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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好总督”与“坏国王”

本大元帅与中山一生宗旨,本属相同。不意过激份子,假借中山主义,投降外人,宣传赤化,害民祸国,背友蔑伦,种种罪恶,难于指数。……本大元帅为老友争荣誉,为国民争人格,为世界争和平,仍当贯澈初旨,问罪兴讨,剑及履及,义无反顾。——张作霖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在十三个省和三个特别区的支持下,五十二岁的张作霖接受了“安国军总司令”的印信。二十七日,张作霖率领奉军主力进入北京,并仿效满清皇帝的入城仪式:命沿途百姓在其经过的道路上撒一层黄土。

此时,在北洋系统内,张作霖再没有可以争锋的人物。曾经打败过他的吴佩孚和孙传芳,已被北伐军打得满地找牙,吴佩孚成了无足挂齿的孤家寡人,孙传芳只身北上求援且甘拜麾下。张作霖大笔一挥,任命张宗昌、孙传芳、吴佩孚和阎锡山为安国军副司令,但并没有跟吴、阎商量过,仿佛他们是他的部下。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张作霖宣布改组内阁,网罗外交家顾维钧及若干研究系成员,借此避免给外界一种过分的奉系或军人内阁的印象。实际上,大权操控在张作霖一人之手,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军政权。“反共”是张作霖惟一的意识形态,在总司令部,悬挂着“推翻苏联共产主义”、“彻底摧毁共产主义”的标语。[1]

张作霖与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对立,不再是此前北洋军阀内部亦敌亦友、时敌时友的关系,权力争夺变成了不同社会政治秩序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斗争。“国民党和国民军把‘军阀’统治者看成是封建主义的,在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时代里它是不合时宜、不能容忍的。奉系和直系则把国民党和国民军看成是‘赤色’的,是传统原则的破坏者。他们不再具有共同的观点,因而不再希望继续维持这个系统。于是,权力均势系统不可能继续存在。”[2]

安国军偏偏不能“安国”,在河南、江苏和山东等地屡遭败绩。蒋介石以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人的身份,向张作霖开出和平条件:宣布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出任“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由此,南京方面将张作霖的地位降低到地方层级。

张作霖为了将其地位提高到与南方“对等”,不惜终止中华民国法统,成立“安国军政府”。六月十六日,张宗昌、孙传芳等将领通电拥戴张作霖出任“大元帅”,以完成“讨赤大业”。十八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就职典礼冷冷清清。身材瘦小、穿着大元帅礼服、佩戴闪闪勋章的张作霖,登上了人生的最顶峰。张作霖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发表九个总长名单,并发布军政府“组织令”。该“组织令”规定,“大元帅”不仅统治全国陆海军,而且在军事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国务院“辅助”大元帅执行政务。大元帅就是不经选举而产生的“大总统”。[3]

张作霖阴差阳错地成了北洋最后一任“名不正、言不顺”的国家元首。面容猥琐、目露凶光的张作霖,“望之不似人君”。张作霖多次对手下说,民国初年他以区区师长身份获袁世凯召见,“哎!人家做总统,才有帝王之相呢!”这一天,张作霖在就职仪式上有气无力地念完誓词,似乎耗尽了全部力气。

组建新政府未能带来“冲喜”的果效,前线不断传来噩耗。张作霖日渐消沉,夜夜笙歌。当时在顺承王府安国军总司令部担任幕僚的薛观澜回忆说:张老帅喜熬夜,整个下午为老帅昼寝时间,无人敢高声。副官长杨毓珣看到大局溃烂,当面顶撞说:“老帅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张作霖文化程度有限,没有听懂这句话的意思。[4]终于过了一番“皇帝瘾”的张作霖,浑然不觉自己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年,北京政府亦将断送在他手上。

从土匪头子到奉系首领

北洋第二代“大帅”大都出身于社会底层:吴佩孚是落魄秀才、孙传芳是寡母养大的吃不饱饭的孩子、冯玉祥是陪伴少爷玩耍的雇农的儿子。与他们相比,张作霖的出身更加卑贱,他的父亲是赌徒兼土匪,在他十岁时就过世了。少年时代的张作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随继父学过兽医、相马。他在本地的小客栈当杂役,也在清军中当过兵,二十二岁时加入“绿林”。不过,张作霖念过私塾,书法尚可,也喜欢附庸风雅、结交文人。

一九零二年,张作霖率两百多名土匪,接受清军将领张锡銮的招安,被任命为新民府巡警营马队帮带(相当于副营职)。日俄战争期间,他时而为俄国人服务,时而向日本人提供情报,是双面间谍。满洲居民大都是为了逃荒而从关内移居关外的冒险家,不受皇权和礼教束缚,没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他们对于孱弱的中央政府与前来夺取土地和资源的俄国人、日本人一视同仁地看待,惟一的判断标准是谁能少收赋税并提供较好的安全保障。张作霖当时的选择无可厚非。

