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以后十年的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所谓“文化大革命”早已超出“文化”的范围。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老师与老师，下级与上级，干部与群众……人与人之间相互揭发、批判、斗争，虽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究竟什么是革命？要革谁的命？但人人都不得不卷入这一场残酷的斗争之中。
1968年，军宣队进驻学校，每一年级，都派来一位指导员，我们年级的指导员是张国臣。
张指导员来自河北农村，二十几岁，浓眉大眼，身材高大。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位帅哥。伟大领袖曾把“工宣队”派进学校改造知识分子，把大家改造得胆战心惊，不知这批军人又将如何教育改造我们？我早被划入出身不好的一类被改造对象，每日生活在忧郁与恐惧之中，处处小心行事，对张指导员敬而远之。
那时，伟大领袖不断发表“最高指示”，有时在白天，有时在半夜。夜里，老师们几乎都和衣而眠，留心听着外面的动静。只要锣鼓声一阵紧一阵地响起，高音喇叭刺耳地喊着：集合啦！集合啦！传达最高指示啦！我们就马上跳起来，急奔出去，老师和住在学校的学生们慌慌张张地集聚在操场上，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声背诵过去发表的“最高指示”，等待新的“最高指示”的降临。然后，大队人马绕着学校附近的街道，高喊口号，游行至半夜，有时至天亮才能回校。我的儿子只有三岁，白天放在张大娘家，晚上，我俩相依为命。若是晚上发表了“最高指示”，我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把儿子反锁在房中，喊着口号在街上游行的过程中，我的心时刻都在受着煎熬，不知孩子是否掉到床下了？是否受到惊吓了？是否闯了大祸？是否在哭……内心的苦，是还没有做妈妈的人们难以体会的。后来，女儿又怀在肚中，一个孕妇，要和十三四岁的学生们一起去游行，一会儿要跑步追赶前面的队伍，一会儿要去照顾掉队的小同学，这是多么艰苦、多么危险的事。我不能提出不去游行的要求，因为，只有受审查的人，才没有资格去游行。
有一天，张指导员来到我们办公室，当着老师们的面对我说：“罗老师，以后你不要和学生们一起去游行了。很抱歉，我不知道你怀孕了，保护身体吧。我会带你们班级学生去游行的。”那时，学校到处都是大字报，到处是揭发、批判、斗争，在不时传来口号声、皮鞭声的“革命”洪流中，处于逆境的我，听到这样关心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如今，四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忘记那充满人性的、充满温暖的、亲切的话语。
不久，到农村去“学农”劳动又开始了。我是班主任，要带领五十几个学生到北京远郊的一村庄去劳动。有一位老师对革委会领导说，罗老师有四、五个月身孕了，还要去吗？领导说，难道农村妇女怀孕了就不劳动了吗？知识分子要向农民学习！
我无话可说。
革委会要求大家向解放军学习，一切按军队编制，班级叫做几连几排，每个师生，将所盖的被子，换洗衣物，洗漱用具通通打成背包，背在身上。乘车到达北京郊县后，要在一条崎岖的小山路上行军近两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城市的学生们，从来没有走过这样崎岖蜿蜒的山路，年纪又小，背着沉重的大背包，半小时后，有的同学就走不动了，有的体弱的同学一边擦泪一边一瘸一拐地走。我自己背着背包，既要鼓励大家坚持行军，还要照顾掉队的学生。我不断告诫自己，坚持下去，决不能倒下！
到达目的地后，同学们分散住在农民家的土炕上。每天，发给每户玉米粉和面粉，学生们必须自己借用农民的锅灶，做出一天所需的馒头或玉米饼子，解决一日三餐。清晨，天微微亮，村庄还笼罩在薄雾中，一片寂静。我必须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崎岖的小路上，挨家挨户去叫醒熟睡中的小同学们。还没走到第一家，护家的大狗，就狂叫着向我奔来，吓得我立即蹲在地上，抓起一根树枝，乱舞起来。每走到一家，身后就多一条狗，走到最后一家，身后跟着一群大大小小不同颜色的狂吠着的狗，整个村庄在一片狗叫声中苏醒。
中午，张指导员来了，他说每周他将在我们班级呆两天，帮助处理事务，带领同学劳动。他向学生们宣布：罗老师负责处理同学们生活等后勤工作，但不能挑水。田间劳动由另一位教师负责。每天早上由一名班长和老师一起叫同学们起床。我心里明白，面对还不太懂事的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张指导员是在尽力保护一个母亲。如今，我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他们感恩那位未见过面的张指导员的保护，否则，他们也可能没有现在这样美好的人生。
