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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记者、警察、律师,持续21年的洗冤之战(三)

聂树斌逮捕证翻拍。摄:Wu Hao/端传媒

2016年6月,最高法宣布将重审聂案之后,端传媒记者来到了下聂村聂家,近距离观察和记录了聂家洗冤的“最后一役”,被聂树斌一案深刻改变的家庭和人生。从12月6日——最高法决定重审聂案半年——开始,端传媒将一连四日刊载聂家这21年漫漫洗冤路的特写报导,此为第三篇。

等等……再等等!

曾被2005年那一根线索点燃的所有人,在充满希望地了两年之后,发现所有努力,都仿佛拳头打在棉花上,毫无声息。

在漫长的等待中,原本有抑郁症病史的李树亭律师苦闷无法自拔,2007年一度出家。

郑成月,曾经风光的公安局副局长,在2009年、49岁时被停职。在马云龙的介绍下,他到了北京李和平律师的事务所帮忙,接待来自全国的伸冤人士,以丰富的刑侦经验提供刑法建议。

马云龙,2006年因为连续发表了几篇得罪中央和河南宣传部门的稿子,被《河南商报》解聘,该报也因此停刊整顿一个月。宣传部发出指令,从此全国任何新闻单位,不可再任用马云龙。马云龙举家迁居海南。但他每年回石家庄看老母亲的时候,会跟张焕枝联系一下。时不时也会打电话,给张焕枝鼓劲。

关心聂树斌案的人们,默默寻找让此案重回公共视野、重回司法轨道的可能。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一直关注中国司法改革和死刑废除问题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从2005年就开始撰写评论,呼吁彻底纠正聂案错误。

此后的十几年的日子里,贺卫方形容自己:“关注聂树斌案,没事就为聂树斌喊两嗓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所有平台上讨论和呼吁聂案的最终解决,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他在报纸上写评论,网络上写博客,参加研讨会,接受媒体采访,并在每年的五六十场校园和公共讲座上,用一切机会讨论聂树斌案。但2008年之后,贺卫方的个人际遇也逐年恶化,2013年以后,与几乎所有大陆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所有公共表达空间都萎缩到近似于无。

贺卫方。摄:Wu Hao/端传媒

另一位著名的法学界知识分子徐昕,从2012年起,他会在微博上每晚定点推送关于聂树斌案的帖子。他有超过3000万微博粉丝,那些关于聂案的帖子,累计被转发60多万次,直至2016年6月,确定聂案再审才停止。1200天的“每日一呼”,徐昕自己在微博上写:“经常感到绝望,不想再转了,但总算坚持下来。”

斗转星移,记者换了一批又一批,《南方周末》持续报导聂案的记者,换了三届。

在最高法院,几乎无人不知聂树斌案,但是什么力量让案件如此陷入死寂?

有熟悉中国政治格局的人,关注着与聂案有关的河北官场人士变动。

1995至1998年河北省副省长、政法委书记是许永跃,聂案正是在他的主政时发生。他后来调任国家安全部,官至正部长,直至2007年8月被免职。消息人士透露,聂树斌案的快审、快杀、甚至“必须杀”,和许主政时坚持“严打”有关。

而2007年起,主政河北公安政法工作的张越,公安出身,在官场中有“河北王”之称,并被认为与周本顺、周永康关系密切。曾有媒体曝光,张越明确说过,只要自己在,“聂树斌案就不能翻。”

此时乌云还未散去。等待中的张焕枝和律师们,从各级法院法官口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再等等!”

逼供王书金:我不翻供!

