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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政治经济学

雾霾再次来袭,东北沦陷、华北沦陷、华东沦陷,就连当年日本鬼子都进不去的大西南,也沦陷。网传照片,成都一教室里的小学生几乎人人戴口罩上课,令人痛心。最近全国多地启动雾霾红色预警,许多中小学停课。偌大的中国,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在雾霾最严重的北京、天津、河北,有五名律师,向法院起诉京津冀政府,状告其未能履行防止和治理辖区内大气污染的职责。尽管从法律的角度可诉,但中国的法院事实上都归同级政府、党委政法委管辖,这样的案件往往不予受理。就像许多涉及网络删贴销号、政府讯息公开的起诉,由于法律背后的政治,法院也不受理。

这些年中国各级政府在治理雾霾方面,表态、举措、加税、投入巨额预算,决心不可谓不大,但具体效果如何,不光没有好转,反而是愈来愈厉害,而且决策不透明,责任难追究。以北京市为例,从2014年起政府将投7600亿元治理雾霾。市长更是表态,2017年如果实现不了空气治理的好转,就“提头来见”。结果2017年没到,市长换了。

这就是中国的“三拍”官员:拍脑门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官员的升迁任免由上级决定,同级的人大代表没法监督,民间更没办法知晓经费的投入和使用情况。起诉法院不受理,要求讯息公开,又说不在公开的范围。尽管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的应该是常态,不公开的是特殊,但在具体执行中,却变成不公开是常态,公开是特殊。

雾霾表面是气候现象,而且只要刮风,就能缓解消除,气象部门也准备把雾霾作为自然灾害来应对,但谁都知道背后是政治。一方面是过去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用政绩来维持稳定,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否认、忽视、拖延环境问题的存在和解决,导致愈来愈严重。

事实上雾霾一开始就是当政治问题处理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美国有几名运动员对空气不适,戴上口罩,遭到中国官媒的围攻和民众的愤慨,认为是给中国抹黑。2011年,美国大使馆开始公布北京的PM2.5指数,供在华美国人参考,指数显示北京空气污染经常是“有害”水平。

当时的《环球时报》对此发表社论,认为美使馆搞PM2.5监测并公布数据,有很大的“私心”,想多争取美国政府的驻外使馆人员补贴,从利益上说,不排除有意把中国空气质量往差了说的动机。

而中国环保部更是认为此举违反了环境保护的规定,中国的监测和数据更精准,完全能够满足公众的需求。敦促美国使馆尊重中国法规,停止发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气质量讯息。

政治的调门很高,也激起了民众的反美情绪,但掩盖不了日益恶化的空气。现在中国也在公布PM2.5指数,民众在不停抱怨的时候,是否该反省被政治耽搁的环境问题?

现在倒是想治理,但几十年粗放发展排出的废气尘渣热量,岂是短短几年能化解的?何况还在继续排放。另外空气是流动全局性的,北京投入大、转移多,但周围的河北乃至全国都得协调,以邻为壑、地方保护、边污染边治理,如何解决?

雾霾没有解决,雾霾经济应运而生。各种口罩、净化器销售火爆。在雾霾最严重的12月20日,清华大学主办“雾霾经济学研讨会”,结果外地的代表一大半没来。有飞机降落不了的,有高速公路封闭的,有出了高铁站身体不适返回的。

这就是北京,政治经济、为人民“服雾”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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