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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代会”是宫廷倡优体制

毛泽东式艺术观占统治地位

这几天网上在热炒文代会的新闻,各种各样的八卦竭尽讽刺和调侃,确实是“文代会”的东西会看得你“拍案而起”,义愤填膺!你看那些所谓作家们、艺术家们纷纷表态,仔细掂量它透露的信息,犹如天空中飘来一行大字:毛泽东艺术思想永放光芒。这不是一句调笑,也非艺术领域文革要上演,从清末、从五四开始综观一百多年来,真正以国家名义占统治地位的是毛泽东式的艺术观,这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上面联着五四的写实主义,中间是共产主义运动,后来执政后的全盘苏化,直到今天仍未逃出毛的艺术观。

现在这些艺术家纷纷表态官方宣传的话语,毫无新意,似曾相识,令人作呕:艺术要为党和国家服务,主要是为党服务;艺术要为拥抱、讴歌、赞美人民。讲来讲去,它来源于延安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所形成的毛泽东式的艺术观,就是两句话:“文艺要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毛在延安确立的艺术领域纲领性的东西——毛和共产党的艺术观,从延安就开始了所谓拥抱农民、讴歌农民,借鉴民间艺术传统、借鉴年画剪纸秧歌,等等粗鄙不堪的东西。老实说,毛的这套东西像艺术领域的民粹主义,无限的讴歌人民、拥抱穷人,然后走向民俗。特别像大红大绿式的夸张式的所谓喜庆的节日的观念,除了里面转载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恨的教育、歪曲历史之外,它表现最亮丽的是民俗的部分。这在董希文油画《开国大典》中非常明显——装载了共产党意识形态和内容的现代民俗画而已,当然也联着民国时代的月份牌、中国人对西洋变相的曲解和借用,等等。

文艺要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后来变成了文艺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今天文艺为改革开放服务,政治的脏手一下子抓住了艺术,艺术大摇大摆的成了政治的工具,因为在中国政治不是那个政治,它也就变成了政党的工具;然而政党也不是那个党,是一党、是苏联党,就变成了全方位意识形态包里灌输组装的艺术观。

政府对文艺人的集体收编

延安时期已经开头,也有艺术实践,包括戏曲、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再到艾青、欧阳山,从新闻到戏曲、绘画、音乐、版画等等,更不要说文学了,在艺术的各个领域完全赤裸裸的彻头彻尾地背离艺术的本质,走向为政治服务、走向艺术的民粹主义、走向人事生活中最粗鄙最轻浮最简陋部分,这套艺术观随着一九四九年建政后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以至到了一九六四年的《东方红》出现,可以说是毛泽东艺术观的总结和盛典。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借用歌剧、舞剧、交响乐、京剧等,是各种艺术的大杂烩,但更多的是艺术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一种意识形态的表演,成了一个完全政治化的东西。那里没有高贵、没有高雅、没有精致,只有仇恨、赤裸裸的粗鄙,还有不知哪儿来的阳刚的亢奋的邪劲!这些基本上是一些低端人群和一种痞子才会存在的伪亢奋和伪装高潮。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九四九年一边倒的“向苏联学习”,全方位的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艺术制度作了一个换血工作,尤其是艺术,这时候已经大摇大摆的成了“艺术工作者”,直到今天还这么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除了宋朝有宫廷画苑养一些宫廷画师外,除了共产党国家有自己的文工团、文联、作协、摄影家协会、艺术家协会之外,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没有这样官方的组织,没有宣传部、文化部,美国肯定没有,法国德国只是在外交部里有一个类似的小小部门,用于国际艺术文化交流而已。在民主法制的国家,任何艺术家的联合都是自发的个体的民间的,从来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由政府来豢养艺术家,来建立这一套二奶机构,或一套另类准公务员机构。这是在政府和国家意义上对艺术人或文艺人的集体收编。后面连着毛泽东的艺术观,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前面联着全盘苏化的制度引进,可以参见苏联历史上对艺术家的整编、批判,看了令人拍案而起,罄竹难书。

中共大摇大摆的引进了这套制度。还记得第一届文代会吗?党在拉名单,邀请谁不邀请谁,沈从文没有在名单上几乎都快疯了,那些民国赫赫有名的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如胡风等,都以进入第一届文代会为荣,如没有进这个名单、不进入这个体制,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因为再也没有所谓的民间了,再也没有所谓的个体了,再也不可能有独立的稿费完全个人化的收入,都是国家供养、国家收购,包括相声。

