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长们希望这里能为孩子助力“洋高考”挤出国门，当国家希望在这里收复“教育主权”，蓬勃生长的国际学校，也面临著种种中国式难题。
这是上海中学生小熊第二次转换跑道。第一次，父母带著他从体制内的中学转到了国际学校，一年之后，父母又开始新的寻找，为还没法适应的他第二次转学。
小熊不知道自己是不适应国际学校，还是不适应应试教育。他体验了整整一年的这所为中国人开设的国际学校，更像是两者的结合：从一个高考奔向另一个洋高考。
什么才是最好的教育
在什么才是最好的教育问题上，小熊的家庭已经争论了好几年。
1999年，小熊出生于江苏，这里一向以严格的应试教育训练和高分学生的产出闻名中国。不过，小熊不像是这条生产线上的标准品。他活泼好动，甚至让老师觉得顽劣。成绩则忽上忽下，不按应试的套路来，也不会花心思好好钻研提高成绩。
他兴趣爱好很多，比如网球和国际象棋。4岁时，他下象棋就能赢过父亲，小学四年级已经进入国家竞赛，打入全国前32强。但是进入初中之后，父母不得不逼他放弃象棋，只保留网球的练习。因为象棋会占用学习的时间，“打网球却可以练身体，初高中太苦了，以后学习拼的就是体力”，小熊妈妈说。
在美国定居的朋友打电话来，批评小熊妈妈不该剥夺孩子最热爱的兴趣，“但她不知道国内的教育压力有多大，”小熊妈妈无奈回应：“容不下他的兴趣了。”
“体制教育的问题出在，成功的标准太单一，孩子似乎没有了思想。”
父母并不想这样。小熊的父母80年代末都毕业于中国的名牌大学，但都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充满遗憾。小熊妈妈回忆自己的考大学时代：“我只知道自己成绩好。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究竟未来要做什么，我又喜欢什么。”
妈妈说，不希望小熊重蹈覆辙。“体制教育的问题出在，成功的标准太单一，孩子似乎没有了思想。”他们想到，是不是该让小熊去美国念高中。
很多年来，“去美国”都是不少中国家庭对于外面的世界、更好的生活的标准想像。小熊初二的时候，妈妈带著他去洛杉矶考察当地中学。小熊的堂弟就被送来这里读书。但走进校园，母子俩发现，在走廊上听到竟然都是中文。
小熊妈妈后来回忆，这是典型的“中国人聚集的美国高中，没有什么门槛”，她不想让孩子去。但如果要进入更好的美国高中，小熊就要花更多时间学英文，但眼下的学业让他根本挤不出这个时间。
他们做了一个折中的选择：出国的目标延后，先去临近家乡的上海，寻找一所国际学校。
上海有将近100所国际学校，其中9成以上，都是在最近5年内冒起的。显然，让孩子尽早摆脱只求高分的应试教育体系，为未来出国留学早做适应——小熊父母的需求，并非孤例。
不过，寻找的过程并不顺利。
当国际学校遇到“洋高考”式训练
从1987年允许外国驻华使馆开办使馆人员子女学校开始，30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办学校开始主力教授国际课程，大城市的公立学校也纷纷开设国际部。根据《2015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的数据，中国已经有“国际学校”597所，超过阿联酋，成了世界上最多国际学校的国家。
而上海和北京，则是国际学校最密集的两个中国城市。
这些国际学校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外办国际学校”，由境外机构或合法居留的外国人开办；一类是“民办国际学校”，由中国民间资本开办；还有一类是由中国公立学校开办的“国际部”、“国际班”。2015年，这三类学校分别有116所、256所和225所。
其中，中国的中产家庭，往往会给孩子选择后两者民办国际学校和公立学校国际部，从这里开始，为未来出国留学做准备。小熊家也是一样。
“我妈妈每周开两小时车到上海，听各个国际学校的讲座和介绍，”小熊说，“她都可以开中介了。”
国际学校的课程五花八门，包括国际文凭组织IBO设立的IB课程、美国的大学预修课程（AP课程）、英国高中课程A-level、加拿大哥伦比亚省高中国际课程（BC课程）、还有澳大利亚课程。学费都在每年10万元人民币左右，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一整年的工资。
2015年，小熊初中毕业，成功考上一所国际高中。
家人送小熊到上海寄宿，以为会打开传说中的素质教育大门。不过，现实却与期待的有些不同。
“还是为高考打仗，但难度再升级，全是英文”“在这里上课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用体制的方式学习国际课程。”
小熊说，学校采用中英混合的方式教学，上课会“划重点、抄PPT，然后就是做题、背、刷题，刷完一张卷子，再来一套。”这里有月考、期中考、期末考等大大小小的考试。同学之间，每天都在比成绩和排名。小熊记得在地理会考之前，学校还进行了6天的封闭式训练，每天就是复习地理。
学校的大部分老师来自上海一所重点高中的国际部。同学则大部分来自上海一家以极其严酷教育模式出名的初中。“还是为高考打仗，但难度再升级，全是英文”。小熊说：“在这里上课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用体制的方式学习国际课程。”
