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十三世达赖喇嘛:西藏现代化的展开与顿挫

十三世达赖喇嘛尊者法像,1910年摄于印度大吉岭。

吾自担负政教统治之责,未曾稍懈,亦无暇享乐,焦虑于国家政教诸事,夜以继日,以期做出最佳决定,令二者均得昌盛。吾常思及农夫之利益,思索良策以减其哀伤劳苦,以及如何叩开果决、公平及正义之门。——十三世达赖喇嘛图登嘉措

一八七六年出生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图登嘉措,其成长和执政时期,正好是近代化风潮猛烈冲击东方的时代:曾经辉煌一时的东方文明,面对已经近代化的西方的挑战时,纷纷败下阵来。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强悍的土耳其帝国分崩离析,清帝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惨败而备尝耻辱。

谁也不曾料到,从欧洲散播出去而只占全人类极小部分的白人,正在控制地球上的大部分陆地和海洋,使得以农业为主的亚洲诸社会不得不接受商业经济和国际贸易。有驻军和炮艇为后盾的欧洲人,可以想干预就干预亚洲任一国家的事务。随着欧洲列强如秋风扫落叶般征服一块块土地,造成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失序脱轨,亚洲的许多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忧心忡忡于自己社会的将来。[1]

图登嘉措也是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亚洲国家的统治者之一。处于亚洲内陆高原地带的西藏,单靠地理的阻隔,如今无法让自己像过去数百年那样享受“光荣的孤立”。世界的变迁和中国的变迁,迫使西藏重新界定自我和规划未来。对于图登嘉措来说,从他的童年时代便经受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对他的统治权威的威胁,这种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对他看待和处理西藏政教事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进入二十世纪后,图登嘉措两度被迫离开西藏。第一次是一九零三年英军入侵西藏,作为名义上的宗主国,清朝并未派出军队帮助西藏抵御英军,驻藏大臣则劝他留在拉萨与英国人周旋。图登嘉措毅然选择离开,长途跋涉抵达同样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希望能向俄国求援,但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中的俄国无意亦无力卷入西藏事务。而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对地位比他更高的达赖喇嘛心存猜忌,要求他尽早离开蒙古。

一九零八年,图登嘉措赴北京,见到了行将就木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并与西方列强驻华外交官们会面——尽管在清廷官员的监视之下,他仍然竭力争取国际社会承认西藏。他亲眼目睹了清廷的衰落和腐败,在觐见慈禧太后时不得不跪下一条右腿,让他感到备受羞辱——当年,五世达赖喇嘛跟清朝皇帝见面时,是平起平坐的。

一九零九年,图登嘉措刚刚回到拉萨,清廷便派新军两千名官兵向拉萨进发。英国军队撤走之后,清朝意识到西藏的重要性,担心有可能像失去朝鲜那样失去西藏,决定向西藏派驻军队,介入西藏内政。

此前,川督锡良上奏《平康三策》:第一,将“地多宝藏,药材尤富”的“倮夷”、“野番”地区“收入版图”;第二,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扩充疆宇以保西陲”;第三,“川藏万里”,“宝藏尤富”,待势达拉萨,藏卫尽如掌握后,就在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西三省总督。继任川督的赵尔丰即在康区实行“新政”,康地纵横三四千里,所有土地有史以来首次被“收归国有”,所有藏人僧俗,有史以来首次须向“中国”申领耕种土地的执照,有史以来首次给“中国”纳粮、缴纳盐茶畜牧等各种税捐。不过,急于攻进拉萨的赵尔丰,却被驻藏大臣联豫阻止于察木多(昌都),并指责赵尔丰的军队越界攻进了联豫的地盘。后来,清廷改派新军入侵拉萨,从赵控制的“川边”过境得不到给养,沿途抢掠藏人。[3]

图登嘉措致函北京,不希望中国军队进驻拉萨。北京充耳不闻。当清军即将进入拉萨时,图登嘉措再度走上流亡路。随即,清廷发布一道尖酸刻薄的诏令,剥夺图登嘉措的世俗权力和作为转世活佛的身份和地位。

图登嘉措一行风餐露宿,总算抵达印度大吉岭,在此安居下来。他与印度政府驻锡金专员查尔斯·贝尔爵士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在流亡的三年中,他开阔了视野,孕育出改革西藏政教事务的新构想。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革命爆发,清朝的统治被推翻。西藏人与失去效忠对象的清朝军队在拉萨展开激烈巷战。这支主要由流氓地痞组成的军队祸害拉萨已有两年之久。一九一二年四月,大约两千名清朝军人和官员缴械投降,并获准离开西藏。

一九一三年一月,图登嘉措回到了自十八世纪以来第一次没有中国驻军和官员的拉萨。他开始行使自第五世达赖喇嘛以后历代达赖喇嘛不曾有过的政治权力。[4]此后整整二十年的励精图治,他留下非凡的成就,也留下令人痛惜的遗憾。不过,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其自传中,给予十三世达赖喇嘛图登嘉措高度评价:“我家的生活十分简朴,却也幸福与满足。这满足多归功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图登嘉措。他是多年的西藏政教的领袖。在他统治期间,他阐明和界定了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他也在改善人民生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他的毕生努力下,西藏人民开始享有一个长时期的安宁和繁荣的年代。”[5]

