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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的收入从哪儿来

台湾赖惠敏所著《乾隆皇帝的荷包》一书中,统计了直至乾隆朝的皇室各项收入来源,大致可分几块:

1、内务府在直隶、盛京、热河等地有大量官庄,按照出产分为头等至四等。乾隆时有官庄132.73万亩。庄头每年交地亩银两,还有杂粮、猪、鸭、鹅、梨、葡萄、甜桃、樱桃、核桃、白果、枸柰子、山里红、榛子、野鸡、白蜜、红花、蓼子、茜草、黄花、豆草、柳条、麻绳、炊帚等物品,其中有些也折银。官庄地亩银两都有定额,庄头如果长期拖欠,会被革退,甚至抄家赔补。

2、一部分税关的税收盈余。清代户部税关共24处,其中关税盈余全部交给内务府的有崇文门税关、左翼税务衙门、右翼税务衙门、归化城、蟠桃口、山海关、张家口、杀虎口诸关;关税盈余一部分交内务府的有天津关、淮安关、龙江关、浒墅关、北新关、九江关、粤海关等。此外浒墅关替皇室成造玉器、贡墨、金箔等器物,九江关替皇室成造官窑瓷器,粤海关、闽海关每年有“办贡”任务。

3、清代内务府垄断的关外人参、皮张、新疆玉石收入(多交给两淮盐政、长芦盐政、江宁织造、苏州织造、粤海关等变卖);崇文门和左右翼税务衙门变卖上驷院的老弱牛羊驼马。此外内务府官房对外出租,还有租银。

4、清代皇家每年收入大量贡品,像绸缎,高丽纸,高丽布,扇子,俄国羽缎,西洋哔叽,氆氇,白丝,胡椒,香料……由内务府广储司六库收储。用不完的就发售变卖。红楼梦贾府那些“内造上用”的宫花啊、茯苓粉啊、俄罗斯雀金裘之类估计就是这么来的。广储司瓷器库所卖明代御窑瓷器,其式样之工、质地之美,世间罕见,像红楼梦里的“成窑五彩小盖锺”也有可能是这么从宫里流出的。税关提供的2~4这三项收入规模,乾隆时在每年60万到80万两左右。

5、内务府先后经营26家当铺,最主要的经营方式是依靠官员押当,借钱给官员,然后从其俸禄中按季坐扣。后来因当铺利润低,于是陆续撤本,将本银放给皇家的“买卖人”(即红楼梦薛家那样的皇商),叫做“生息银两”。年利率是12%左右,比清代官定最高年利率30%要低。皇商大多身兼盐商身份,除了经营盐业外,也用这些钱去恰克图贩卖毛皮茶叶,去日本贩铜等等。

6、盐政收入和盐商的“报效”。乾隆朝六十年里,盐政交给内务府大约1881万两,此外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案发,勒令盐商赔补1020万两。清代盐务利润分成比例,大约是内务府得10%,盐政官员得50%到60%,盐商得20%到30%,但盐政官员也需要向内务府“报效”。乾隆朝六十年间,内务府来自盐政和盐商的收入在4260万两左右,平均每年六七十万两。

赖惠敏书中统计,乾隆十年到六十年内务府收入总额为6880余万两,推测乾隆朝六十年的内务府总收入约8000万两。此外户部每年定例拨给内务府60万两,六十年合计3600万两。两项合计,内库每年的岁入在200万两左右。

皇室支出规模,乾隆三十年以前在每年100万到150万两左右,乾隆三十年以后大约200万两。主要的常项支出是每月采办皇室所用食品,以及赏赐(包括赏赐后妃,皇子公主婚嫁,赏赐蒙古外藩,及宫廷筵席)、出巡、祭祀(祭天、祭神、喇嘛寺法会)、修缮等。建造园林寺庙的银两不是常项支出。同治年间慈禧曾想重修圆明园,就为这一块的经费来源头疼,最后只得号召各省的官员和商人“报效”,结果还弄出个李光昭案件,这里不细述。至于内务府银库的盈余,则经常返拨给户部,乾隆时经常岁拨百万余两。嘉庆即位后查抄和珅,所得全交给内务府,广储司银库存银一度达1240万两,这笔钱到道光末期还剩800万两左右。

道光朝以前,内务府收支基本能平衡,内务府盈余银两有时还交给户部。但道光朝开始入不敷出,所以道光“撤三山陈设,罢木兰秋狝”以求节省开支。咸丰朝全国多地爆发大规模战争,内务府收入下降,同时还要用皇室内帑补充军费开支,比如咸丰三年就命令熔化内库所存的三口金钟,铸成五两、十两的金条,交给兵部充作军费。

咸丰中叶以后,因全国大规模战乱影响,盐政衰败,皇商和盐商大量破产(扬州衰落也始于此时),税关收入也下降,而官庄提供的农业收入有限,所以内务府开始需要户部每年拨款,同治年间达到每年五六十万两的规模。从咸丰七年到同治十三年,十七年间内务府总共借款918万两。来源包括两淮、两浙、广东盐课银各5万两,福建茶税、闽海关常税、太平关常税各10万两,九江关常税15万两。遇到皇帝大婚、修建陵寝等场合,户部还要额外拨付银两。此外光绪朝还有户部拨给太后和皇帝的私用银两(不经由内务府公费开支),叫“交进银”。光绪初年每年十余万两,光绪十八年达到28万两。

总之到清末,内务府的收入主要靠户部拨款,相关款项则指派各省的税银。内务府支出的规模,咸丰年间每年约40万两,同治年间在每年80万到100万两左右,光绪中期143万两(每年膳食支出15万两左右),光绪末年295万两。宣统三年内务府为次年制订的经费预算为1024.7万两,由度支部(财政部)支付。内务府支出数字的巨大变化,除了贪污等因素外,也有清末经济规模总体膨胀(比如台湾一地的岁入就从乾隆年间的不到10万两上升到光绪割台前的444万两)所带来的物价上涨因素。(参考申学峰《晚清户部与内务府财政关系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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