在提高名牌大学录取率的压力之下，越来越多的国际学校在用应试教育的方式，提高学生的成绩。而对大部分中国家长来说，这样是不是背离了国际课程的精神，并不是要担心的，只要能让孩子考进“国外的好大学”，就是“行之有效”。
学业压力大，英文不好，许多课程跟不上，这一切都对曾经在体制内学习如鱼得水的小熊而言，“好像哪里都不对劲，心理上有点自卑。”
除了学业之外，人际关系和自我管理能力也是小熊面临的新问题。
小熊试著在学校里开国际象棋社，但最后只有三个人报名。也试著参与各种活动，包括模拟联合国和辩论，但最后他对这些都不真正感兴趣。国际学校有很多作业需要在手机、电脑上完成，对于从小就在体制内严格管理的小熊来说，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也显得无所适从。
“找不到自己，像陷在一个怪圈里，”小熊这样形容当时的自己。而小熊妈妈焦急万分，她搬到上海居住，在学校旁边租了房子，给小熊陪读，还给他请了补习老师。在小熊父母看来，学校老师非常尽心尽责的在帮助小熊寻找解决办法，希望他能适应国际课程。但是在家里，小熊变得寡言少语，吃饭也只盯着手机，学校里的每件事情都好像没有成就，GPA（成绩平均积点）连3（满分为4）都没有。
“我们没有想到国际学校会遇到这么多问题，那段时间简直乱套了，我连心理医生都预约好了，”小熊妈妈坦言自己哭了好多次，不知道小熊对课程是否适应、在学校里人际关系是否能处好、还有面对各种诱惑怎么办。“如果当初进入体制内的重点高中，或许遭遇不到这些问题。”
小熊爸爸也认为，儿子还小，却要独自一人从小城到大城市，独自应对从教育轨迹的突然转变，“如果自身问题无法解决，也可能进沪上任何一所国际高中都会出现的同样的问题。”
无奈之中，全家人又开始寻找下一所国际学校。
当国际学校遇到“教育主权”
小熊遭遇的是中国式国际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另一重问题更加隐性。
现正在国际学校读高三的小金（化名）清楚记得，两年前，她的高一课程表里忽然多出了中国语文、地理、政治和历史这四门课，而这些课程以前国际学校都不用教。小金形容，当时同学们“叫苦连天”，“课业已经很繁重了，我们还要上这四门‘洗脑’课！”
这一变化，来源于2014年，上海市教委出台新政策，要求民办学校的高中课程，必须增加“国家课程”内容，包括中国语文、地理、政治和历史，俗称“老四门”。这项政策针对的重点，是民办的国际学校。而同时，这项政策还直接叫停了公立学校开办的国际部课程，理由是维护教育公平与教育主权。
民办的国际学校成为中国境内不受控制的“教育飞地”，而公立学校也大量开办国际课程，挤压国内的公共教育资源……因应市场需求蓬勃发展，却完全脱离于意识形态体系之外的国际学校，令执政者开始担忧。“教育主权”这个词，逐渐从政策文件中出现。
“课业已经很繁重了，我们还要上这四门‘洗脑’课！”
2011年的上海，当第一所公立中学（位育中学）面向中国学生开办国际部，教授IB课程时，教育界的看法还是正面的。“那个时候，觉得这是一种多元化教育和创新，国际部好的教学模式，也可以拿来改进公立教育的不足，”一位教育界人士对端传媒评价。当时依照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
政策转捩在2013年左右出现。中国教育部明确要对各种形式的高中国际班、国际部，从招生、收费等多方面进行规范，对不符合规定的要清理或转制。而在体制内的教育，英语变得也没那么重要。2014年，国家出台《2017年高考改革方案》，降低英语学科分数在高考招生中的权重，考试分值由150分降低到100分。2015年，在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提出，规范高中国际课程，对涉及意识形态、教育主权、国家主权和民族宗教等方面内容必须严加审查。
2016年10月，一份在网上曝光的“上海市涉外民办学校政策解读会议”内容再次强调了国家的担忧：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部分或全面引入境外课程进入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突破中国教育主权”、“国际课程学校的教材引入，整合，取舍存在严重问题”，“国际课程学校的发展失控，已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要求拿出对策，进行整改。”
在种种政策压力下，公立学校国际部纷纷转制成私立学校，而私立国际学校，则纷纷增添国家课程。对学生和老师来说，这成了另一重尴尬。
“不敢开国际课程的历史课，因为没人敢教”
为了腾挪出“老四门”的课时，小金所在的国际学校将原先每天9节课，每节课45分钟，改为了每日10节课，每节课40分钟。
小金比较过必修的国家地理课程和自己选修了的IB地理课程的差异。国家课程以中国的自然地理为主，基本是知识点罗列。而IB课程不以任何国家的课程为主，因为它是国际文凭组织设计的一套具有世界观的课程体系（也是中国政府审核同意的引进课程），更多是教授人文地理，议题包括人口、城市、贫富差异、极端恶劣的环境，还有全球化等，而考题可能是“用社会因素、环境因素来论述城市如何可持续发展，并举个例子”。
“国际课程非常需要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考），答题的时候需要回答advantage（优点）和disadvantage（缺点），但体制内的课程最后就是死记硬背。”小金说。
“很简单，万一学生要研究文革史，你让历史老师怎么办？”