当日军占领新民时,张作霖被日军逮捕,并以俄国间谍的罪名判处死刑。最后时刻,张作霖自我辩护说,他曾为日本人服务,以后更可为日军提供重要情报。有一位名叫井户川辰三的日军中尉发现,这名囚徒外貌如女性般柔弱,说话却大胆而直率,觉得他可能对日军有用,遂向上级建议特赦之。结果,这份生死攸关的文件送到作战参谋田中义一中校手中,田中义一决定免其一死。[5]

二十多年以后,张作霖成了东北的最高统治者,田中义一成了日本首相,他们的命运再一次神秘地纠缠在一起。一九二八年,张作霖乘坐专列从北京返回奉天,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坊间纷传是日本关东军所为。田中义一宣布进行独立调查、严惩当事人,后又表示此事与日方无关。田中义一向登基不久的裕仁天皇呈送了两份截然相反的报告。裕仁为之震怒,斥责说:“这么说不是有违前言吗?我没有再听的必要了,你提出辞职吧!”在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中,天皇从未当面逼迫首相辞职。不被天皇信任、也遭军部压迫的田中义一被迫下台。[6]田中义一大概从未想到,他当年赦免的一名土匪头子的死亡事件,终结了他的首相生涯。

张作霖在满洲数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崛起。在满清统治中国的最后岁月里,清廷发现作为满族“龙兴之地”的满洲成为列强觊觎的一块肥肉,若不更换治理方式,这块土地就保不住了。于是,清廷将东三省设置为行省,设立一名总督和三名巡抚一同治理。首任总督是在北洋新军中地位仅次于袁世凯的徐世昌。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即波及全国。张作霖以“勤王”的名义进军盛京,他拥有数千名精锐军队,一跃成为东北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全国陆军整编,张作霖部被编为第二十七师。一九一五年,张作霖支持袁世凯洪宪称帝,被袁封为二等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

接下来几年间,张作霖利用北京政府的混乱和孱弱,夺取了对吉林和黑龙江的控制权,被中央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领奉天督军并兼任省长。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他成了凶猛的东北虎。一九二一年,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都统。满蒙都在其控制之下,作为汉人,他镇压满人和蒙古人的独立运动毫不手软。在其有生之年,对东北的牢牢控制从未被打破——最大的一次危机是郭松龄兵变。

早年贫寒、卑贱、风餐露宿、每天都在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土匪生活已成为过去。张作霖出行时,有一支特别组织的重装保镖护卫,他们都是奉天讲武堂毕业生。他在底特律订购了一台由厚装甲打造的豪华轿车,有钢铁百叶窗,并留有六个贴身保镖的位置。它还装有一架口径五十毫米的水冷机枪,连美国总统的座驾都自惭形秽。张作霖居住在奉天郊区按照法国城堡样式修建的宅邸中,陆续娶了五个夫人,她们为他生育了许多孩子。

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应运而生:从跨入二十世纪的那些混乱年代开始,以控制一群马贼的几个结盟兄弟为核心的军事力量,发展成复杂的、难以对付的集团。强大的军事机器和民政官僚体系也随之建立起来。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军事政治学中,奉系军阀集团是一个非常难于下定义的组织:它既没有像政党那样在思想上的一致性,也没有像秘密社团结盟兄弟那样在信念上的一致性。它更缺乏共有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意识,甚至缺乏一个具有超凡领袖魅力的首领——人们几乎不会对张作霖提出这样的要求。[7]

奉系的延续性和凝聚力却超过皖系和直系。皖系领袖段祺瑞和直系领袖吴佩孚比张作霖更有能力和魅力,但他们对本系统将领和政客的控制没有张作霖那么严密。东北处于中国文化的边缘地带,跟在“孔孟之乡”山东出生的吴佩孚相比,张作霖离儒家“大传统”更远,左右其思想意识的是同样左右毛泽东的民间的、低级的小说和戏曲。奉系内部是封建式等级结构,更原始,更粗陋,或者说更接近以《水浒传》为代表的中国黑暗文化。张作霖给东北讲武堂题写的校训是“良心”。所谓“良心”,对于张作霖来说,就是要让部下人人有官做,人人有财发,人人有饭吃。[8]

如同孙传芳创制“三爱主义”来对抗“三民主义”一样,张作霖也委托下属中文化素养最高的许兰洲将军杜譔一个可以借此团结东北人的思想体系。张作霖对任何西方现代理念都不感兴趣,才会选择同样没有西学背景、迷恋中国武术的许兰洲承担此一工作。许兰洲大略地节取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创立并宣传一种古怪的“五教之合”——东北盛产此类怪力乱神的玩意。大概张作霖也觉得这套把戏没有说服力,未加采纳。[9]张作霖在意识形态上的弱点,意味着他几乎不能吸引东北地区之外的追随者,对其他地区也只能进行不稳定的军事统治。