西藏与中国的关系如同施主与僧侣的供施关系

一九一二年底,中华民国新任总统袁世凯致函图登嘉措,“在通告和阐释中华民国成立的同时,要求西藏予以承认”。中华民国立足未稳,袁世凯的语气相当谦恭。图登嘉措在回复中明确表达了与中国的疏离态度:“西藏人之所以不喜欢中央政府,是由于中国军人残暴对待他们,使他们怒火中烧。例如,不管中国军队如何摧毁或焚烧西藏的寺院和庙宇,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都没有任何的对策,如此则西藏人怎会不反对中国人呢?”[6]

袁世凯又发来一封电报,为此前满清军队在西藏的暴行道歉,并下令“恢复”达赖喇嘛的职位和封号。袁世凯声称,既然中华民国建立,“五族和如一家”,达赖喇嘛自然应当“被一种深厚的依附祖国之情打动”,达赖喇嘛此前的“过错”可以得到“宽恕”,封号“诚顺赞化西天大善佛”也得以恢复。[7]

然而,图登嘉措回答说,他不向中国政府要求原来的封号和官位,而“希望履行在西藏的政教统治权”。正如他在印度流亡期间向清朝派来商讨返藏事宜的官员所说的那样:由于满清领导人无视西藏的独立与两国间的宗教关系,现已无法再予信任,不得不终止原有的关系。[8]他对满清如此,对民国也一样。

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三日,图登嘉措在拉萨发表“水牛年文告”,正式宣布解除与中国之间的“供施关系”,并宣布实行诸多社会改革。这份文告被部份学者认为是“西藏独立宣言”。虽然在西方的术语中算不上一份正式的独立宣言,但从西藏的政治理论文献来看,这份文件清楚地表明了达赖喇嘛要求自由的愿望,以及在没有中国封号、没有中国干涉的情况下统治西藏的意图。[9]

在这份“不仅要在西藏所有的县或地区公布,而且所有的县政府必须抄录一份备案保存的重要文件”中,图登嘉措如此解释西藏与蒙古、汉族和满清的关系:“往昔与成吉思汗和俺达汗等蒙古时期,中国的明朝等各王朝,以及到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开始与满清皇帝建立的,是植基于施主和僧侣间的供施关系。”[10]他认为,这种联系仅仅是宗教层面的,而不是政治层面的,西藏不是中国的属国或中国的一部分。[11]

在此之前一个月,西藏与刚刚脱离中国宣布独立的蒙古在库伦(Urga,今乌兰巴托)签定了一个条约,序言写道:“鉴于蒙古与西藏已经摆脱了满洲王朝,脱离中国,并且已经变成独立的国家,又鉴于这两个国家一直信奉同一个宗教,而为了让他们古老又相互之友谊得以强化的目的……”整份文件里不时使用藏文字眼“让赞”来指称“独立”。[12]

事实上,具有独立地位的西藏政府存在的时间,比中华民国统治中国大陆的时间更长——中共军队直到一九五一年才占领西藏。在此期间,西藏有自己的国旗、国歌、货币、政府、军队、外交关系等。西藏政府发放旅行文件给进入它国界的旅人,还有少数旅行到国外的藏人。一九二一年,西藏政府正式同意第一支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前往登山,当时在拉萨访问的英国外交官查尔斯‧贝尔写道:“我从西藏政府处得到了官方形式的一本护照,上面正式给予了攀登埃佛勒斯峰的许可证。”[13]

在中华民国统治中国大陆的三十八年间,西藏与名义上隶属中央政府(北京政府及取而代之的南京政府)的地方军阀发生过三次小规模的战争,出乎意料的结果是,西藏军队获得了前两次战争的胜利,第三次虽然失败却也通过谈判取得不错的结果。当然,这并不表示西藏的军队具有多么强大的战斗力,只能说明中国地方军阀的军队不堪一战。

一九一四年,北洋政府划定康定以西(包括金沙江以西的今昌都地区在内)为“川边特别区”,受四川省管制,引起西藏政府极大不满。一九一七年,藏军攻打川边,攻破康巴地区的首府昌都,川军指挥官彭日升向藏军投降。史称第一次康藏边界纠纷(或第一次中藏战争)。

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二年,藏军再度攻打川边,夺取德格、甘孜等地,史称第二次康藏边界纠纷(或第二次中藏战争)。自此,康巴地区大部份地区处于西藏政府的统治之下。

一九三零年,甘孜的大金寺与白利土司发生纠纷,白利土司处于劣势,向川军寻求帮助。川军将领刘文辉以此为借口侵占这个地区。不久,藏军将川军驱逐,前进到打箭炉。此后,西宁方面也发生僧院纷争,藏军与介入的回教徒发生冲突。统治青海的“马家军”首领马步芳与刘文辉结盟,共同对付藏军。史称青藏战争(或第三次康藏边界纠纷、第三次中藏战争)。

