的，则予以表彰奖励及提拔。
二、如在1年内无法追赃，则办案人员交部议处，并需继续追赃。犯官依然暂缓服刑，再给1年（第2年）期限退赃。如在这1年内完成退赃，则将原判刑罚减等——在此种情况下，原判充军、流放、监禁等的，不能免除刑罚了。
三、第2年仍无法追赃的，原判死刑者，收入监狱，继续追赃；原判充军、流放、监禁等的，则开始服刑。负责追赃的官员，交部议处。同时，再给1年时间（第3年），通过犯官的妻子和未分家的儿子追陪，如果能追赃成功，则负责追赃的办案官员取消原先的处分，官复原职。
四、第3年仍无法追赃，则办案官员兑现处分。另派办案人员继续追，期限自到任之日起计算，仍旧是1年（第4年）。
五、如果“保题豁免结案”后，发现犯官及家属有隐匿的财产，也无论多少，一律收缴充公，同时追究出具证明的地方官的责任，由其承担所欠赃银的退赔。当时办案的人员，则一律交部议处。
根据这个司法解释，触犯死刑的贪官，实际上有至少3年的退赃时间，在这3年内，死刑并不会执行。如果退赃成功，则可以从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缓（“缓决”）甚至更轻刑罚，而即便死缓，未必每年会遭勾决，且可能因各种大赦机会而继续减刑、甚至释放。
杨灏的求生希望，正在于此。
乾隆震怒
杨灏退赃很积极。
案发次年（1757年）三月（农历），刑部报告说：“参革湖南布政使杨灏，于买补常平仓谷价，侵蚀入已，应依律议斩监候。虽已交纳赃银，不准减等。”这说明，杨灏在上年九月（农历）案发，最多只用了半年就已经完成退赃。尽管如此，刑部的报告依然是不准减等，具体原因不明。根据各种史料参酌，估计是湖南巡抚陈宏谋不同意——这样的案子，具体的审理依然在省里，中央只是负责监督及核定、包括死刑核定。
不久，湖南巡抚陈宏谋调任，新巡抚为蒋炳。接手此案后，蒋炳即提出，鉴于杨灏已经在期限内退还赃银，根据刑律修正案，应当减刑，因此改为“缓决”。所谓“缓决”，指危害性不大而可以缓期执行，是清代死刑复核中的一种甄别类别。
根据《大清律例》，死刑按照执行时间，分为“立决”和“监候”。立决就是立即处决，监候则是要等待“秋审”时另行核准才能处决。监候的死刑犯，在报送“秋审”时，分为“情实、缓决、矜、疑、留养承嗣”四个卷宗，经省里决定，再报刑部，最后由皇帝拍板。
“情实”，指案情确实、并且没有其他可以减缓之处，这类死刑往往会在秋审中被勾决；
“缓决”，指案情确实、但危害性不大；
“可矜”，就是情有可原；
“疑”，指罪名虽定，但情节有可疑之处，显然，这种情况出现得很少，省里敢往中央上报的，都是“铁案”、或者已经做得像“铁案”的样子了；
“留养承嗣”，即死刑犯为独子，其祖父母、父母年老无人奉养。
如此分类，体现的是“慎刑”的思想。后四种，秋审时皇帝往往不会勾决，延宕下来，期间或许就因大赦等，得到了减刑。
蒋炳把杨灏移到了“缓决”名单，当然是为了救他一命。卷宗报到了刑部，刑部并无异议，直接送上了乾隆的案头。毕竟，杨灏已经退赃，根据当时的刑律，应属于法定的降等施刑情况，湖南和刑部的判决意见，没有违法违规。
但是，秋审时出问题了。
九月初九（1757年10月21日），重阳节，正陪同太后巡视蒙古的乾隆，看了卷宗后，雷霆震怒，居然在一天之内连下四道圣旨。
在乾隆看来，杨灏监守自盗、数额巨大，没有执行“斩立决”（执行死刑）而执行“斩监候”（等待秋审核准后处决），就已经是优待了。湖南和刑部，居然还将他从“情实”案卷转入“缓决”，不仅有包庇之嫌，而且会起到一个很坏的示范作用：反正只要退赔就可免死，贪官们必将“前腐后继”！
显然，乾隆的顾虑和愤怒，是讲政治的体现，却并非讲法律。
他在当天另发给军机大臣的第二份谕旨中，指示说：
“蒋炳奉到此旨，即率同藩臬二司，将杨灏亲押，即行正法。倘泄露风声，俾先知觉，或至自戕殒命，不及明正典刑，即令蒋炳抵偿。”
蒋炳本想救杨灏一命，却没料到反而让杨灏死得更快，而且把自己也搭了进去。当天的第三份谕旨里，乾隆就将怒火对准了蒋炳：
“该抚蒋炳、竟敢将该犯入于缓决，此非寻常朦混瞻徇可比，蒋炳已交部严加治罪。”
第四道诏书中更是宣布：
“蒋炳将官犯杨灏一案，恣意欺罔，混入缓决，甚属乖谬，着即革职。”
蒋炳绝对没想到，将杨灏挪到“缓决”名册，一是官场同侪留点余地，二毕竟也算有法可依，却落了个自己被革职、抄家、查办的下场。
次日（10月22日），乾隆再度发布长谕，从反腐败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高度，解释其理由。
两天后（10月24日），乾隆在谕旨中的口气有所缓和，甚至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举报杨灏的原湖南巡抚陈宏谋，似乎与杨灏不和，因此有挟嫌报复的可能。
从这些频繁下达的最高指示看，乾隆责备蒋炳既不愿得罪陈宏谋、又试图悄悄拯救杨灏，的确是诛心之论。