大部分军阀一次失败就永远失败,因为失败意味着失去军队和底盘。而奉系有一个从未被外敌威胁乃至侵占的大本营——东三省,张作霖每次出关战败都能退回老家休养生息、整军备战。这种优势,来自张作霖本人的老谋深算,也来自东三省地理和空间上的特殊性:东三省如关内的镜像一样存在着,但两者被山海关所隔开,那里是长城的最东端,与海相接。中央政府的权威愈来愈无法穿过此关而到达“东北堡垒”。从二十年代初开始,张作霖就停止将大部分税收汇往中央。[10]当然,更关键的原因是日本向张作霖提供的保护——日本在满洲的经略与张作霖在满洲的开发,既有互相竞争的一面,也有作为利益共同体的一面。每一次张作霖兵败如山倒之时,日本都会阻拦张作霖的敌人乘胜追击。比如,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大获全胜,本来计划乘胜追击、直捣黄龙,却被日本所阻止,并迫使双方签署和约,如此才会有几年后张作霖的卷土重来。

中国之东北,或东亚之满洲?

作为军阀,张作霖的军事才能不如吴佩孚——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获胜,是因为冯玉祥阵前倒戈,让直系遭到釜底抽薪、一致无力再战。张作霖不具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使得奉军败给了装备上更弱的北伐军。但张作霖对东北的悉心经营成果斐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陈炯明对广东的经营、阎锡山对山西的经营和李宗仁、白崇禧对广西的经营。

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之后,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宣布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但这个命令不可能实施。张作霖在东三省树大根深的地位非北京政府一纸命令所能动摇。一九二二年六月上旬,东三省议会在张作霖的操纵下,宣布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三省“自治”,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由此,张作霖治下的东三省处于独立或高度“自治”状态,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直接占领东北。

此时的东北不单单是中国的几个省份,也是列强在东亚的竞技场,是外国人口中的“满洲”。其实,满洲一词最早由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在一六三五年使用,来自藏语,意思是“东方的光明”。近代以来,日本和沙俄赋予“满洲”以新的意涵:“满洲”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无主之土,能者得之。[11]张作霖不得不接受沙俄和日本的势力像钉子一样深深镶嵌在东北的事实:沙俄修建的中东铁路和日本修建的南满铁路,以及由此获取的在东北的各项特权,从满清到民国的中央政府都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不可能奢望张作霖以一己之力废除。更何况,张作霖父子也先后跟苏俄和日本签订了条约,他们对东北并没有完全的统治权。[12]

在“中国的东北”和“东亚的满洲”的夹缝中,张作霖治理东三省自有一套。一八九七到中国宣教、大半生时间都在东北度过的爱尔兰传教士弗雷德里克评论说:“东北人的主流观点对这位统治者持正面评价,因为他统治下的长城外的广阔地区维持了和平状态。在这个全中国都处于乱局的时代,东三省几乎是惟一的特例。……尤其在张作霖统治的早中期,他为东北带来不少利益。他自己虽没有上过学,但他支持建设最新的教育体系,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即便在他发动战争而浪费大量金钱时,教育的发展也没有被搁置和荒废。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赌博和沉迷麻将的人少了,人们对鸦片也不再那么热衷。”那时,外国人受到保护,欧洲人和美国人经商也未受阻挠。基督教会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张作霖友善地对待传教士,传教士的工作不大受警察的监督和干扰,这与后来的日据时期有重大区别。张作霖多年来均向沈阳教会医院捐款,还资助医学院。只有一次张作霖表达了对基督教吸引力的担忧:张学良表现得过于接近基督教青年会,以至张作霖对儿子发出警告——他担心儿子加入基督教后不能娶第二个妻子。[13]

张作霖知道自己才能有限,放胆使用文武官员,他比段祺瑞、吴佩孚和冯玉祥都善于用人。张作霖对王永江的重用,如同孙传芳对陈遗陶的重用。一九二二年,财政专家王永江出任奉天代理省长兼财政厅长,王对奉天的发展充满信心:“为政之要谛在于使民富裕,富民则专赖振兴实业。我奉天土地膏腴,气候温和,物产丰盛为各省之冠,诚足以天然之物产兴办各种实业。如能因势利导逐渐扩大,不出数载其财力雄厚必为他省所不及。”王永江提出一系列实业政策:“于山地振兴矿业,水边振兴渔业,于平原振兴农业,沙漠振兴畜牧业。”他还将大量官营事业改为民营,给东北经济注入活力。[14]

王永江展开了一系列现代化政策,包括货币改革、纺织制造业、公路和铁路建设、电报和电话服务、移民计划和新兴商业,带来了经济的大幅增长。张作霖对王永江独具的敏锐判断力、谨慎的行政改革及其对奉军带来的利益十分欣赏。[15]而在由富有商人、工业家、投资者以及知识分子所组成的精英圈子中,王永江是一位颇有名望且受人尊重的人物。多年之后,蒋介石巡视东北时,特别向当地人询问东北是否还有王永江那样的人才。

