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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俄制华 特朗普有条件吗?

特朗普与蔡英文的一通电话,释放了中美两地巨额负能量,本来十分欣赏美国这位“狂人”候任总统的陆媒马上转脸,《环时》大搞武吓,声称解放军已有能力在美军介入之前打残台军,并指特朗普太无知,小学鸡搞外交应事先请教高明。华盛顿外交建制大多数头面人物则尽皆失色,不分党派群起指责特朗普胡来,其中尤以中国通、外交智库名人葛来仪(Bonnie S. Glaser)说的“这就是导致战争的材料”最危言耸听。

然而,“无知胡来”说,很可能是偏见,因为特朗普外交团队的“知台派”(在美国政坛和学界是少数派)早在大选投票之前,已与蔡的幕僚筹划一旦胜选之后的互动明细。特朗普本人则更于选后率先找美国外交老手基辛格密谈,后者随即访问北京与习见面,事后公开强调特朗普搞外交“最没有包袱”。北京如果聪明,应该正确理解基辛格那句话的涵义:特朗普要把四十年来中美关系基调扭转!

重新设定中美关系,风险当然有。从美国角度看,起码有三个考虑:成本效益如何算、时机是否恰当,技术上有什么问题。

扭转中美关系  技术上可行

技术上可行,指的是在定义中美外交关系文件中,美国的立场是台湾主权地位未定,因而保留了在中台之间摆放关系比重以至修改性质的主动权。2014年海牙奥习会之后,美方公开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一段“友好声明”文字,认为是“刻意窜改”(willfully mischaracterized)了美国这个对台一贯立场,正好说明这点。

事缘该次奥习会气氛颇好(习近平夫妇之前在北京盛情接待美国第一夫人米雪儿),中国外交部于是趁势搞了一个小动作,在官方网站上宣称“On the Taiwan issue and Tibet-related issues,the US side respects Chin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这有什么问题呢?原来,美国一向不把台湾与西藏等量齐观,尽管视西藏为中国领土而不提异议(所以从来都是以宗教精神领袖的位阶接待达赖),但对台湾的立场却迥然有异。

1979年《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上的第二点指“美利坚合众国承认(recognizes)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第七点就标出美国对“中国”这一概念的理解范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acknowledges)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这个理解,仅仅是说美国知道了中国的立场,而不是说赞同这个立场;故虽然在第二点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却不代表美国政府心目中的中国包括台湾。(注一)

这点分歧,中美签署建交公报时双方完全清楚,所以2014年美方才高调指控中国外交部浑水摸鱼,明确点出“acknowledge”不是“endorse”也不是“recognize”。因此,在这个公报背后的外交关系空间里,美国便是明天采取“一中一台”的做法,技术上也不违背上述公报,而这正正是当年美国签署该份联合公报时要保留的无咎权利。

现代中美关系始于美苏冷战时期的1972年尼克逊访华。当时美国受越战拖累,寻求联华制俄,而中国面对苏俄陈兵边界及核攻击的威胁,双方于是一拍即合,从此开始战略协调。1991年苏俄崩盘,冷战的主要威胁解除,但美国为了取得更多在华商业利益,克林顿非正式地提出“三不政策”,即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认为台湾不应加入国际组织,以此讨好北京。

小布殊上任之后想翻盘对付中国,但刚巧遇上9.11恐袭,其后出兵伊拉克,徒劳无功却严重虚耗国力,落任之前更碰上八十年不遇的次按金融风暴,再有求于北京,而中国此前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神速,气势一时无两,华盛顿要巴结也来不及。

“友华”四十年  美国屈处下风

如此“友华”四十年的结果,是美国屈处下风,对北京非常客气,发展出一套极尽讨好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行事惯例和辞令,涉华官员一度连“the government of Taiwan”也不能说,只能婉委地讲“the government on Taiwan”,把台湾看作一个地理概念。美国《对台关系法》纵然包含美方协防台湾的义务,但是两军司令却不能直接通话,那完全不是有效的安排。

美国这样联华制俄,在冷战时期无疑有利应付头号敌人苏联,但俄国今天已沦为综合国力三流的国家,中国却大有成为美国最强悍敌人之势,美国国内于是产生一股要求总统扭转中美关系的压力,这股压力在今年的大选过程逐步集结在特朗普周围,并趁着美国经济回稳、中国经济强弩之末问题丛生而增幅不断减弱的情况底下开始大胆运作。特朗普主导友台电话外交,无疑反映美国外交界的这个微妙变化(注二)。

