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很多人问熊爷：“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不知如何回应。
但熊爷想到了一个人。一个被誉为中国当代唯一称得上伟大的作家。他的名字叫，史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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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在中学语文课本里，收录着他的代表作《我与地坛》，一篇被称作中国近50年来最优秀的散文。
史铁生的一生，都在与死亡搏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点东西。”他是“轮椅上的巨人”，双腿瘫痪，重病缠身，“生”的每一天都奔着“死”而去。
他曾经多次想过自杀，却又坚强地活了下来。他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
在苦难的生命里，他创作了20部短篇小说、6部中篇小说、2部长篇小说、18部随笔散文及其他，还有2部电影剧本。他是两届鲁迅文学奖的得主，多次获得老舍散文奖、年度作家文学奖、传媒文学成就奖、青年文学奖等各大热门文学奖项的肯定。
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突发脑溢血，真正与人世作别。这一天，距离他六十岁生日只差4天。这个21岁就瘫痪的男人，或许自己都没有想到能活这么久。
如今，六年过去，疲于忙碌的我们，渐渐把史铁生遗忘，又或许从来都不曾记得。
而他曾经勇敢面对的这个世界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一切越来越速食了。大家迈开双脚，就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打开手机，各种人生道理如纸片般飞来。可是，加速陀螺一般的世界，我们却依然浮躁于怎么都过不好这一生。
“那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熊爷在深夜读史铁生的散文集《自由的夜行》时，有这样一种感受：“活着，真好。”
懂得这一点的人，人生就不会有迷茫了吧。
史铁生的文字不止温情和宿命感伤，他也用自己的人生体悟、用哲学与理性来阐释生命，就像一剂“孤独者的良药”，给予彷徨者信心。
他说，“活没活好并没有一个外在标准，而只能由自己来认定它是否有意义。”
所以，今天熊爷想讲的故事，关于史铁生，也关于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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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
1969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活动如火如荼开展。一天，随着汽笛的长鸣，一辆满载青春与希望的火车从北京站出发，“哐哧哐哧”地，向着遥远的陕北进发，车上便有一枚叫史铁生的“知识青年”。
他前往的地方叫“清平湾”，陕北一个小农村，史铁生在他后来的“寻根”代表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这样写到：
“那个地方虽然也还算是黄土高原，却只有黄土，见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
谁料，这片古老而贫瘠却也淳朴可爱的土地，竟成了史铁生“健康站立”的最后见证者。
一日，史铁生和往常一样，到山里放牛。突然，暴雨冰雹袭来，躲闪不及的他，受风寒因此病倒，高烧不断。烧退后，他就感到了腰腿疼痛。
命运如果要跟你开玩笑，那这个玩笑想必也非常严肃认真。
未曾想小疾衍成大患。1971年，因为腰疼加重，史铁生回京治病。一年之后，1972年1月5日，刚过了21岁生日的他，被命运宣判：他瘫痪了！
21岁，这是一个多狂妄的年龄，理想在闪光，未来在召唤，满腔热情，向着生活迸发。而21岁的史铁生，只有一个卑微的愿望：就让这个病是因为长了肿瘤吧。是肿瘤，摘除了，还有站起来的希望。
可是，医生说：那不是肿瘤。
最终，史铁生被抬着出了医院。这个结局，他始料未及，因为他明明是走着进来的。
从此，史铁生开始了他“在轮椅上写作”的生涯。
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老屋小记》、《务虚笔记》等，散文《秋天的怀念》、《合欢树》、《我与地坛》、《我二十一岁那年》等，一篇篇佳作，获奖无数，感动了中国千万读者，他成为了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然而，有一种生活叫悲惨的生活，还有一种生活叫非常悲惨的生活。
1998年，史铁生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又一次应对了“死神”。他得了尿毒症，必须依赖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
隔日一次透析，一周三次，每次4个半小时，成了他的生活日常。这样的日常，持续了整整12年，直到动脉、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直到他呼吸停止的那一刻。
虽然上帝造人之时，无人十全十美，但对史铁生，未免过于残酷了。
但史铁生在《“透析”经验谈》中写到：
“快乐并且有所作为地再活上几十年，而非自暴自弃地去等那最后一刻……把疾病交给医生，把命运交给上帝，把快乐和勇气留给自己。”
当你用一种精神应对苦难时，你就复活了。
史铁生的人生，被人铭记的从来不是苦难，而是他的文字，健康的、活跃的、温暖的、理性的，穿过黑夜，带来光亮。
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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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爱才能温暖死亡”