短短数年间,奉天的各种建设,飞跃进步,凌驾关内各省之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也随之增加。一九二六年,税收合计六千一百五十三万元,舆论评论说:“东北财赋之岁增额,有如几何之累数,库入之丰,允称奇迹。”[16]跟华北的艰苦生活比起来,东北宛如天堂。一九二一年一名在奉天工作的苦力每个月可挣十八元,在山东的农民只能挣四元。王永江鼓励华北移民到东北,给他们土地产权和赋税优惠,直到一九二七年,每年有二十至四十万移民来东北。与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战乱相比,东北如应许之地一样,给人更多的是希望而不是恐惧。随着人力和资金的大量涌入,东北在中国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17]

王永江的政府精兵简政,与后来国共两党冗员充斥、人浮于事对照鲜明。以省长公署第一科而言,该科负责人事、吏治、财政、外交、蒙旗等事项,所管之事,相当繁多。然而,其公务员人数极少,除会计、庶务、收发、管卷以外,仅有主任一人、主稿一人,科员四人,办事员三人,一共才九人。王永江以身作则,身边不设秘书,凡事亲力亲为。

张作霖和王永江都重视教育事业。一九二九年,奉天全省有小学一万多所,在校学生达六十万人。一九二三年,又创办东北大学,王永江亲自兼任校长,张作霖从不干预学校事务。东北大学很快发展为中国规模最大、经费最多的大学,其年度经费相当于北京大学的三倍多。凡东北大学教授一律发银元且不许拖欠。日本学者新岛淳良说:“作为省立大学,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这所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优秀大学,它的教育水准无疑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教育院校。”[18]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东三省在民生、经济、社会安全等方面优于关内各省。但是,在东三省内部,张作霖父子统治的城市、区域和行业,跟日本人统治的城市、区域和行业相比,又相形见绌。这一点,即便是深具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四川实业家卢作孚到东北考察,写出《东北游记》一书,感叹满铁株式会社“经营矿业、航业、码头、旅社,乃至学校、医院,以及其他一切公共事业,差不多权力之大,等于一个政府了”,满铁设有“满蒙资源馆”和“中央试验所”,对满蒙的资源了如指掌。日本人管理的地方,从城市到铁路、码头,秩序井然,“与长江各码头比较,这种现象尤其是显然不同的”。[19]

卢作孚发现,同样是公务员,“日人事业中的职员是怎样明了其事业的全局”;反之,“我们一到中国机关访问,则接洽或领导的人员,一切茫然”。张学良治下的沈阳与日本人治下的大连宛如两个世界:“(沈阳)有无数市民仍在地狱之中。道路积满灰尘,任风飞扬;秽水、秽物,点缀左右,任它奇臭。人则局促于破烂房屋里,衣服面目亦同周围环境一样不肯讲究。中国人真有守旧的精神,连野心侵略者紧迫着在旁的影响,都不容易接受。”[20]

就治理的绩效而言,如果剔除民族主义和政治正确的因素,回到事实本身,必须承认,日本人优于张作霖,张作霖优于国民党,国民党优于共产党。张作霖时代和满洲国时代东北亚最富庶的东三省,在共产党统治七十多年后,沦为贫弱、污染、失业的绝望之地,谁之过?

如果是一名生活在一九二七年的一名普通华人,可以选择其居住地,该如何选择呢?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出发,首选或许是像胡适和刘呐鸥那样居住在上海租界,其次是日治下的台湾,再次是张作霖统治的东北,再次是国民党统治的南方各省,最后才会是共产党割据的井冈山等地。

是坐拥东北,还是问鼎中原?

一九二七年五月,南京、武汉双方分头进攻华北。日本田中内阁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登陆青岛。北京政府外长顾维钧、南京政府外长伍朝枢、武汉政府外长陈友仁先后对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但日本政府置之不理。日本外交评论家清泽冽嘲讽说:“我们当时对于同一个事件,从同一个国家同时提出三个抗议,觉得这种国家哪里有其主张的不可侵犯的主权。……一个国家有三个皆主张其为正统政府的机关,国际法不是此种国家为前提而成立的。”[21]这种刺激,让逐鹿中原的三方更坚定了统一全国的意志。

纵观张作霖的一生,什么时候满足于坐拥东北,他和东三省的民众就其乐融融;什么时候想要问鼎中原,他和东三省的民众就苦不堪言。然而,张作霖始终没有放弃统一中国的诉求,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称王称霸”以及留名青史的野心,更是由客观环境和时代氛围形成的、难以抗拒的合力。张作霖的野心,远远超出了东北,就像希腊悲剧中所有毁灭的根源。他想成为北京的主人,从而领导中华民国。对他来说,东北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自然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宝库,一个为他向中原扩张势力提供所需资源的基地。[22]

国家统一是中国应对近代以来国际政治压力的必然条件,更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信念。“国家应该统一的原则得到全国从学者到农民的一致赞同,成为一条毋庸置疑的信念。这个观点指导和规定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个政治组织如果敢于违背这个全国一致赞同的信念,它就别想得到人民对其权威的承认。”即便是张作霖这个最具地方主义思想的军阀,也禁不住“统一中国”的巨大压力和诱惑,“普遍地赞成国家统一,使所有军阀的合法性产生了危机,他们陷入既希望保持其政治独立性,又无法否认国家统一原则的矛盾之中”。[23]