藏军在前线失利后,图登嘉措与蒋介石协议停战,但蒋介石并未控制四川、青海,协议没有任何效果。幸运的是,四川军阀发生内讧,自己放弃了金沙江东岸地区。此后,西藏与川军和马家军分别签订和约。在此过程中,看不到南京中央政府有什么作为。

藏军在前两次军事冲突中取胜,是图登嘉措推动建立现代常备军计划的结果。然而,胜利也葬送了这一计划:藏军让西藏保守势力为之侧目,贵族和僧侣集团认为,这支现代化军队,如果不忠于传统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怎么办?大清王朝不就是被训练有素、粮饷充足的新军颠覆了吗?

尽管达赖喇嘛被视为在世的观音菩萨、拥有神一样的崇高地位,但他推动的现代化的改革仍然遭到西藏各阶层的强烈反对,他并不能像神一样一挥魔杖便让西藏昂首阔步迈入现代社会。跟其他所有东方国家一样,西藏的现代化之路坎坷不平。

达赖与班禅:现代化及其反对者

一九二七年,对于西藏的首都拉萨来说是一个重要时刻:电灯亮了。水力发电厂和电力分配系统的兴建,几乎“只手”由留学英国归来的年轻工程师仁岗所完成。这些工程都是由西藏政府主动开始并且提供经费的,图登嘉措及其年轻的助手擦绒是积极支持者。[14]

电灯取代了油灯和蜡烛,给黑夜带来光明。电灯更让藏人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降临了,不管你喜不喜欢它,西藏都将被卷入其中。

图登嘉措在流亡期间细心观察英国人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从中悟出一个道理:若继续抱残守缺,西藏不可能存世。西藏的生存的关键是启动西化改革,图登嘉措成为西藏现代化的开拓者。“从他一九一三年回到拉萨,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圆寂为止,都一直为藏独努力,他改革政府、保卫国家,并且应付西藏社会中反对这些改革的势力。”[15]

图登嘉措批准成立茶叶种植园,把电讯设施、电话和汽车引入西藏。一九一二年底,西藏成立了中央银行(欧康),推出第一套纸币。同年,他派遣四位年轻藏人到英国留学,并派他的心腹大臣龙厦与之同行。龙厦不只是充当监护人而已,身为“无任所大使”,还负有一项特殊使命——学习西方民主史和民主制度,尤其是欧洲各国如何藉由选举取代君主制度。[16]

一九一三年,西藏创办了第一所邮局,并推出第一套邮票。一九二三年,拉萨设立了第一个警察总署,同年创办了第一所英语学校。[17]从印度到拉萨的一条电报线以及一条基本的电话线,于一九二三年建构完成。两条线都提供大众使用。

图登嘉措愿意仿效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他从英国引入司法制度,以遏制当时西藏上层社会广泛存在的政治腐败行为,并且真的处罚了若干高级僧侣和贵族的贪腐行为。他还将刑法修订之后推行于西藏全境,废除了死刑并减少了肉体刑罚。税收制度也被引入,他希望以公平透明的税收遏制贫富悬殊的现象——在新政当中影响最大、阻力最大的是税收制度的改革,因为新增的盐税、皮革税、羊毛税等直接触动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18]

正如所有后发展国家的社会改革都会遇到保守派的拼命反对一样,达赖喇嘛的现代化改革也遭遇到西藏保守势力的抗拒。他必须两线作战,对外要防范中国、英国、俄国等外部势力对西藏的觊觎,对内则要化解乃至压制保守派的反抗——而西藏最大的保守派是九世班禅喇嘛。

班禅喇嘛在宗教上的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但班禅喇嘛并不像达赖喇嘛那样拥有广泛的政治权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班禅喇嘛对政治没有兴趣和野心:当一九零九年清军进入西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时,班禅喇嘛拒绝与之一起流亡,留下来与清军合作,甚至搬进达赖喇嘛在拉萨的行宫,坐上达赖喇嘛的宝座。三年后,达赖喇嘛流亡归来并如民族英雄般受到民众的赞誉,而与清廷合作的班禅喇嘛则声誉受损、被迫处于半隐居状态。

当达赖喇嘛要求班禅喇嘛提供建立藏军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税金时,两人原本就存在的政治对立白热化了。班禅喇嘛在拉萨之外自给自足,有自己的地位和税基,不愿承担这部分费用。他并没有现代国家观念,认为这是达赖喇嘛要瓜分他独享的财富与权力。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达赖喇嘛逮捕了一些被召到拉萨的、忠于班禅喇嘛的官员。这一强硬举动让班禅喇嘛心生恐惧,遂于当月十五日,率领一队侍从,穿过藏北草原,逃往中国内地。[19]此后,班禅喇嘛再也未能回到西藏。他先后接受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册封,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时,他致电表示祝贺,并于一九二九年在南京设置班禅喇嘛办公处。