孤独的孩子，是造物的恩宠。
上帝给予史铁生的最大恩宠，就是让一个疼爱且理解孩子的伟大女性成为了他的母亲。
史铁生是人，不是神。面对突如其来的双腿瘫痪，他也曾暴怒无常，曾狠命捶打双腿哭喊“我可活什么劲！”，曾无数次埋怨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而陪他走出这场痛苦挣扎的，便是他的母亲。
如果说史铁生是世上最不幸的那一个，那么，他的不幸在母亲身上是加倍的。
即便医生对史铁生的双腿“判了死刑”，母亲依然不死心。
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但凡有一丝希望，她便锲而不舍。各种稀奇古怪的药，又是吃，又是喝，还有洗、敷、熏、灸……可是花了这么多钱，都是“冤枉”的。
早已绝望的史铁生气馁了，“别浪费时间了，没用！”母亲依然抱着希望：“再试试！”她的语气如此温和，眼神如此虔诚，她的心被这种希望深深迷惑了，比史铁生更不愿面对这残酷的事实。
有多少次希望，就会有多少次失望。
直到一次，母亲不知从哪里要来的药方，居然把史铁生的腿熏伤了，这才作罢。这个“作罢”，多么无奈，又多么无助。
“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从此，母亲的希望变得如此微小，儿子能出去走走，便好。
可是，那时的史铁生，“走”“踩”“跑”的字眼，就像根刺，一出口，便扎进心里，出血般地疼，怎么都不愿出去。
一日，兴许窗外树叶“唰啦唰啦”的飘落声，让他的心悸动了起来，抑或是确实闷得慌，当母亲再次提议“去北海看花”时，史铁生答应了。母亲喜出望外，高兴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几步路的路程，她居然说要好好准备下，于是便出去了。
岂料，史铁生这次“鬼使神猜”般地答应母亲邀约，又是命运的一次有意安排。
母亲这次出去后，却再也没回来。
史铁生再见母亲时，母亲大口大口吐着鲜血，艰难地呼吸着，耗尽所剩气力，只说了半句：“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母亲的去世，对史铁生来说，彻底是个意外。然而对母亲来说却不是。
因为，当史铁生沉浸在自己的悲伤情绪中，母亲小心翼翼呵护他的同时，也在忍受着那整宿无法令她入眠的肝疼，她的病也一点都不轻。
上天是不是太残忍了？为什么早早地就召母亲回去了呢？留下史铁生一人。
其实，上帝终归是仁慈的——
“这样的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上帝不忍，就把她召回天堂了。
此后，史铁生如母亲生前所鼓励的，好好写作。
他说：“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
他开始好好“弹奏”属于他的人生。
三十岁那年，史铁生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三十二岁那年，史铁生凭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首次获奖了；很快，他出名了。可是，母亲都看不到了……
然而，史铁生还在想：
“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着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
如果母亲还活着，那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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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乃心灵战争中的一方平安之地”
何为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就是，你见到他/她的那一刹那，并非臆想中的电光火石般的绚烂，而是像见到了“家乡”，他/她的一颦一笑，一语一动，所有神情，你都熟悉亲切。
史铁生与妻子陈希米的相遇即是命中注定。
陈希米比史铁生小10岁。
她是西北大学的学生，学数学，却热爱文学，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刊物《希望》的骨干之一。而史铁生的作品首次变成铅字，就是在这本刊物上。
这时，远在北京的“作家”史铁生已悄然走进了陈希米的世界。
1989年，通信一段时间的他们俩，终于见面了。
在雍和宫附近一条临街却又幽静无比的胡同里，在一间低矮的小平房里，陈希米出现在了史铁生面前，而史铁生的第一句话便是：
“你正是我想象的样子。”
陈希米就像上帝为史铁生开的另一扇窗，让他看到了更辽阔的世界。
也是在这一年，他们俩结婚了。史铁生38岁，陈希米28岁。
陈希米右腿轻微残疾，没事，她就用她仅有的一条好腿，充当史铁生的双腿。她去了许多他去不了的地方，看了许多他看不到的世界，然后，就像只灵巧的鸟，再飞回来，一一告诉他。
她为他念她喜欢的书上的句子，她为他买他想看的书，因为他喜欢的，一定也是她喜欢的。
他们不买房不评职称，请个小阿姨帮忙料理家务。小阿姨不在了，房间略显凌乱，他们依然怡然自得。
这是真的幸福，不是给别人看的幸福。
史铁生说：“你来了黑夜才听懂期待，你来了白昼才看破樊篱。”
陈希米说：“自己是史铁生妻子所以才要做更好的陈希米。”
史铁生死后，陈希米取走史铁生的一小片骨灰，放在王安忆送的一个“优雅的盒子”，这是史铁生和她都很喜欢的一个盒子。然后随身携带，“我去到哪儿你也在哪儿”，陈希米甚至带着它一起去了德国。
在《喜欢与爱》中，史铁生写到：“唯在人群中，或有人群为其背景，爱情才能诞生，理想才能不死。”
如此看来，史铁生又是幸运的。
他拥有了爱情，也实现了理想。
史铁生的一生苦吗？苦，也不苦。
因为他那脱离残废躯壳后的心魂，他那在黑夜自由出行的心魂，看尽了人生的来龙去脉，因而坦荡平静，看清了世界的真实面貌，因而更热爱它。
正如他所说：“生命分为两种：一种叫作有限的身在，一种叫作无限的行魂。”
是的，他残缺了双腿，却拥有最丰满的思想；他无法行走，灵魂却走得很远很远……
而我们呢？
我们残缺了什么？
其实，活着，就好
就能变得更好
只要内心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