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第五中学1965年初中毕业生共200余人，除了个别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高中、中专及技工学校，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真让人费解。
我们班上学业最好的学生是张铁民，他的学习成绩在初中三年六个学期中始终独占鳌头。他的父亲是内蒙古医学院的教授，曾任伪满洲国上校军医，更不幸的是从业期间在“新京”购置了大量良田、雇人耕种。
同学陈长言，她的外公是赫赫有名的黄炎培先生。陈长言的大舅、黄炎培的长子黄万里，留美水利专家、右派分子；她的二舅黄竞武1949年因阻止国民党黄金运台被暗杀，如果能活到1957年，也难逃噩运。她的爸爸陈锵，内蒙古医学院院长、极右分子；她的妈妈，内蒙古医学院讲师，摘帽右派。
同学张作寒，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但他的祖父也是地主分子，早在湖南农民运动期间，他的祖父就受过毛泽东麾下的流氓无产者的冲击，被当做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过街，后被乡间暴民杖毙。她姑姑的牙床也被农会的泥腿子在上面滚过。
同学苗森，祖父是呼和浩特姑子板的大地主，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员、国民党国大代表。
同学景柏岩，祖父早年在天津经商，属于资本家无疑。
同学轩春生，因为祖上有人入宫当过太监，曾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我的曾祖父毕业于山西纺织学校，后来勤劳致富后在凉城县置业，靠出租土地为生。但日本人攻陷凉城后，家里被焚毁殆尽。按说划成分要看解放前三年，再说我家的成分从未有人给划过，但在读初三时班主任告诉我：以后不准填城市贫民，要填地主。组织上已经调查过了，你照填就是。从此我的人身定位沦为贱民。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隐约感觉到有些意想不到的事要发生，不过并未料到中考会落榜。
那时，我们都在懵懂之中。实际上，我们这类学生的命运早就由学校按当时的上级文件精神安排好了：在我们档案中的升学材料里，学校意见一栏中都赫然写着“该生不宜录取！”几个字，而且还加盖上了学校的大印。
事隔多年，同学们相聚时，一位老师道出了真情：“你们中考的成绩虽然好，但档案中的‘该生不宜录取’字样，已决定了你们的命运。”
高中生高考受到成分的株连不难理解，但我们这些十六岁的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机会就令人费解了，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期呼市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取”的政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呼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大约是7%。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遇“不宜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老天才能知道。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初中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
1、可录取高中；
2、可录取保密的中等专业学校；
3、可录取一般的中等专业学校；
4、可录取一般的技工学校；
5、不宜录取。
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者。当时中考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学的不在少数。
但也有例外，有一个同学，老家是安徽农村的。他其实出身很好，只因“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乡下的爷爷奶奶都被饿死了。他多次和同学说起，被要求进步的同学报告了老师，后来也被划入“不宜录取”的行列。我猜测，组织上一定会这样想：念念不忘家里饿死的人，说明内心里在仇恨党！
1977年4月第一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毛有一段指示：“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
在这个结论的笼罩下，“出身不好”的青少年还能上高中、上大学吗？当然不能！否则，他们如果上了高中则很可能还要上大学。上了大学、学了相关专业，毕业后他们有可能去当中学乃至大学教员以及到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当会计、会计师、律师、工程师或者胜任更重要的职务。按照毛泽东的结论与逻辑，那岂不是更加危险的事情了吗？由此可见，“不予录取”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
“不宜录取”的政策，明显烙有那个年代左的印记，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故而时至今日，右派公开改正了、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而关于当年“不宜录取”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
人类历史上的出身歧视，多发生在极权国家，是针对“剥削阶级”及其子女的歧视。这种歧视以后发展成为阶级灭绝。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她也是“该生不宜录取”的对象，因为孙先生的家庭出身也有问题。
“1955年，孙穗芳从上海第八女中高中毕业，尽管她成绩名列前茅，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九十分以上，然而，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梦想着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孙穗芳，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当时有关部门明确通知她，她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国父孙女两拒中共》《明报》）
剧作家吴祖光因为右派问题，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当初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
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罗克因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了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
1998年10月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获奖的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因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他后来赴香港读中学。如果当年崔琦不去香港读书，而是留在河南，他也很难逃脱“不宜录取”的命运。
1965年秋天，我的部分同学背着行李，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离开父母，奔赴农村与牧区。他们想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求得新生，指望依靠汗水来洗刷自己政治上先天的阶级烙印，却不料走上了另一条更辛酸的人生路。
挚友张作寒因此罹患疾病，1992年死于肝癌。我敢说，他如果不是这样年少就去牧区插队落户，不至于英年早逝。
后来才知道，当时“不宜录取”的政策遍及全国。听说在这之前的高考，中央就有针对家庭出身的歧视性规定。出身歧视曾经伤害过很多青少年，直到七十年代，林彪事件后才出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提法，据说是为了便于改造、减少反抗。其实“不宜录取”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数十年来，有多少优秀的青年因为人为的政治包袱，在无望的求学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本来他们也应该有辉煌的人生，就因为出身于贱民而终身颠沛流离，不能善终。我们对此不应该保持沉默。
2011-0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