小熊记得，在公立初中的一次语文考试中，他遇上一道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题目，并回答了两面性：指事件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是侵略，在日本人的角度则并不是。他的回答被打上了一个红色的大叉，得零分。“我们私下都说，和语文老师是最没什么可争辩的，因为他掌握标准答案，”小熊无奈。而在国际学校，他说，答题只要言之成理即可。
一名在公立学校教授国际部的老师Tina回忆，教授IB课程时，地理课本被贴掉了有关台湾和计划生育的内容，“或许他们认为这部分敏感吧。”
自2011年开始IB课程以来，Tina所在的国际部至今不敢开设IB历史课。一开始曾试图从公立学校聘请历史老师来授课，但历史老师认为这里的历史观和体制内区别太大，不敢胜任。“很简单，万一学生要研究文革史，你让历史老师怎么办？”Tina说。
Tina认为，国家课程希望构建学生的国家认同无可厚非，但用的是这种填鸭、甚至洗脑的方式，实在无济于事。
她每次迎接新一批就读国际部的新生时，都特意要敲击一下他们的大脑。她会选一篇公立中学的语文篇目，例如朱自清的《背影》来做学生的入学考试。而学生们都会按照以前阅读理解题的答题方式，千篇一律的作答。之后，她会组织同学们讨论：为什么你们的答案是“一模一样的”。
“在中国读国际学校，我们成了中间人。该为国自豪的自豪，该反对的反对。我们不欣赏无端反动，也瞧不起无脑爱国。”
学生们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都是以前学校老师教的”，“我们以前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想法”，一个接一个开始“批斗”起了体制内的教育。这时候Tina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语文为什么这样教，中高考的合理性在哪里？“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老师要做的是引导和激发孩子们独立思考，从而学会什么是理性。”Tina说。
新开设了“老四门”的国际学校里，小金介绍，大家也慢慢找到了与新课程相处的方式。比如语文课，小金举例，“有次老师上来就要我们把书翻到第几页，今天我们来批判一篇文章，就开始逐段批驳了。”有时候，老师讲到萧红，会谈到她和鲁迅关系里的蛛丝马迹，更多的时候语文课老师教起了西方哲学史。政治课，则会讲讲G20的由来，国际峰会都讨论什么议题。上地理课的时候，课前会做daily presentation（每日演讲），小金准备的题目是美国高铁和中国二胎。“也有人下课会讨论在Youtube上看到的六四视频，然后一群人就在那儿讨论镇压的正义与否。”
在有些国际学校里，学校会安装VPN（翻墙软件），连上学校的WiFi就能直接翻墙。
南海争议时，小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以前公立中学同学转发的《要为国家打仗》之类的文章，“我就挺无语的，你真的了解南海争端吗？了解了就要去打打杀杀吗？”小金说，“在中国读国际学校，我们成了中间人。该为国自豪的自豪，该反对的反对。我们不欣赏无端反动，也瞧不起无脑爱国。”
后记
经过一年时间，爸爸妈妈终于成功给小熊办了转学。
他进入另一所教授IB课程的新国际学校，成了小金的学弟。这所老牌的国际中学，更注重学生的具有国际课程的精神，多元发展，培养独立思考，不搞考试集训，“校园明星一定是社交达人，而且全面发展”。
转学后的小熊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在这里，他成立了国际象棋的俱乐部，招收到18个学员。他考到了国际象棋裁判的资格。他成了学校的社交明星，同时也是班长。老师和同学都对他赞不绝口，班主任会忍不住给家长发微信，“你是怎样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的？！”
“第一所国际学校或许是个挫折吧，这次我的适应力更强。”小熊说。
“两年前高中引入国家课程的时候我们已经预感到了，国际学校的口子将会被越收越紧，最后想要国际教育的家长，要不提早移民，要不就是继续回体制内，教育改革可能一朝回到解放前。”
小金在国际学校读到高三，她记得以前刚读初中的时候，觉得做“学霸”才爽。但是现在让她最有成就感的是她主持的一个名为CEED的活动项目，向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她下乡数次，和村支部书记谈合作，和农户签合约，尽管遇到不少麻烦。“我以前只想著读商科赚钱，但我现在想，或许我可以把公益和商科结合起来，做社会企业。”
对于国际学校的控制和整改，各种消息仍然沸沸扬扬在网络上传播。社会舆论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多元化的教育应该被鼓励和允许，有人认为富裕阶层可以绕过中高考的独木桥，直接享受精英教育就是侵犯教育公平。
“两年前高中引入国家课程的时候我们已经预感到了，国际学校的口子将会被越收越紧，”Tina老师对端传媒说，“最后想要国际教育的家长，要不提早移民，要不就是继续回体制内，教育改革可能一朝回到解放前。”
（应受访者要求，小熊和小金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