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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写自己历史与现状

十几年前,因为中共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我发表了一些文章为他们的人权执言。移居台湾后,也参与了一些研讨会及撰写评论,揭露中共对他们的迫害,甚至成立“维吾尔之友会”,以便有个更好的发声平台。

东突厥斯坦的研究笼罩中共阴影

然而我对维吾尔的历史,因为许多事务缠身,没有多作研究,坊间也缺乏相关书籍,曾经也买了几本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相关书籍,明知中共在这方面下了大本钱进行宣传与误导,但也拿来看看。几个月前,见到一位研究中亚历史的中国旅美学者,我出示那几本书,他爽快的回答,不必去看它。

例如,二〇一〇年出版的《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一七五九——一九四九年》,对各民族历史变迁详细的记述,但是对汉族情况则是尽量回避,所述历史到一九四九年为止,就是因为其后就不堪入书了。其中第六章《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最后形成》,分为人口十万以上的民族、人口五万到十万的民族、人口一万到五万的民族、人口不足一万的民族。其中人口十万以上的民族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依照书中的资料,一九四九年,维吾尔族三百万人,哈萨克族四十四万人,汉族十四万人。差距这样大的人数,居然划归在十万以上的同一个档次,显然就是有意抹杀维吾尔人在新疆的主体性,为后来的汉族入侵殖民埋下伏笔。

二〇一三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旅日中国学者王柯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一九三〇年代至一九四〇年代》,这是相当敏感的议题。作者身居海外,敢于研究敏感问题,值得称赞。本书以丰富的史料阐述维吾尔族(东突厥斯坦)的独立运动,观点虽然比较中立,但是感觉到有些问题欲言又止。例如独立运动最重要的三区革命(一九四四年),虽然在独立运动内部斗争问题上有详细的描述,例如亲苏知识分子后来如何掌权,但是运动最后为何失败,却是回避,只是到北京的代表团飞机失事全部遇难,然后赛福鼎到北京表示服从中共领导,就嘎然而止,仅仅一段的篇幅。此后几段还为中国政府说好话才结束此书,这大概就是中共一向要求的“光明尾巴”。

维吾尔人写《东突厥斯坦》出版

这样的记述暗示了身为中国人的悲哀。那就是即使他旅居日本,也可能加入了日本籍,但是因为他与中国还有某些联系(例如在中国还有家人亲友)而无法畅所欲言,甚至在科研方面还笼罩独裁者的阴影而无法摆脱。然而即使如此,王柯在次年回中国时,还被警方扣留审讯两个星期。可见中国政府对维吾尔问题的敏感与恐惧,以及对学术研究的践踏,哪怕是在西方国家。

那么维吾尔人到底是怎样的历史与现状,他们的独立运动情况又是如何?尤其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以后。最近台湾前卫出版社出版《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真实世界》,作者为维吾尔知识分子,用汉字书写。为了人身安全,用了化名出版,而且因为作者要隐瞒身份,书稿几经转手,延宕多年,才在台湾出版。

本书简述新疆的历史情况,以及维吾尔人的历史变迁,但重点放在近现代史的新疆历史。对上述的三区革命,详述了他们如何被国民党、共产党与苏联玩弄的情况。在国民政府忙于应付日本的时候,统治新疆的盛世才先亲苏,后亲国民政府,变幻莫测。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在苏联军援下迅速发展,但在二战结束后,国民党与苏联达成秘密条款,国民党以承认外蒙独立换取满洲与新疆的主权。中共这时也反对新疆独立。在一九四九年年初与夏天,分别由毛泽东及刘少奇与苏联的米高扬及科瓦廖夫会谈新疆问题,苏联答应帮助中共解决新疆,中共则承认外蒙独立、保障苏联在东北的利益。

因此当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共派邓力群取道阿拉木图到达新疆,带来毛泽东的电报邀请三区东突领导人到北京谈判时,这些领导人报告了斯大林,并且经苏联到北京谈判。然而他们进入苏联后几天没有音讯,然后就是他们飞北京时在蒙古上空飞机失事的新闻(王书说在苏联上空),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他们包括东突临时政府主席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总理、总参谋长、民族军总司令等五人。当时报章大标题是:全国和新疆人民同声哀悼、毛主席致电新盟极表哀悼。

国共苏联密谋下东突政府覆灭

原苏共党员鲍尔汉与赛福鼎在东突独立运动中扮演可疑角色。作者可能也没有掌握到真实的史料而难以评论。

一九九〇年代苏联解体,KGB档案解密,原来他们五人进入苏联后就被KGB绑架,带到莫斯科后秘密枪杀。海外东突组织派人去莫斯科,找到参与其事的克里姆林宫医生,他说:“这五个人是被关在原沙皇的马厩里,在那里被处决的。”

其后三万民族军被编入共军队伍,一九六二年送去打印度当炮灰,剩下的在一九六五年解散,文革期间全部被捕与杀害。

汉族移民是对新疆进行汉化的重要手段。本书提供的数字,一九四九年到二〇〇三年新疆维吾尔人口增长二点六倍,汉人则增长二十六倍!中国对新疆有三次移民高潮。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后,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汉族人口要超过三成;第二次是一九五〇年代末期与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的大饥荒时期,再就是一九八〇年代改革开放后又去了几百万人。其中大饥荒时期,新疆汉人增加十倍。“这些难民形成了现在新疆汉族人口的主体”。

当时新疆政府很好照顾这些难民,当地维吾尔人也大生恻隐之心,纷纷捐赠食物与衣裳,“可是现在,这些汉人们已经富裕起来了,当上了各单位和企业的处长、厂长、局长等官员,早就忘了当时维吾尔人的恩惠和施舍,现在他们是野猫赶家猫,喧宾夺主,摇身变成了新疆的主人而且开始欺压维吾尔人民。”这与国民党到台湾、共产党到香港,多么的相似。这是见利忘义、忘恩负义的民族性吗?

涉及中国民运批中华大一统意识

本书以大量事实揭露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剥削与压迫,列举经济、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等方面的许多资讯与数据。从王震的大屠杀到王乐泉各个“朝代”的恶行,还有核试验给维吾尔人带来的大灾难。书中还揭露“自治”的虚伪,新疆对维吾尔政治犯的酷刑与折磨,更是过去所难以了解的。这当然也激起维吾尔人的强烈反抗。

更特别的是,本书的十个篇章中,第八章是“海外疆独(东突)组织以及他们的政治活动”,特别介绍世维大会;第九章是“海外中国民运组织对新疆问题的态度以及与东突组织的对话”;第十章是“中国人根深柢固的汉民族主义思想和‘中华大一统’意识”,提及多位海外中国民运活动家的观点,甚至有《大参考》的资讯,还有法轮功的相关内容,可见作者对海外情况的熟悉。

作者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为了东突厥斯坦的独立,作者还提出如何解决汉人移民的问题。

不过这些都是二〇〇七年前的资讯。就如现在汉人人口与维吾尔族人口已经相等,增加未来自决的困难。而中共的迫害与维吾尔人的抗争也到了新的阶段。不过,东突问题还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是用镇压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共欠了维吾尔人许多,某些汉人也无可回避,这笔帐始终是要算的。

《动向》2016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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