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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梦灭,中国维权运动濒临终结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是被称为“中国律师良心”的张思之先生九秩华诞。在满屏的“中国律师的荣耀和良心”、“引领着这个国家法治的正确航程”颂辞外,知名人权律师陈建刚抛出的《张思之论》对其炮轰,刷爆微信朋友圈,引发激烈争议。

张思之被外界称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成名于为“两案”(“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和“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给他奠定更高地位的,是九十年代参与鲍彤、魏京生、高瑜、王军涛等著名政治犯的辩护。刘晓波赞誉他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权律师第一人”。这位为反抗独裁统治的异端权利辩护的人权律师,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情理上除了官方、五毛党人外,在民间不应有很大争议。但是陈建刚对其批评的文章却得到了包括人权律师和民间活跃人士在内不少人的认可。

近几年民间舆论场的分化和撕裂凸显了大陆政治光谱的剧变。在体制对民间的高度打压和残酷清场下,民间对自二〇〇三年中国维权运动兴起的价值观念和转型路径的梳理就成为必然。不合时宜的理念和人物都在这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中而成为历史的余晖。

民间舆论场的分化和撕裂

这种价值观的重构是完全抛弃了党国视野下诸如“政改”、“法治”等话语,建构的是以对极权的抵抗为核心的民间变革主体价值观。在体制对社会的全面高压下,越来越多的人对党国主导的改良不再抱任何期望,变革派知识分子推动的民间变革主体价值观在思潮影响力大增。

维权运动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其中必不可少的支柱是人权律师为维护人权和公民自由权等各种权利而行的一系列法律行动。但是这个支柱在党权的强化下荡然无存。市场化媒体重归党化和对微博等社交媒体工具的控制使维权的传播与动员平台萎缩,对包括天网、民生观察等民间维权信息网络负责人的抓捕打击了民间节点,而二〇一五年的七〇九大抓捕人权律师事件使维权行动的主体角色退场。最重要的是,维权运动以个案推动法治的主要目标在新极权粉墨登场后已被证伪。所以,维权运动在事实上已处于终结状态。在社会思潮向抵抗运动演进的氛围下,人权律师群体亦不可避免出现分化。在变革派人权律师的视野下,维权运动影响所及在律师界推崇的各种观念也被一一梳理。

七〇九是律师分化最后一根稻草

“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专业化、专业问题技术化、技术问题细节化”以去政治化通过技术层面的提高来推动政治进步的传统维权律师派系被批评为在体制极化下已缺乏基本的诚实。大名鼎鼎的王立军对警察的一番内部讲话是对律师去政治化辩护之路的最好证明:“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

“法治先行论”、“个案推动论”在无论是政治转型学还是政治转型现实都是违背常识和逻辑的话语体系等其实和改良派流行的“公民社会发育论”、“党内民主论”,“递进民主论”,“中产阶级壮大论”等,都是希望在体制主导下,尽量避免刺激体制的非政治化操作,实现良性互动,一点点推动民主,演进出日渐强大的公民社会,并把此作为转型必要条件。

二〇一一年的李庄案,传统维权律师圈都包装为在他们与公共知识分子的狙击下才制止了文革的复辟,而最后高层的出手使薄熙来身败名裂放大了法律圈的想象空间,让他们寄托了体制、上下、内外互动的期望。在此情绪下,即使是李庄这样的权贵白手套也得与“咸与维新”摇身一变成为公知。但是近几年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的推行,证实了把一场宫闱内斗视为文革与改革路线之争的可笑。七〇九大抓捕事件成为维权律师群体分化的最后一根稻草,更坚定的变革派律师与传统维权律师的决裂便成为必然。

抵抗运动激流暗涌

而在维权律师圈推崇的以技术化去政治化辩护还是法治先行论者,他们大都以张思之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所以变革派人权律师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张思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无可否认的是,在整个九十年代,没有比张思之更勇敢的律师。对一个老人家而言,他做了他应该做的。错的是在一个抵抗运动到来的时代还把他摆上神坛成为中国所有人权律师唯一标杆的做法。

法治梦灭,维权运动迈向终结,对新极权的抵抗运动激流暗涌。身份与立场的共识成为群体结合的基本纽带,他必然首先是一个反对者,其次才是人权律师,公民记者,政治异议者等职业人士。他们将推动和塑造与旧时代完全不同的社会运动。

《动向》2016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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