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基本责任在于发现真相，中国也的确存在被遮蔽的真相有待发现。然而，就在记者们披荆斩棘揭露真相的同时，我们发现在中国社会，真相并不必然导致真知和共识。
比如最近北京的超市普遍不卖活鱼，新闻界迟到的追问发现真相很简单：全国畜禽水产品抗生素、禁用化合物专项行动，北京大商家根本没信心过检，干脆集体停售，而北京食药监局也怕公开查到的恐怖事实“影响稳定”，反而粉饰太平。
又比如有学生揭露兰州财大食堂包子发霉，媒体还在主张就事论事，不要打击学校，校方却一面狡辩，一面借助派出所对学生施压，企图否定事实。同时，这位学生也被揭露出平时也热衷于以诡辩术为政府遮羞，主张残酷镇压“公共知识分子”，对外大开杀戒，树立中国霸权。不久前在北京某野生动物园女游客擅自下车被老虎袭击事件，真相已然清楚，但关于当事人过错、园方责任和索赔的规范和价值争论却无穷无尽。
可见，对已然清楚的事实，三观尽毁、价值崩乱、法治倒退的中国社会，看法仍可能一团乱麻，四分五裂。汇率巨变是事实，但御用经济学家非要强调“其实不是人民币贬值，而是美元升值”；川普胜选是事实，但关于他为什么胜就开始众说纷纭，对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就更是大量矛盾的观点并存。
这让人不由得想到中国人民思维方式的培养过程。历史上，刘少奇被作为“叛徒、工贼、内奸”打倒时人民觉得罪有应得，平反时人民表示光荣正确，就连他儿子也觉得毛伯伯没有错。现如今，不管是川普胜选、英国脱欧、叙利亚危机还是朝鲜核试验，中国都“或成最大赢家”。
在民间，昨天开始，大陆大批媒体人在微信上疯转某同行为白血病女儿募捐的消息，殊不知背后隐藏着某企业的炒作。为了吸引眼球给真实事件“加工”不光在新闻界感染，大陆网络上更充斥着假托陈丹青、王朔、刘亚洲等名人之口，为民主自由慷慨陈辞的文章。目的高尚或自以为高尚，手段就可以不讲究到制造谎言，已成大陆社会相当一些人的共识。
在法律界、新闻界、出版界、学术界、文化界也一样，学者文人们不乏真学问、真问题与真性情，但不论集体还是个别，多还是少，求功名还是只为安放一张书桌，少不了与强权的妥妥协协甚至勾勾搭搭。
于反思、批判、监督之中看到事实的两面性，看到当局的细微进步当然无可厚非，但借强调这些细微进步而安慰自己“这个时代还没那么糟，千万不要全盘否定”，逃避或者排斥他人对体制的更深批评，就往往属于不自觉的主观过程了。当某些知识分子大叫“中央财政支出”的增加是“民生为重”时，就更是十足的利益，因为这笔钱实为包括部属大学/社科院教授和新华社记者在内的中央财政领薪人员的住房医保支出。
由于工作体面收入太高，同样是媒体人，也会有人因为出国太多，每每就会觉得国内实在太美好的。他还会进而认为网络信息封锁将容易被境外言论蛊惑的劣等人群管好，却不阻止他这样的精英翻墙，等于通过“智商过滤”保证社会稳定。对中国的现状和改变的路径，这样的高等媒体人甚至有这样的煽动：“人生没那么多时间给你当键盘侠，辩不过就骂，骂不过就砍，恨社会就报复，怨体制就去起义。通缉就逃国外，大不了被枪毙。枪毙都怕，还敢说你看透了这个社会和国家。”
与之配合的是，中国学界也热衷于“全球治理”。《人民日报》整版讨论“美国为什么遇到这么多问题”提出的诸如“美国陷入国家治理的深层矛盾”、“精英迷失方向”和“西方文明衰败”等判断，即使在西方学者中也大受赞赏。只是中西学者都装作没看到：中国社会科学界也靠深揭狠批美国制度才能混得好，批评中国制度必然穷困潦倒；美国学者若批评中国，可能得不到研究所需的一切合作甚至签证，但反过来迎合中国官方还有钱赚；谷歌还有坚守，但Facebook已接受把内容审核权交给中国“合作伙伴”，以为这样就能亲身入华，以其服务推动言论自由。
当今世界所有关于中国的研究和舆论正受到这个趋势的强烈塑造，因此千万不要以为你读了几篇论文或采访到几个教授就能准确地评价中国。这与不要以为你在中国揭露和传播了真相就决定了真相对中国社会的作用，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