与之相反,达赖喇嘛并不热衷于跟新成立的南京政府打交道,内乱频仍的中国不是他效仿的现代化样板,他努力学习英国,包括在英国统治下蒸蒸日上的印度,他派遣大量官员到印度学习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20]此前西藏派驻北洋政府的代表贡觉仲尼,直到一九三零年才被达赖喇嘛任命为驻南京的总代表,西藏政府驻南京的办事处直到一九三一年才成立。南京政府成立两年之后,达赖喇嘛才在拉萨会见第一个南京派来的官员——一名非正式的“特使”、有一半藏族血统的传奇女子刘曼卿。[21]

从满清到民国,中国对所谓“外藩”的控制,秘诀之一便是挑动其高层内斗,即“以夷制夷”。对于主动前来投奔的班禅喇嘛,南京政府如获至宝。班禅逃亡,使得中国顺理成章地干涉西藏事务,也让外人认为西藏只不过是一群不和的侯国,需要中国治理。[22]

对于班禅喇嘛在中国的活动,达赖喇嘛方面视之为“藏奸”。西藏当局以“西藏三大寺僧俗及民众全体大会之宣言”的名义公开批评说:

班禅竟获中央“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封号,并给予玉印玉册,月俸一万元,供应费用三万元。其左右仇视西藏诸人,及诺那喇嘛辈,凡与西藏为敌者,中央概授以职位。彼辈并可至各省地方任意活动,是无异对于西藏政治之为莫大之破坏也。以上各项,中央政府如不能予以撤销,则中藏两方和好恐根本上无成功之希望也。[23]

随即,班禅方面也发表宣言反驳。二十年代后期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建立以来,两方关系最为恶化的阶段。

十三世达赖喇嘛牢牢掌控着西藏的大权,但班禅喇嘛的出走仍然给他的改革计划造成巨大冲击。随之发生的一系列骚动和冲突,让他不得不放弃新税改革等革新政策。在内外压力之下,他违心地将所有支持改革的官员降级,这些菁英分子成了替罪羊。西藏丧失了成为现代国家,在现代世界争取一席之地的机会。一九二七年,中国放弃了坚持十六年的共和宪政的艰辛尝试,走向了党治国家的歧途;而西藏则中止了现代化改革,重新隐入中世纪的黑暗之中。

图登嘉措宛如清朝的光绪皇帝,只能算是半截子的改革者。多年以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坦诚地表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作为可以批评,“毕竟他是掌权者,他看到了改革的需要。虽然出现了阻力,但他该坚持下去,继续进行他的计划,因为到最后真理必会出头。他该把他的理由告诉民众,让他们了解。但他没有那样做,这是他的错误。”[24]

擦绒为何没能成为西藏的凯末尔?

十三世达赖喇嘛图登嘉措最大的改革创举,是设置一支现代职业军队。一九一三年,他刚回到拉萨,就在文告中指出“我们是一个依照佛法,享有和平自由之独立小国,为了与世界各国看齐,我们在维护自己家园的同时,需要有效地抵抗外国侵略以保国土,这虽然会稍微增加臣民百姓的负担,但你们要对此做出忍耐。”[25]他当然知道,建立和维持一支常备军,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这就要求对西藏原有的经济模式和税务制度作出重大改革,而这样做必然激起相当程度的反弹。

同年,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支正规军正式组建,擦绒·达桑占堆北被任命为藏军总司令,同时聘请英国教官训练这支军队。藏军在远古时代曾有过铁血的历史,在唐代末期攻入长安,与唐朝的军队和阿拉伯帝国的军队并列为亚洲三支最强大的军队。后来吐蕃帝国解体,藏传佛教成为全民信仰,尚武传统终成绝响。乾隆年间新组织的藏军受清廷控制,到了道光年间才由噶厦政府直接控制,当时仅有三千多人,由六名代本(相当于团长)统辖,已不具备国防能力。

擦绒于一八八五年生于一个最底层的农奴家庭,他的父亲务农兼营铸箭。在父亲破产后,他奔赴他乡谋生,追随达赖喇嘛流亡蒙古,成为其近侍。在达赖喇嘛第二次流亡途中,他奋勇阻击追赶的清兵,得到达赖喇嘛的器重。一九一三年,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他被封为札萨,成为贵族,与贵族擦绒家的女儿结婚后取名为擦绒。[26]

擦绒兼有噶伦(类似于行政大臣)、藏军总司令、造币厂和兵工厂负责人等四个重要职务,他几乎成了达赖喇嘛的家人,以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派。面对日益扩大的外部危机,擦绒提出扩军三倍的计划,希望尽快建立一支一万人的常备军。

英国人柏尔在《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中指出:“西藏之钱大半耗于宗教机关,常备军饷不易筹措,纵有大部分产业可以敛税,而为僧侣贵族所盘据,款既难得,则军官更为难得。”[27]果然,由贵族和僧侣把持的议会的回答,让擦绒大失所望:每年只能增加五百至六百名新兵,直到藏军总人数达到一万七千人为止,这个过程需要二十年才能完成。但是,这种蜗牛般的建军速度,能拯救西藏免受日渐咄咄逼人的外力的侵犯吗?