2013年6月17日下午,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王案二审的主审法官刘志廷打来的。刘志廷说,王案将在6月下旬再次开庭,并补充:“你可以会见王书金,他在磁县看守所。”

彼时的朱爱民有些困惑。两个半月前,他还去过广平县看守所,那是2007年起律师们唯一知道的王书金羁押地。但发现人早被转去不知何处。两三天后,准确消息来了:6月25日上午9点,河北高院主持的王书金案件二审,将被发回到邯郸中院进行。

6月23日,马云龙说自己得到“确切内部消息”,称王书金已经被做通工作,要改口供,全面否认自己与康菊花案有关。情急之下,当晚马云龙就在博客上发表《一场惊天丑剧就要上演,真凶王书金将全面翻供》的文章,冒险公开呼吁。

后来,他这样解释过自己的举动:“打排球有一个动作叫封网,即看到对方攻击点的时候,先把那个点给他拦住,让他不敢从此过。”

6月24日上午9点30分,律师朱爱民和彭思源在磁县看守所会见了王书金。这一次,王书金透露自己曾在审讯中被逼翻供。

根据端传媒得到的两位律师笔录,王书金说,2012年1月17日,自己被押到保定市顺平县看守所呆了一个多月,随后又被带到石家庄郊区的一个地点,在那里呆了半个月。审讯过程中,调查组的人没有做笔录,但做了录音录像。

王书金案卷宗翻拍。摄:Wu Hao/端传媒

“他们问了我的成长经历,并提了一些我没法回答的问题。他们提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案子,我如果承认是我干的此案,他们就打我,我说不是我做的,他们就好好待我,”王书金说,“不让睡觉,用四五厘米宽小板子打脚心,手心”。调查组劝他只要“不趟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件的浑水”,就可以“给你的女人和你的孩子办低保”,还说“你的律师达到目的,早就不管你了。”

见到律师时,王书金专门问起聂家的情况,还对自己一度被打得坚持不住就被迫改了口的行为有些懊悔:“朱律师,我实在挺不住了,没事吧?”

但是会见的最后,王书金说,不管自己是死是活,都要求法院实事求是。他告诉律师:“我没有翻供,也不会翻供!”

2013年6月25日上午,消失于公众视线多年的王书金出现在邯郸中院公开庭审现场。他穿着黄色看守所马甲,比被捕前照片上黑瘦的样子胖了很多,说着河南口音的普通话,思维清晰。邯郸中院采取了微博直播,中央电视台等数家官方媒体到场。

在庭审中,检方认为王书金关于被害人尸体特征、杀人手段、作案具体时间、被害人身高的供述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实际情况不符,王书金并非聂树斌案的“真凶”。而令人惊讶的是,检方提交的证据,来源于聂树斌的案卷,而不是对王书金供述的案情本身的侦查。其逻辑就是,因为聂案已定,王案自然不成立。

这荒诞的审讯中,聂树斌案的申诉律师们第一次在检方的投影仪上,看到了自己8年来一直求取不得的案卷资料:包括康菊花遇害现场的勘验笔录、尸检报告、还有康菊花家属的报案材料,等等。

坐在旁听席上的张焕枝,当看到屏幕上出现一件花衬衫——检察官认定是聂树斌勒死康菊花的物证时,突然爆发了。

“这不是同一件衣服!证据有假!”她想起了1995年9月,警察到她家让她辨认的那张照片上的衬衣。她失控地大声喊了出来,但立刻被法警制止。

庭审进行到一半,两位律师觉得案卷资料有重大纰漏,检察官的质证也有明显诱导,以案卷资料不是原件为由,要求查看聂案全部证据原件。在此请求下,合议庭宣布休庭。

终于在河北高院看到了聂树斌案的原始案卷时,两位律师发现,130多页的案卷竟被提前用鱼嘴夹分叠夹住,法官直接翻到准备好的页码,只给他们展示其中的26页,除了几张受害人尸体照片之外,都是已在庭审投影仪上展示过的内容。朱爱民回忆,从案卷陈旧的状态来看,之前应该有很多人查阅过。

两周后,7月10日王书金案二审再次开庭。辩控双方依然持续着之前的滑稽逻辑:辩护方想方设法证明当事人就是真凶,公诉方则尽全力阻止他交代罪行。

2013年9月27日,河北高院在邯郸宣判,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死刑原判。河北高院表示,虽然王书金能够供述出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现场的部分情况,但其供述与庭审中检察员出示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相关证据不符,再次否认了王书金作为康菊花一案“真凶”的身份。