国家豢养:典型的宫廷倡优

相声在一九四九年后三年内陷入停顿,不知怎么说了。相声本来四十年代在北京的启明茶社曾有过一次大盛会,一时的文化景观——常家组织的这次盛会,后来的相声巨匠们包括侯宝林纷纷登场,但是到一九四九年后相声完全失语了。本来是撂地摊、江湖的把式、玩意儿,现在面临怎么在所谓新政权、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分一杯羹,以至于军代表把他们集中起来,开始威胁恐吓他们,就别说了,要不你们就解散算了。经过三年的奋争、思考,最终主动成了“相声改进小组”,相声界的老艺人邀请老舍、罗常培这些文学家帮助他们写段子、改段子,讴歌新社会。这才慢慢把过去的玩意儿、江湖杂耍又变成了宫廷文艺的一部分,以至今天有相声家协会、曲艺家协会,这样相声居然变成了“歌颂式相声”,变成了毛泽东的堂会——个别老艺人在中南海讲一讲,变成了政治任务——一九六〇年大饥荒后全国太苦了,中共中央指示要办一场笑的晚会。就是你怎么不乐?,你怎么愁眉苦脸,不,给爷笑一个!要征收你的笑容。这样就由周恩来批示、组织一场笑的晚会。以至于后来相声就灭绝了,一代大师刘宝瑞死无葬身之地,惨得不能再惨。

相声家协会、曲艺家协会、作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电影家协会等等这些协会体制聚合起来的文联体制,就是在艺术领域的国家收编,欲将艺术家都变成一条狗,一条豢养的狗,他们已经丧失了在社会上独自谋食的能力,他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为政治服务,都要为政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服务。

所以再也没有真正的艺术了。宣传的艺术开始了直到今天,还在整个艺术王国的股份还占了一个大股东——基本上占百分之八十五、百分之九十或者百分之九十五的艺术公司里,国有股——所谓的二奶机构中“文代会”股占得最大。即便今天怒目金刚的所谓独立艺术家们,后面都联着官方二奶协会的权力——中国画院的副院长、中央美院的院长等等,没有权力的刺刀在后面撑着,艺术家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话题。

这种“文代会”体制就变成一种宫廷倡优体制,典型的宫廷倡优,宫廷收购、宫廷购买、宫廷制造,唯一的出口,没有别的出口,文学为政治服务,艺术也为政治服务,并且不用担心创造经费,党出,实际上是政府和纳税人出,人我养着,食有余、出有车,还有行政级别,真让人笑掉大牙,直到现在作家协会居然是部级或副部级,这让正常国家跌破眼镜,但是这一套苏化体制已经把毛泽东的纲领性的艺术观,变成了国家意义上的艺术体制,以致它统治这个国家已经六十多年了。

一个非常罕见的精神侏儒现象

六十多年来,大家已经咒骂了不知多少遍,中国社会这么多好莱坞大片的题材、这么多荒诞的、黑色的、惨烈的、夸张的题材,就像今天有位宫廷倡优说的:中国有的是故事,但是没有讲故事的能力。中国不是没有讲故事的能力,而是中国不能有这个能力!中国的故事出几百本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没有问题,出几个好莱坞大片的传世之作没问题,但由于创作发表不自由,由于这种宫廷倡优体制是一种政治化的征收,使得中国艺术家们的创作极具政治性、工具性,而缺乏艺术性和文学性。

这样说,“文代会”的召开实际上是一次宫廷倡优们的政治税收而已。他们是在交话语税,他们必须每年交税一次,或者平时交小税,集中交大税。这个话语税是必须交的,你不交不表态就难以有活路,甚至没有位置的。所以才会出现: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满嘴跑火车的在背诵政治领袖的话,这又是一个世界奇观。

所谓艺术家披着艺术的皮,变成了政治动物,不能够真正的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甚至都不能真正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这是一种被政治征收了的猥琐的宫廷倡优式人格。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精神侏儒现象,他们大话炎炎、胡说八道——都在毛泽东的艺术观里打转转、在一种政治场中寻找片刻的温暖和位置,除了政治表态外,他们在艺术领域的创造乏善可陈,另一方面事实上在接受纳税人的供养,工资待遇、创作经费,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他们这样的堕落事实上已不是真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而是一个后共产主义时代在现代文明世界里的一个脏点。

比雾霾还严重的污染

这和真正的艺术观念是不一样的,随着网络世界打开,大家走出国门,也知道很多艺术精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明显看到,在这个国家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号称是艺术家文学家,在做宫廷倡优的事,在污人耳目。

这些精神侏儒们所带来的不仅是他们创作失败,而是给我们这个国家人民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强烈的污染——比雾霾还严重的污染。这种污染是有辱做人的德性的,是有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职责的,有辱人类的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对民族和国家在精神上的犯罪,这些人居然享受着高额的纳税供养和所谓的权力配置。但凡有艺术尊严和文化美感的人是不会听这些人、看这些人或者拿这些人的话当一回事的。

今天这些人居然又说什么灵魂的工程师,居然要在人类的艺术文明创作上引导国家走向复兴!我们知道艺术家应该做什么,我们知道艺术家不是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我们也知道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你可以有政治立场、政治判断,但肯定不应该成为所谓政府的工具,或者政客们的工具。

今天的“文代会”事实上在重复着一些套话和废话,但背后联着的是从五四以来写实主义传统下畸生出来的恶之花——毛泽东的艺术观,这套观念并没有随著文革的结束而结束,表面上物质繁荣了,但在精神世界的生产,在所谓艺术世界的生产上依然因循这《东方红》的思路,遍地都是《东方红》,遍地大话里都是毛的艺术观——文艺为政治服务。

(梅溪根据作者微信音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动向》2016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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