经过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短暂的宁静之后,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复出后的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改编国民革命军为四个集团军、一百万人,发起“二次北伐”。与此同时,张作霖也在北京召集军事会议,确定作战方案。此前,吴佩孚犯了两线作战的错误而全军覆灭,张作霖又犯了同样的错误:防守津浦线,以精锐兵力消灭冯玉祥国民军及已经投向国民党的阎锡山部,再回头与蒋介石决战。

四月七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北伐军击败孙传芳、张宗昌部,冯玉祥和阎锡山攻入石家庄。张作霖尝到两线失利的苦果,将安国军撤退至保定、河间、沧州一线固守。五月二十八日,北伐军发动总攻,安国军再度溃败。张作霖大势已去。

张作霖不仅在战场上两线作战,奉系内部也有一股呼吁他固守东北、不问中原的强大力量。这一立场的代表人物正是王永江。王永江倡导“保境安民”、发展经济,他所呈现的是资产阶级理性、务实的立场。王永江快速抓住工业、建筑、通讯、商业和银行的新想法和新手段,改变了东北的面貌,为此后东北地区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打下了基础。王永江和他的行政团队认为,为了本省的经济利益,省级税收一定要尽可能多地再投资于本地区。[24]他们希望张作霖放弃统一中国的迷梦,反对蛮不讲理的战争冒险。这一立场正好与日本的军事以及民政领袖的看法相一致——日本人一再阻止张作霖入关。

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张作霖将主要精力从经营东北转移到控制中央政府上。东北最有价值的资源,从人员和牲畜,到食物和煤炭,都被搜刮一空,去支持在华北乃至深入南方的奉军。不久,被置于巨大张力之下的东三省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显现出破裂的迹象。王永江以辞职向张作霖发出警告,可是这一次张作霖没有接受这个警告。王永江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在家乡金州去世,年仅五十五岁。这位为实现有序政府而不知疲倦地工作的官员,被一个军阀的武力可以做任何事情将之弄乱的时代所击败。[25]但他生前为东北带来的短暂的复兴却证明了,清朝灭亡后的几十年间,不全是黑暗与绝望,尽管国家瓦解的凶兆如影随形。民国初期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有着惊人活力的、通常运行良好的社会,一个活跃的、创造中和建设中的社会。

张作霖忙于在北京指挥对国民党军队作战,没有参加王永江的葬礼,不过他的生命也只有几个月了。张作霖不听王永江的劝告,在主战派的杨宇霆等人鼓动下,拿出全部老本逐鹿中原,最终输得精光。奉军出关,惟一的收获就是张作霖当上大元帅,却赔上身家性命。

张作霖的登场,加速了北洋政府的覆灭。北洋政府的统治,前后十七年,始终处于间歇性的波动之中:

自总统、国会、内阁、以至大军阀之起伏,小军阀之升沉,如戏剧之一幕一幕,如弈棋之一局一局。北洋时代,八易元首,三次摄政。以总统而言,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前四任还算有章有法,然后是黎元洪之复职、曹锟贿选、段祺瑞任执政以及张作霖任陆海军大元帅,沐猴而冠、法统已乱。……总统如此,总理和内阁更是走马灯般替换。以此统御如此广大之国家,延长其政权,自不可能。[26]

张作霖以大元帅取代大总统,是不得已而为之。国会已被段祺瑞解散,即便张作霖想如曹锟那样贿选也不可得。在战争的硝烟中,他只好因陋就简、匆匆登基。一九二八年春节除夕,张作霖仿效他最崇拜的袁世凯到天坛举行祭天仪式,双膝跪地,声嘶力竭,呼天抢地,却被旁人看作笑柄。他组建军政府的做法,破坏了中华民国的法统,也失去了北方的民心。

北洋军人原本是晚清最早受过西化教育的精英阶层,从袁世凯、段祺瑞到曹锟,再到张作霖、张宗昌,其“成色”江河日下,其威望消耗殆尽。“纵观北洋全局,袁世凯固是开创之祖,段祺瑞实为不祧之宗。吴佩孚启北洋分裂之端,曹仲珊(锟)成北洋式微之渐。张作霖结北洋残破之局,阎锡山收北伐胜利之果。国民党享打倒军阀完成统一之名。”[27]然而,就个人人品而言,即便是在北洋巨头中被漫画化最严重的张作霖,也远优于国共两党的独裁者蒋介石和毛泽东。北洋政府的失败,不是民主、宪政、共和制度在中国实践的失败,而是一战以后华盛顿和会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失败,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民初不足二十年的学徒期根本不算长,困难也不比别的学徒多。她迅速放弃了国会政治的道路,主要是因为远东体系的崩溃。”[28]