张指导员和学生们一起开会、军训。经常看到学生们欢快地围在他的周围，跟在他的身后。从未见到他像很多班级的指导员那样，收集教工的“材料”，挑动学生斗老师，以搞到多少“黑材料”，开了多少次批斗会为自己的“革命”工作成果。
不久，掀起了各班学生揭发老师封、资、修思想的高潮，逼迫老师们一次一次地作检查。有的老师被打了，有的老师自杀了，等待我的是什么呢？一天晚上已十点多钟了，我的房门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我想，大概轮到批斗我了，打开门一看，门外站着的是我班的几位学生干部。班长说，老师，明天你要在班级里做斗私批修的思想检查，这是一份人民日报，你今晚好好看看社论，抄一部分在你的检查里，明天我们就说你检查深刻，可以通过了。我不解地看着他们，你们在帮我过关？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和指导员一起，问过很多你曾经教过的学生和一些家长，他们说你是一位好老师，你多次帮助过父母都被隔离审查、身处困境的同学，还尽力在班上开展各种活动，把五十几名学生团结在校内，不让他们在校外惹祸，家长都很感谢你。
我想起了一个小女孩，她有一张聪慧的可爱的笑脸，文革开始没有多久，她的父亲不堪受辱自杀了，不久母亲也被隔离审查，勒令到五七干校去劳动。妈妈只能把最小的孩子带走，偌大的一个家，留下只有十二三岁的她，白天还好，可在学校，晚上害怕不敢睡觉，只能偷偷地想妈妈，不停地哭泣。看到她红肿的眼睛，我知道了这一切，我是一个母亲，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如果她是我的孩子，我能不管她吗？于是，我问她，老师的家里还有一个小弟弟，你愿意和我住一起吗？从此，她就住在我的宿舍里，我将教工食堂的饭票给她，可以正常解决一日三餐。晚上，当我看到她和我三岁的儿子欢快地唱歌、玩耍时，我也高兴得笑了。有同事好心地对我说，她的家里有问题，你不怕受连累吗？怕当然怕，可是，母亲的心让我不能不管她。
几个月过去了，听说部队要换防，学生们都暗暗着急，张指导员会调走吗？后来，一部分解放军留下来，继续在校工作，抓阶级斗争有功的，自然升职了，还有一部分调走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张国臣指导员。又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们在传说，张指导员可能因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已让他复员回家。
有一天，课间操后，我在办公室休息，突然几个学生跑来，很激动地说：老师，我们接到张指导员的电话啦！电话还没有挂，你快去，指导员要与你说几句话，你快点呀！在通话中，我才知道，他是从河北老家的镇上打来的电话。我问他，真的让你回家种地了吗？他说，可能在镇上找个工作。他还说，你们班上的同学都很不错，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人才。但是，现在外面很乱，到处出现武斗，有些学生的家长受审查，有的被隔离，无法照顾这些孩子，请你尽力多关心照顾他们。我做过很多的调查，知道同学们信任你。匆忙中，我也忘记问他的联系地址。
从此以后，几十年来，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的内心一直存在内疚，张国臣指导员是否是因为保护、照顾像我这样的一批被改造的人，而被视为阶级斗争观念不强，被复员回家了呢？
前几年，我有机会到北京去，见到了几十年都未见到的原来班级的部分同学。他们也都人到中年啦，如张国臣所料，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还有几位同学，担任了国家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大家欢聚在一起，激动地回忆起小时候的各种情况和友谊，也回忆起张指导员。虽然他与大家相处只有几个月，但他的正直、善良与纯朴永远留在大家的心中。在那个时代，正是有一批像张指导员这样善良、正直的普通人，让无数受到压制、迫害的人们，看到了希望，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我们又有了安定、平静的生活。张国臣指导员，不知你现在何处？几十年来你的生活可好？愿好人一生平安！
2007年8月初稿
2010年6月修改于美国达拉斯
《记忆》2011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