当时,英国人在江孜创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学校,图登嘉措派遣仲巴札萨、多仁台吉等高级官员入校受训。英国人麦克唐纳在《旅藏二十年》一书中记载:“西藏政府决定用新式战斗方法,训练军队,事经印度政府批准后,西藏一次派遣五十名士兵和军官到江孜,由商务委员会公署的卫队英印指挥官出来训练他们。”[28]这些受训回来的人士,成为新式藏军的中坚力量。一九二零年代中期的西藏,是主张现代化和倾向西方的集团占上风的时代。一个受过西方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军官群体出现了:索康代本组织了篮球赛,并在拉萨修建一个网球场。其他几个藏军代本包括果措在内效仿英国人的发式剪短头发。他们的生活方式西化,习惯喝甜茶、握手、打网球和马球。保守派将这些军官比喻为猴子,因为他们不穿藏袍而是西装革履,人们只能看到他们的腿部。

以擦绒为首的新式军官集团生机勃勃,具有团体精神和国家意识。他们相信,是军事力量而不是喇嘛们的祈祷铺平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道路。虽然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但他们一致认为,过去极端保守的喇嘛们使西藏屈服于他人,他们不能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29]

几乎与此同时,在西亚的土耳其,以凯末尔为首的军官团引导日薄西山的帝国走上现代化、世俗化的共和国之路。土耳其虽然未能恢复当年帝国的辉煌,但在伊斯兰世界算是率先迈进现代化的区域大国。那么,擦绒为什么未能成为西藏的凯末尔呢?或者换一个问题:西藏军队乃至整个西藏社会的现代化改革在二十年代后期为何功亏一篑?

首先,西藏的西化程度远远比不上土耳其。土耳其位于欧亚两大洲的交接点,与西方对抗并吸收西方的文化和技术已有数百年历史;而西藏则长期处于遗世独立状态,是一个封闭甚至停滞的社会。以擦绒为首的藏军集团的力量,比起其他两大保守派集团——以三大寺庙为代表的喇嘛集团和政府中的保守官员集团——来相当孱弱。中级以上、受过教育、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军官,仅仅数十人而已。

其次,佛教对西藏社会的控制和渗透超过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社会中的地位。西藏的僧侣集团不仅掌握宗教权力,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占有绝对优势。西藏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都被寺庙消耗殆尽,要让他们让渡出一部分作为军费或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资金,难于上青天。十三世达赖喇嘛坚持政教合一的统治,这个不能适应新时代的传统体制,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流亡藏人海外聚居地达兰萨拉才被十四世达赖喇嘛宣告废止。[30]

第三,新式军官集团之于西藏社会,宛如油浮在水面,而非盐融入水中。擦绒等高级军官过于依赖达赖喇嘛的信任,他们的态度和观点没有给西藏社会带来基本的变化。他们享受若干特权,高高在上,不去争取民众的支持,也不想去赢得这样的支持。普通民众对这个阶层持怀疑看法,毫无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民众,对于现代军队的保家卫国功能并无深切的共鸣。

多年筚路蓝缕的建设,一旦遇到挫折,便前功尽弃。一九二四年年初,军官团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如何用激进方式推动社会变革。由于胆怯,擦绒没有发表讲话——他缺乏土耳其的凯末尔和埃及的纳赛尔那样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领袖气质。农奴的身份让他存有严重的自卑感,更无法突破与达赖喇嘛之间的主奴关系。于是,只好由其他几名地位次要的军官发言,呼吁大家团结一致。会议通过一份决议,试图剥夺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只保留其宗教统治权,军队接管权力之后加速改革步伐。大部分军官在这份盟约上签了名,有少数军官没有签名,有一个叛徒将此事报告达赖喇嘛。

图登嘉措是玩弄政治的老手,他搞到这份秘密盟约。然后,不动声色地周密部署对策。他派遣擦绒去印度执行公务,让藏军军官们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等擦绒一离开,他立即清洗军官集团。当擦绒从印度返回的时候,一切已今非昔比。不等擦绒回到拉萨,图登嘉措即派遣一名特使来到离拉萨还有两天路程的曲水,向擦绒宣布免职的命令。之后,鉴于擦绒在军中的威望和英国人的支持,擦绒没有受到过于严厉的制裁,仍然保有噶伦的职位直到一九三零年,但被剥夺了所有实权。擦绒奉命筹办札什城机器厂并创建水电厂。他在印度请了几位外国技师前来拉萨。保守派趁机制造擦绒给英国人建立领事馆的谣言,民众发起骚动,将擦绒殴打得几乎至死——简直就像是一场小规模的、“西藏的义和团暴动”。[31]