炸死张作霖的元凶,不是日本,而是苏俄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下午,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晚八时,留守人员为之举行告别晚宴,张作霖毫无食欲,且神不守舍。次日凌晨,张作霖由国务总理潘复等高官陪同,乘车驶往前门车站。临行前,他命令许兰洲将安国军大元帅的印、旗,以及国务院的印信、外交部的档案运往关外,做好随时打回北京的准备。[29]

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场景:“沿着新緑街道微透森芒的月光,从过去住了两年的大元帅府正门出来,经过窗子,依依不舍地回望中南海树丛的张作霖的眼睛里,竟闪着光芒。”此前,张作霖多次因战败而逃离北京,但这一次气氛尤其冷寂。凌晨二时三十分,列车启动,驶出北京。

六月四日凌晨五点二十分,专列经过皇姑屯时,发生了可怕的爆炸。张作霖的保卫处长温守善受了轻伤,如此记述血腥的场面:

早晨五六点钟,张和吴(俊升)望着车窗外熹微的晨光和春绿的庄稼,边看边谈。正当这节花车穿行老道口交叉点时,轰隆一声巨响,烟尘滚滚,砂石纷飞,正好把这节车厢炸碎。……张作霖被炸出约三丈远,当时没死,内伤看不清,只见咽喉处有很深的一个窟窿,流了很多血,污染领襟,我用一个大绸子给堵上了。然后我和张学曾把张作霖抱到赶来的齐思铭的汽车上。看样子,张非常难受,已神志模糊。[30]

当时,舆论一致将肇事者指向关东军。日本政府在调查报告中加以否认,却无人相信。中国史学界认定幕后凶手是关东军,日本和西方学者也大都接受此一观点。

战后多年,日本背负战败者的耻辱,知识界是左翼占上风,很少有人对关东军暗杀张作霖这一“不言自明的事实”有所怀疑。近年来,有一些日本学者发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历史学家加藤康男在《解谜炸死张作霖事件》一书中指出,河本大作暗杀张作霖之说是谎言。当时奉天领事内田五郎命令馆员所绘制的示意图,成为河本大作并不是首谋犯的证据。内田五郎将这张图交给英国人,加藤在伦敦的英国公文书馆内发现了这份决定性的证据。

日本历史学者宫协淳子认为,张学良和他的部下相当可疑。张学良早已是国民党员,后来发动西安事变,证明他是共产国际内部人员。或许他成为国民党员,只是为了隐藏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31]站在日本的立场来看,“张作霖平安无事撤回满洲是好的,反之,他的死没有任何加分作用。”[32]宫协淳子也将矛头指向苏俄:“老是想着要让中国人和日本人起争执的苏维埃,绝对很可疑。日本人虽然不是主犯,但是这件事之所以被视为日本人所为,是因为日本人之中,的确有部分人信奉世界共产主义、同时革命,而这些人在这件事中掺了一脚。”[33]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将大量原苏共中央、共产国际和克格勃的档案解密。这些解密档案让皇姑屯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一九二零年代末期,与张作霖矛盾最大的外部势力,不是日本,而是苏俄。张作霖最坚决反对“赤化”,多次尝试收回苏俄掌握的中东铁路的权益,严厉打击苏俄特务在东北的活动。张作霖控制北京政府之后,与苏俄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他命令军警冲入苏俄驻北京使馆,逮捕并处决躲藏在内的李大钊等中共要员,查获并公布苏俄利用共产国际等组织颠覆北京政府的文件。

一九二八年初,张作霖预感到难以守住华北,需要与日本就东北的未来达成妥协。他派负责外交事务的心腹于冲汉去日本,与日方签订了《满洲独立密约》。其主要内容是,日本继续支持张作霖统治满洲,张作霖必须同意以下条件:成立“独立满洲共和国”,包括满洲和内蒙古地区,受日本保护;日本将外蒙古变成缓冲国;“独立满洲共和国”虽不与中国的中央政府为敌,但禁止从事“赤色”宣传和“赤色”运动;满洲政府与日本政府共同反对苏联政府对东北地区的蚕食和渗透等。[34]

这份密约达成后,日本与张作霖的紧张关系改善,日本不再有除去张作霖的理由。对于日本而言,这种“代理统治”是代价最小的方式。而苏俄在第一时间就通过间谍获知此一密约,斯大林为之震怒,苏共政治局下达对张作霖的暗杀令:“该密约已经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必须对变本加厉反苏反共的张作霖实施清除计划。”[35]

曾任列宁贴身保镖、时任苏联国家保卫总局局长的缅任斯基,向下属发出指示:“必须选择大智大勇、一击必中的同志,完成这项极为特殊的任务。”苏联情报机关挑选了顶级特务出马。这项行动的负责人为“冷面杀手”埃廷贡,此人在契卡“特别行动小组”工作多年,此后还策划了对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的暗杀。这位拥有少将军衔的杀手,一九五一年出任国家安全部情报局副局长。这项行动的参与者还有武器专家维纳罗夫及其妻子、军事情报局密码报务员列别捷娃,以及负责招募亚裔特工和负责外围工作的资深情报员萨尔嫩。[36]