随后,王书金进入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至今未有结论。

聂树斌案:异地复查,20年后案卷见天日

2014年12月12日,最高法院决定开启对聂树斌案的“异地复查”,并指定山东省高院承担,山东高院负责复查的合议庭由5名资深刑事法官和2名书记员组成。5名法官中,审判长朱云三,是山东省高级法院刑二庭副庭长,法学博士,曾是薄熙来案二审法官。案件的具体承办法官是孟健,曾担任山东省高级法院刑三庭副庭长多年。

3天后,另一起著名的“一案两凶”案件,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被终审无罪,尘封多年的冤案得以平反。呼格的母亲给张焕枝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坚持下去,你也能等到那一天!”这给了张焕枝很大鼓舞。

公众的视线也再次回到聂案上。

涉及凶杀的冤案,不止聂树斌一例,漫漫的洗冤长路,有人还在走着。图:端传媒设计部

2014年12月17日,马云龙召集了这些年来参与过聂案申诉的所有核心人员,在石家庄开了一次“动员会”。几路人马从不同角度总结了聂案十年积累下的核心证据,分析各路律师的风格与擅长,讨论这一步最关键的“硬仗”该怎么打,媒体和法律策略。

郑成月和马云龙力主李树亭再次出任复查阶段的聂家律师,同时一并委托了老成的陈光武。朱爱民和彭思源仍是王书金的律师,两个案子继续一起推进。

彭思源律师。摄:Wu Hao/端传媒

2015年3月17日,山东高院通知张焕枝和律师们,可以进入法院,审阅聂树斌案卷了。当涉及聂树斌的3本案卷,王书金的8本案卷,以及之后多年河北法院、公安复查的6本相关卷宗,总计17本案卷终于摆在面前时,律师们震惊了。

李树亭后来告诉端传媒,这次阅卷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而很多当年的猜测,在看到白纸黑字的案卷后,更被确证。

李树亭说:“案卷里的漏洞如山一样多。”

比如,聂树斌9月23日被抓获,但询问笔录却从28日才开始。刑事侦查中,对被抓捕人突击审问一向是最关键的阶段,这一阶段笔录缺失,不符合侦查逻辑。后面一页笔录中,聂树斌甚至说:“前六天都是胡说的,今天说的才是真的。”那么,前六天聂树斌说了什么?这其中是否有刑讯逼供?

再比如,形成于1994年的现场勘察笔录中,多次出现新华西路这样地点,而李树亭实地调查发现,该路段当时的名称是“石获南路”或“石获公路”,因此怀疑笔录涉嫌后期伪造。

至少六份案卷材料上,聂树斌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此外,卷里甚至出现一份聂树斌本人签名的上诉状,落款时间为1995年5月13日。但按照法院公告,聂树斌当年4月27日已被执行死刑。李树亭从笔迹上发现,这份上诉状上的笔迹一笔一划,足见签名者的认真程度,“事关生死,他一定认真,所以这个签名肯定是聂树斌本人的”。由此,他推断,死刑执行日期有诈。

李树亭仔细研究了案卷中出现的死刑现场照片。在雪地里,21岁的聂树斌被五花大绑。无论是现场的天气气候,还是和聂树斌一起行刑的人,种种线索汇整,执行日期都不可能是法院公告的1995年4月27日,而可能是1996年1月。

太多的错漏,太多的草菅人命,也让李树亭看完所有资料之后,决心一定要翻案。他与被解职的警察郑成月,重新原路勘查所有聂树斌案的案发地点,重访聂树斌和王书金案卷里所有证人,建立自己的证据链,并整理公布给社会各界,提交给山东高院。

2015年7月,从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落马开始,多家国内媒体报导,“河北帮”倒了。2016年4月,“河北王”张越被调查,随后被“双开”。河北政法委曾在聂案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包括近期媒体揭露的张越曾主持了王书金翻供,才越来越多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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