擦绒退出了所有的公职,致力于经商,将原本债台高筑的擦绒家族打理得井井有条。一九四零年代,擦绒家族成为了西藏最为富有的贵族之一。一九五九年,拉萨发生反抗中共的暴动,擦绒参与其中,被中共逮捕入狱,并于同年五月十四日在狱中遇害。

擦绒及其他藏军军官被解职,中断了西藏的现代化尝试,助长了图登嘉措的独裁统治,并致使藏军走向极度衰落的时期。一九二七年,英国外交官诺布顿珠重访拉萨时,尖酸刻薄地描述了藏军和警察的概貌:“藏军每天都在操练,但是他们的制服实际上已经完全破烂不堪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只脚穿着靴子,另一只脚却赤裸着,每当我经过他们的驻地,他们总是向我行乞。警察大约有两百人,他们的衣着比藏军更破。我发现,如果能够想到办法或找到机会,藏军和警察部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想从这里逃走。”[32]这样一支军队显然无法承担保家卫国的功能。

如果擦绒等人推行的西藏现代化之路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西藏的现代史会因此而写吗?二十多年之后的一九五零年,西藏或许仍然无法抵抗如狼似虎的共产党军队的入侵,但藏军至少不会一触即溃,西藏政府的战时运作也不会进退失据——当共军进攻的消息传到驻守昌都的阿沛处,阿沛立即通知拉萨,并请求噶厦的指示。不可思议的是,噶厦没有立即回应。在绝望之中,直到十月十五日,阿沛的随员崔科才与噶厦的一位助理丹拉终于联络上。但他被告知,噶伦们都在野餐,不能打扰。崔科生气地说:“吃屎野餐!”这是昌都与拉萨最后的通讯。[33]

多年以后,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宣布将政治权力移交给由民选产生的政治领袖,虽然那只是数十万人口的流亡社区,但这标志着西藏人在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尝试上走到中国的前面。回顾当年那场失败的改革,丹增嘉措感慨万千地说:

问题并没有在一九二零年代就结束,一直到一九五零年代。当中国人进入藏东之后,拉萨有官员专门负责收听北京的广播,偶尔会向摄政报告,当时我尚未掌权。一天他向摄政报告中国可能入侵,结果宫务大臣安抚他说:“一点也不必担心,因为我们这里是高级喇嘛和神明之所在,因此不必担心中国的军队。”这太愚蠢了,完全是迷信无知。[34]

晚年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尊者,1932年摄于拉萨布达拉宫。

在“中国的西藏”与“世界的西藏”之缝隙中

一八七六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图登嘉措出生的那一年,英国迫使清朝签订《烟台条约》(又称《滇案条约》、《芝罘条约》),其中第三则涉及西藏:“英国得由北京经四川入藏至印度,清廷需妥为照料保护。”清廷擅自将部分西藏的主权让渡给英国。西藏方面却完全不晓得有这份条约的存在,而成为无辜的受害者。对于图登嘉措来说,他刚一出生,西藏就受此条约的束缚,“他的一生是想要除掉此一束缚之苦战”。[35]

当图登嘉措在一八九五年承担政权之时,正好是清朝在对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中国从东亚最强势的帝国沦落为列强案板上的鱼肉。清廷连内地的十八行省都不能保全,更无暇顾及西藏事务。图登嘉措不得不直接与此前西藏从未遇到过的英国和俄国周旋,“中国之西藏”一变而为“世界之西藏”。

传统的中国既不是欧洲列强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也不是罗马、土耳其那样有着不同臣民和文化形态的“世界帝国”。美国学者黎安友认为,与此前中国的王朝一样,虽然是满人创建的清朝,也自以为是世界文明的中心,针对所有臣民推行一条“公正无私的仁政”。[36]清朝如此处理与西藏的关系:并不寻求对西藏实质性的统治,享受西藏承认的宗主国地位;作为交换,清朝的皇帝抛弃了满人的萨满教信仰,改信藏传佛教。但当英国势力渗入西藏,清朝逐渐改变对西藏的策略,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试图将西藏“行省化”,正如在西北开拓“新疆”一样。

国际化和全球化给西藏带来危机和困惑,也让西藏的统治精英睁眼看到外面日新月异的世界。在印度流亡的岁月,图登嘉措看到英国的强大实力,也发现外交的重要性。一旦西藏的政局稳定,他便派出夏扎·班觉多吉率领西藏代表团参加英国倡导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与英国、中华民国的代表谈判边境划分等问题。

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西藏、英国和中国三方全权代表达成三方签署的条约,其基本内容为:西藏划分为“外藏”、“内藏”两部分。“内藏”大致相当于安多和康巴东部,可以视为中立缓冲区。“外藏”大致相当于卫藏和康巴西部,“将继续由拉萨西藏政府管辖,以中国为宗主国,但中国不会干预其行政,不向其派驻军队和官员,不得进行殖民活动”。在这份条约中,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和承认西藏的自治权本身自相矛盾,这是三方妥协达成的“最不坏”的结果。