行动前夕,莫斯科给该小组发去密电:“再次提醒你们,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华的媒体,做好宣传工作。”[37]

就在张作霖的列车启动之后几分钟,远在奉天的萨尔嫩接到密电,特工们迅速行动起来。如同此前多次演练的那样,埃廷贡带着两名亚裔特工,于三日子夜前将维纳罗夫准备好的四十袋共一百五十公斤炸药秘密摆放在老道口三洞桥下,然后躲藏到十多米外的路基下。当张作霖的专列疾驰而来之时,埃廷贡按下了手中的引爆器。

事件发生后,苏俄的宣传机器开动起来,咬定是日本所为。关东军在千夫所指之下,无论如何辩白都脱离不了关系。而张学良由此蜕变成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接掌东北的权力之后,宣布改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38]

二战结束之后,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突然在国际法庭作证,承认自己是皇姑屯事件的策划人。河本大作的证词似乎坐实了关东军的阴谋。然而,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河本大作的证词乃是其恩师冈田启介在苏联的指导下完成的。冈田启介在战前曾任日本首相,在少壮派军官发动的“二二六”未遂政变之后被迫辞职,从此愤世嫉俗,思想左倾,并受苏联传奇间谍佐尔格之招募,向苏联提供机密情报。佐尔格被捕并被处死,没有供出冈田,冈田继续与苏联保持联系。

当东京国际法庭开审并计划重启对皇姑屯事件的调查之际,苏联唯恐真相败露,安排冈田配合演戏。一九四六年,莫斯科给冈田发去密电:“请在日本关东军存活的人员中,寻找心理和精神状态良好的子弟或属下,把我们的对对方生命有益的合作意图说清楚,使之同意:该案件系自己势力所为。具体人员由您来物色。需要指出的是,您不仅需要物色好‘坦白者’,而且要为其准备令人信服的‘坦白材料’。‘坦白材料’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明:该爆炸案是由自己领导并组织实施的。”[39]

冈田挑选了他的弟子河本大作出庭作证。当时,河本正躲藏在东北,随时可能被当作战犯抓捕并处决,在走投无路之下,他同意了苏联的合作建议。

即便如此,东京国际法庭的专家们经过长达三年的调查取证,以“缺乏可信性和实际证据”为由,决定不对此案专门立案审理,并得出结论:案犯不列为疑犯,皇姑屯事件仍是“悬案”。苏联方面掩饰真相的目的也达成了。

张作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物,如果在过去的时代,他有可能像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流氓无产者那样历经千辛万苦而登上皇帝的龙椅。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华民国,他却是一个过时的、注定会失败的人物。

曾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和日本政府内务大臣、外务大臣的后藤新平,一九一六年六月至九月,两次对满洲进行政治考察,认为必须放弃支持其他势力,全力扶持亲日的张作霖。他在《关于满蒙日本军队的行动》一书中如此评论张作霖:

张作霖在满洲有一种特别之地位,他并无特殊的履历,也与中国中央政府无密切因缘。其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何等经论。且张认为日本在满洲有绝大权力,知背日本之不利,而顺日本之有益。若利用有如此地位和有如此思想之张作霖商议满蒙之事,日本皆可横行无阻。

后藤新平或许小看了张作霖。比起手无寸铁、百依百顺的满洲国皇帝溥仪来,拥兵数十万的“东北王”张作霖并非日本人的奴仆或花瓶。张作霖的传记作者加文·麦考马克认为,“就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而论,张作霖比一个纯粹的傀儡还多些什么,但却比一个民族主义者少些什么”。[40]当时在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有三种力量——军阀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张作霖正处在这三者的焦点之上。他是一个“好总督”,却成不了“好国王”。他统治半开化的民众似乎绰绰有余,但处理东北亚地区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却缺乏基本的知识、视野和理念。他像泥鳅一样在这三者之间游弋,最终被近代的激流撕扯得粉身碎骨。

【注释】

[1](英)加文·麦考马克(Cavan McCormack):《张作霖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页261。

[2](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230。

[3]常风编:《张作霖》,(台北:谷风出版社,1987年),页203-204。

[4]薛观澜:《北洋官场现行记最后一幕》,见蔡登山主编:《北洋军阀:溃败灭亡》,(台北:独立作家,2014年),页301。

[5](英)加文·麦考马克(Cavan McCormack):《张作霖传》,页4。

[6]参阅大江志乃夫:《炸死张作霖:昭和天皇的统帅》,(日本:中央公论社,1989年)。

[7](英)加文·麦考马克(Cavan McCormack):《张作霖传》,页18。

[8]张学继:《张作霖幕府与幕僚》,(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页71。

[9](英)加文·麦考马克(Cavan McCormack):《张作霖传》,页97。

[10](美)薛龙(Ronald Suleski):《张作霖和王永江:北洋军阀时期的奉天政府》,(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页35。