然而,如果没有国际上的大气候扶持,特朗普要反转美国四十年来的对中绥靖主义外交套路,也很困难。前几任美国总统都是上任之初对中国强硬,不久就软化,小布殊是最好例子,搞不好特朗普亦复如是。不过,这几年中国在国际上的确不像十年前那么受欢迎,原因有好几个。

中国形象变坏  有利美国转脸

中国出口太盛,导致进口国的反贸易政治势力兴起,不只在美国,在欧洲也一样。另外,最近两、三年,中国对外投资猛增,胃口非常大,到处买高科技、海港设施、供电网络、油田、核电设施、数以百万公顷计的农牧地等,不停触动目标国的政治神经,终于招致反弹。最近一宗购买含大量德国和美国高科技的公司Aixtron又被德美两国政府否决,原因是该公司部份尖端产品有军事用途,而中国成立的买方壳公司,背后包含国企。

其实国企与否非关键,因为大陆的很多大型私企都有高干和太子党背景,跟各级政府关系密切,一路获开绿灯,才可急速增长。外国政府现在都明白,这种私企,产权性质其实跟国企没有很大分别,都是在党政高层的羽翼之下运作,对西方国家的安全风险不比国企低,却更具欺骗性,更会成为党政高层控制企业运作和吞并企业利润的主要模式。这种“私企”最显著的例子无疑是电讯和网商企业,背后金权结构及与党政官员千丝万缕的关系,国际媒体已广泛报道。欧盟、美、日否决给中国划定为“市场经济”,除了经济保护主义因素之外,背后还有“中国私企非私企”的敏感因素考量。

经济之外,还有地缘政治。中国的南海及印度洋扩张政策与其他大国产生严重利益冲突。感受到中国这方面压力而有所反应的,不只是南海沿岸国家,还包括澳洲、法国等大国。以法国为例,鲜为人知的是,它拥有一批位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外领土”,这些岛屿上有150万法国公民及8,000名法国驻军;它拥有世界第二大海洋专属经济区,总面积1,10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美国,而这些利益海域的86%是依附在上述“海外领土”周边的。法国还与此区域内的九个国家发展了战略伙伴关系,并向其中多国出口武器。无怪今年6月在新加坡召开的Shangri-La Dialogue,法国国防部长Jean-Yves Le Drian表示准备领导由欧盟国家组成的联合舰队参加南海自由通航,假想敌当然就是中国。

美国联俄制华  国际阻力少

在这种氛围之下,美国下一任总统若要改变对中国关系,会显得很自然,没多少国际阻力。但是,美国这一招要真正有威力,还需具备一个条件——俄罗斯的默契。这方面,特朗普似乎也走运了。且不说普京与他神交已久,法国和日本也在改善与俄关系。法国大选在即,如无意外应是极右的民族阵线主席Marine Le Pen与中间偏右的共和党候选人Francois Fillon之争,而这两个人都是主张欧洲应该亲近普京的友俄派,故无论谁当选,法国与俄罗斯修好在望。日本方面,因为与俄国谈判归还北方四岛的问题有了第一步进展,故亦会与俄方保持友好。俄国面对的威胁减轻,自然会疏远中国一些;强国崛起之后,“心理不平衡”之最者绝非香港人,而是以前的老大哥。

特朗普不蠢,否则他的生意不可能做得那么大那么久;他的癫狂作风,多半是伪装的。商人善于捕捉商机,他要改变中美关系中的美国玩法,很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了利益,而且觉得具备了客观条件。在大选过程中,美国的“两岸精英”、建制左翼以至传统右翼,都看扁了他,输了还不大知道为什么输了,这一通电话外交发生之后,他们可能犯上同样错误。

特朗普想反客为主改变对华政策,除了技术上可行、时机很有利之外,还要看改变的战略成本效益。马勒说:“你的曲子不必处处高明,但绝对不能沉闷。”特朗普当美国总统,谁也不会闷,包括中南海诸公。

(注一)1982年,列根总统向台湾提出“六项保证”,其中的第四项便重复了这个立场。今年5月19日(蔡英文就职总统的前一天),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友台议案,重申“六项保证”和“台湾关系法”是美台关系的两个基石。6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大会上,“六项保证”和“台湾关系法”亦首次成为该党党纲内的台湾论述的要点。

(注二)倡议改变美国亚洲特别是对华政策的观点,近期最具代表性的是Alexander Gray&Peter Navarro今年11月发表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特朗普以实力为和平前提的亚太观——重写美国的亚洲政策〉。两位作者分别是特朗普的高级政策顾问和政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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