中国代表陈贻范于前一天在该条约上签了字,第二天中国政府又反悔,宣布不承认该条约。“正式割让土地以及规定不能将内藏变成中国行省的内容,似乎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37]最终《西姆拉条约》上只有西藏和英国的代表签字,麦克马洪线后来成为中国和印度争端的导火索。

西姆拉会议之后,西藏的地位有所改善。西藏与中国仍然处于某种暧昧的战争状态,但西藏的国际地位得到英国的支持与承诺,这是图登嘉措在位期间取得的最重要的外交成就。作为弱国的领袖,他不得不周旋在英国、中国、俄国乃至后来居上的日本诸多势力之间,采取某种“骑墙”的外交策略。

一九二九年,蒋介石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拟具“对于西藏问题如何解决”之条款八项,由达赖喇嘛此前派驻雍和宫之特使贡觉仲尼带回西藏。其中,达赖喇嘛再次确认了西藏与中国是“施主关系”。而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有一条居然是要求达赖班禅加入国民党,可见当时南京政府的高官们何等愚蠢傲慢,亦毫无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观念。而西藏政府对此要求的回答是:“达赖喇嘛现在年高,加之政教事务甚繁,又因三大寺及上下居巴僧俗官员未经同意之前,不能来京。至班禅住内地,除札什伦布庙宇教务外,素无其他政务可管,自应就近加入国民党,但素无解决藏事之发言权。”[38]这个回答反过来将了南京政府一军:达赖喇嘛本人拒绝加入国民党,投靠中国的班禅喇嘛即便加入了国民党,也不能介入西藏事务。

一九三三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图登嘉措在拉萨病逝。有人说他跟上一任达赖喇嘛一样是被保守势力下毒害死。一向身体健康的图登嘉措,被一场小小的感冒夺去生命,最后那段日子与外界隔绝,不得不让人心存疑惑。

临终前,图登嘉措留下的预言与未来西藏的发展轨迹惊人地吻合:

在赤色共产党现在正到处进行恐怖和破坏的时候,我们必须特别警惕自己免受野蛮的暴行。他们积恶至极。他们已经揉烂蒙古,并严禁寻找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的转世。他们抢劫和破坏僧院,强迫僧人加入他们的军队,否则就地处决。他们所到之地,宗教必遭摧毁,所经之地,任何佛法教导都不允许。我相信你已经听到了乌兰巴托和其它地方传出来的消息。

为时不久,赤色的屠杀将必闯入我们的前门。无论是我们自起内讧,或是来自外面共产国家的威胁,我们迟早都必须直接面对。

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必须随时准备保卫自己。否则,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传统将被彻底根除。……人民与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财产将被掠夺,我们会成为征服者的奴隶,像乞丐一样到处流浪,束手无策,生活在悲惨世界之中,充满极端痛苦与恐惧,度日如年。

十三世达赖的遗体趺坐接受瞻仰期间,人们发现他的头从朝南转向朝东北。负责主持转世灵童寻访工作的人员往拉萨的东北方向寻找灵童,并在安多地区找到了。这名灵童被确认为新的达赖喇嘛,他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丹增嘉措。

丹增嘉措自青年时代即流亡海外,再未踏上西藏的土地。他却完成了对作为佛教之“偏房”的藏传佛教的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宛如五百年前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对天主教的变革。他让区域性和民族性的藏传佛教成为一种极具生机与活力的世界性宗教。

同时,丹增嘉措带领流亡藏人在印度达兰萨拉,从无到有地创建了一个小而美的“域外西藏”,这个小小的流亡政府及其社区,宛如一朵在冰雪风暴中傲然绽放的雪莲花。从一九九二年开始,丹增嘉措逐渐放弃了政治事务的最终决定权,让噶厦和议会拥有全权。二零零一年,西藏流亡政府第一次实行政府首脑(首席部长)直接选举,丹增嘉措不再处理任何政府事务。二零一一年,丹增嘉措完全卸下政治领袖的责任,宣布说:“年轻时,我就抱有引导西藏政体走向民主化的心愿,因此,在承担西藏政治责任之初,我就尝试了基层的改革;流亡期间,又经过各种努力,如今,在‘流亡藏人宪章’的框架下,民众可以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和噶伦赤巴(行政首长),实现了名副其实的民主。”三月十四日,丹增嘉措致函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全体议员,“不再担任领导人的职责,而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承担起所有政治权责”。至此,从五世达赖喇嘛以来的政教合一制度画上句号,西藏的现代化之路迈进崭新的历史阶段。[39]

虽然西藏本土仍在中国的奴役之下,甚至持续发生藏人以自焚的极端方式反抗中共暴政的悲惨事件,但藏人的未来并不悲观。台湾学者李酉潭在达兰萨拉发现了宗教、道德、生态与文化四大软实力,“达兰萨拉其实就像梵蒂冈一样,四道光芒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其并不局限于土地大小,而是以西藏文化的软实力来传递给世人。”[40]在此意义上,在西藏之外的流亡藏人也参与着对未来中国的形塑。