[11](英)加文·麦考马克(Cavan McCormack):《张作霖传》,页13。

[12]满蒙的地位,取决于近代以来的条约体系,而非空穴来风的“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说法。历史学者刘仲敬指出:“满蒙问题在世界史和国家法的意义上,酷似佛兰德、科索沃和燕云十六州。中国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就是最大限的地损害国民智力和国家利益。他们假定中华民国有权随意改变长春或库伦的政体,犹如随意任免河南驻马店的地方官。”参阅刘仲敬《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页314。

[13](英)马克·奥尼尔(Mark O'Neill):《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国的生涯(1897-1942)》,(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页165-166。

[14]张学继:《张作霖幕府与幕僚》,页133。

[15](美)薛龙(Ronald Suleski):《张作霖和王永江:北洋军阀时期的奉天政府》,页56。

[16]张学继:《张作霖幕府与幕僚》,页134

[17]东三省的物产进入了国际贸易领域。从一九零七年到一九二七年,大豆产量增加了三倍,从三千九百九十万增加到一亿五千八百万蒲式耳,而这期间的世界大豆供应,几乎有一半来自东北三省。一九零三年,该地区的对外贸易仅占全国的百分之三点五,但到了一九二八年,其比率上升至百分之三十二点五。从一九二零年起,东三省每年的外贸都有相当大的出超,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一九一三年,东三省贸易顺差为三百万两;到了一九二八年,上升为一亿零五百万两。而同一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的逆差则由一亿六千九百万两上升到三亿一千万两。东北对整个中国经济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用下面这些数字——即用一九二九年奉天一个省的经济上在全国所占的比重来表示,也许看得最清楚:奉天省煤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三,鐡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铁路里程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外贸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五,发电量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五,豆类产量占百分之八十五点五,而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二。参阅(英)加文·麦考马克(Cavan McCormack):《张作霖传》,页14-15。

[18]张学继:《张作霖幕府与幕僚》,页136。

[19]卢作孚:《卢作孚自述》,(合肥:时代文艺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页153。

[20]卢作孚:《卢作孚自述》,页117。

[21](日)臼井胜美著、陈鹏仁编译:《中日外交史(北伐战争)》,(台北:水牛出版社,1989年),页46。

[22](美)薛龙(Ronald Suleski):《张作霖和王永江:北洋军阀时期的奉天政府》,页204。

[23](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页192。

[24](美)薛龙(Ronald Suleski):《张作霖和王永江:北洋军阀时期的奉天政府》,页207。

[25]页163-164。

[26]射陵外史:《北洋成败纵横谈》,见蔡登山主编:《北洋军阀·溃败灭亡》,(台北:独立作家,2014年),页368。

[27]射陵外史:《北洋成败纵横谈》,见蔡登山主编:《北洋军阀·溃败灭亡》,页399

[28]刘仲敬:《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页311。

[29]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051。

[30]张氏帅府博物馆陈列资料。

[31]宫协淳子:《这才是真实的中国史》,(台北:八旗文化,2015年),页267-268。

[32]宫协淳子:《这才是真实的满洲史》,(台北:八旗文化,2016年),页185。

[33]宫协淳子:《这才是真实的满洲史》,页186。

[34]《俄罗斯对外情报纲要》(第三卷),转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1年),页207。

[35](俄)戈尔巴基迪、普罗霍罗夫:《克格勃下达暗杀令》,转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页208。

[36]这个小组所从事的工作扑朔迷离,即便是专门研究苏联在中国的间谍活动的历史学家乌索夫也只是蜻蜓点水般地写道:“一九二八年,由北京来的拉脱维亚人萨尔嫩、保加利亚人维纳罗夫和从莫斯科派来的年轻特工埃廷贡等人,在哈尔滨组成一个特别小组。他们在工业企业主韦格杰卡拥有的罐头厂掩护下工作。维纳罗夫的妻子列别捷娃从北京转至哈尔滨远东银行工作,依然是该小组的密码员。”参阅(俄)维克托·乌索夫:《苏联特工在中国》,(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页136。

[37](俄)戈尔巴基迪、普罗霍罗夫:《克格勃下达暗杀令》,转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页214。

[38]张学良并没有胆量在战场上抵抗日本。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张学良在北平醉生梦死,命令东北军全线退入关内。时人皆称:“大帅(张作霖)在,必不至此!”如果没有皇姑屯事件,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由溥仪当皇帝的满洲国,也不会有张学良成为地下党员、发动西安事变,致使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不断壮大,最终击败国民党、夺取中国的统治权。日本也未必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战争的真正得利者却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张作霖一生反共,死于苏共之手,倒是死得其所;惟一让他死不瞑目的是,他的儿子张学良成为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崛起的垫脚石。

[39](俄)莫洛佳科夫主编:《东京审判之秘闻实录》,转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页242。

[40](英)加文·麦考马克(Cavan McCormack):《张作霖传》,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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