蒋炳自己，终于陷入了不测之祸。11月17日，吏部奉旨，对“党庇杨灏”一案相关责任官员予以政纪处分，除蒋炳之外的68名官员，分别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销纪录、降级、注册等处分。而对蒋炳本人，刑部拟定的刑罚居然是“斩监候”。这是蒋炳绝想不到的：依法为人减刑，居然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成为乾隆整顿吏治的样板。
刑部的死刑判决报到乾隆那里，他于12月15日驳回判决，对蒋炳予以从宽处理：
“今刑部审讯蒋炳、拟以斩监候，实属罪所应得。但蒋炳办理此案，虽营私沽誉，尚无受贿情弊，着从宽免其斩候，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一个月前，因同样包庇杨灏案而受牵连的湖南前布政使崔应阶，被专案小组定为“一并交部察议”，等于是要进行政纪处分。但乾隆也予以了宽大，他指出司法办案并非布政使的本职工作，不可对参与署名的崔过于苛求。
蒋炳刚去湖南当巡抚，连位子还没坐热，就落了个充军的下场，在反腐风潮下，当官真正成了高风险的职业。
弹性不一
一年之后（1758年），早已被处决的杨灏如地下有知，一定会和仍在流放的蒋炳一样，愤愤不平：又出了一个比杨灏贪污金额高出3倍多的官员，乾隆皇帝却维持了军流的原判。
此人名叫钮嗣昌，只是一个道员，却侵吞了国库1万多两（约合人民币200多万元），超过40两的法定死刑线250倍，也超过1000两的修订死刑线10倍。但是，判决结果却是“因限内完赃，减等发往军台效力”。
这次，乾隆不再要求“追杀”了，他批示说：
“此虽向例，但思侵亏仓库钱粮入己限内完赃准予减等之例，实属未协。”
这是一封值得注意的批示，一是乾隆承认“完赃减等”的确是“向例”，如此，上一年他追杀杨灏、处罚蒋炳等人，就显然不是依法办事了；二是乾隆明确指出，“完赃减等”的条款“实属未协”，因此，宣布将这一修正案完全取消。
从雍正三年（1725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完赃减等”这项刑法修正案存在了33年，给不少贪官带来了生的机会，至此寿终正寝。乾隆的批示，令《大清律例》重回初始条文，为贪官们打开了通向死亡的大门——40两要杀头，这条刚性刑律，成为贪官们的梦魇。乾隆中后期为反腐而诛杀的贪官，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时代。
但是，乾隆朝的吏治，却并未因为贪官的滚滚人头，而变得更为清廉。因为，在取消了“完赃减等”条款之后，最多不到5年的时间，大清国就出现了另一个新生事物“议罪银”——官员可以通过缴纳“议罪银”，减免应受的刑事或者行政处分。
目前史料可查的“议罪银”，出现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果亲王弘曕私托织造及税监督购买蟒袍、朝衣、优伶一事被揭发出来，因其“自愿纳赎银一万两”，而免于任何行政处分（《宫中档》记载）。
而记录最早的督抚缴纳“议罪银”而免于处分的案例，应是1766年两江总督高晋，其在审理段成功一案“办理舛谬”，分4年缴纳“赎罪银”。
两年后（1768年），高晋的弟弟高恒卷入两淮提引案中，高晋需承担相应责任，其自请治罪，乾隆说：“交部议罪，不过革职留任，汝自议来！”
高晋自己的提议是遵旨覆奏：“仰求皇上准奴才捐银二万两，以赎奴才之罪……只以奴才之产计值不过二万两，一时变卖又恐不能得价，查以前奴才承审段成功之案，办理舛谬，叨蒙皇恩，准奴才将赎罪银分四年完缴在案。今次赎罪银两并恳圣主天恩，俯准奴才照段成功赎罪之案，每年于养廉银内扣解银五千两，分作四年完缴。”
自此，乾隆朝在对待贪腐问题上形成了“一国两制”，一方面是煌煌法律上的严打，另一方面则是毫无规则可循的“议罪银”制度。“议罪银”制度，为贪官、尤其是高级别的贪官们，打开了生路，也令吏治进一步败坏，最终甚至出现了和珅这样的空前巨贪——被割了肉放了血的高官们，依然占据高位，可以通过经营权力将“议罪银”的本钱捞取回来，和珅正是因为掌管“议罪银”的收取，而获得了极大的寻租机会。
更为吊诡的是，被乾隆取消了的“完赃减等”刑律，43年后（嘉庆六年，1801年）又被他的儿子嘉庆皇帝恢复。而且，比雍正当年的宽免政策更进了一步，嘉庆的新条例规定：“三年限外不完者，死罪人犯永远监禁。”这等于是取消了贪污罪的死刑。
自此，大清国成为贪官们的天堂：即便被发现查处，无非是退赔赃款；即便无法退赔赃款，无非是坐牢而已。苦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坐上几年牢，享用一辈子。这样的法律，与此前的松紧带反腐一样，开始成为催生癌细胞的基地，侵蚀着清帝国的国运……
2013-0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