【注释】

[1](印度)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从梁启超到泰戈尔,唤醒亚洲与改变世界》,(台北:联经出版,2013年),页56-57。

[2](美)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喇嘛王国的覆灭》,(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页45。

[3]唐丹鸿:《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见“纵览中国”网站。

[4](美)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喇嘛王国的覆灭》,页61。

[5]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北:台湾图博之友会,2001年),页19-20。

[6]迈可尔·C·范沃尔·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台北: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2008年),页90。

[7](美)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喇嘛王国的覆灭》,页61。

[8]迈可尔·C·范沃尔·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页89-90。

[9](美)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喇嘛王国的覆灭》,页63-64。

[10]迈可尔·C·范沃尔·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页88-89。

[11]这种看法被很多藏人所接受,也有学者不完全认同。藏族学者茨仁夏加认为,仅仅用喇嘛与施主的关系来界定西藏与中国的关系是不够的。西藏人过去将中国的皇帝视为宗教与世俗两者兼具的制度,在藏文的史料中,清朝皇帝一直被称为文殊菩萨的转世化身,对他的定义,不只是世俗的施主而已,也在佛教的众神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西藏行使一定程度的世俗权力。但清朝皇帝满足于仪式性与象征性的臣服,并未试图将西藏与中国融合在一起。参阅茨仁夏加:《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台北:左岸文化,2011年),页15。

[12]嘉央诺布:《独立的西藏:一些事实》。

[13]嘉央诺布:《独立的西藏:一些事实》。

[14]擦绒‧占堆朗杰:《报效国家:西藏军司令长官擦绒‧达桑占堆传记》,(美国:雪狮出版社,2000年),页62。

[15]Thomas Laird:《西藏的故事:与达赖喇嘛谈西藏历史》,(台北:联经出版,2008年),页226。

[16]图登嘉措派龙厦携四名中等阶级子弟赴英国留学,宛如清廷派容闳携若干幼童赴美留学。其中,仁岗学电机、吉卜学电报、门冲学采矿、岗卡学军事。见牙含章:《达赖喇嘛转世传奇》,(台北:唵阿哞出版社,1997年),页475-476。

[17]《历代达赖喇嘛简传之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官方国际华文网站。

[18]牙含章:《达赖喇嘛转世传奇》,页479。

[19]喜饶尼玛、苏发祥:《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71。

[20]牙含章:《达赖喇嘛转世传奇》,页477。

[21]刘曼卿虽然被后人演绎成“藏地女钦差”乃至“中藏友好”、“西藏属于中国”的见证,但从她进入西藏的过程就可以发现,虽然她是南京政府的“特使”,要入境西藏仍然必须得到西藏当局的同意,甚至不得不在川藏边境等候数十天之久。参阅丁小文:《民国藏地“女钦差”:刘曼卿传》,(北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

[22]Thomas Laird:《西藏的故事:与达赖喇嘛谈西藏历史》,页232。

[23]喜饶尼玛、苏发祥:《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页200-204。

[24]Thomas Laird:《西藏的故事:与达赖喇嘛谈西藏历史》,页233。

[25]迈可尔·C·范沃尔·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页89。

[26](美)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喇嘛王国的覆灭》,页68。

[27]转引自牙含章:《达赖喇嘛转世传奇》,页474。

[28]转引自牙含章:《达赖喇嘛转世传奇》,页475。

[29](美)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喇嘛王国的覆灭》,页90-92。

[30]中华民国的一个高级考察团在关于西藏的考察报告中指出,西藏社会可以用四句话概括,“宗教至上,阶级森严,贵族专政,民生困苦”。报告认为:“西藏实为一神权支配下之社会,人民知识落后,惟知迷信宗教,少数贵族乃利用宗教势力,以造成一般人民之阶级观念与安命心理,虽受无穷痛苦而莫自拔。然则如何提高西藏之文化,改善藏民之生活,是皆我中央政府之责任也。”虽然该报告不无中国中心主义的倾向,但其所指出的西藏社会的问题,仍颇具参考价值。参阅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页157-159。

[31]牙含章:《达赖喇嘛转世传奇》,页502。

[32](美)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喇嘛王国的覆灭》,页139。

[33]茨仁夏加:《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页75。

[34]Thomas Laird:《西藏的故事:与达赖喇嘛谈西藏历史》,页234。

[35](日)山口瑞凤:《西藏》(下),(台北:全佛文化事业,2003年),页547。

[36](美)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施安道(Andrew Scobell):《寻求安全感的中国》,(台北:左岸文化,2013年),页60。

[37]迈可尔·C·范沃尔·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页97-98。

[38]牙含章:《达赖喇嘛转世传奇》,页505-506。

[39]参阅苏嘉宏:《民主在流亡中转型》,(台北:商鼎数位出版,2012年)。

[40]李酉潭:《来自达兰萨拉的四道光芒:宗教、道德、生态与文化》,见“纵览中国”网站。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