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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土改”付出的代价

按:“和平土改”可以改革农村土地所有制,也可以保留地主阶级所代表的中国社会的精英传统。中共暴力土改的后果不仅连人连产消灭了地主阶级及其在全社会的影响,而且由于土改是毛泽东整体暴力革命的一部分,它必然因革命的浩劫性失败,而蒙受最悲惨的牺牲。大饥荒数千万死者为农民是例证。

中共靠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土改是他们得到农民支持的一大措施。土改究竟付出多少代价?《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称,“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光山西的一个兴县就这样,整个解放区又打死饿死自杀了多少地主富农,可想而知了。

本来是让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土改运动,为什么要弄得如此血腥恐怖呢?难道不把地主富农斗死,就不能夺取他们的土地?我们要先搞清楚当年共产党搞土改的指导思想。根源则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

中共依靠流氓无赖滥用暴力的来源

早在1926~1927年间,毛泽东就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鼓吹通过暴力运动是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一个好办法。后来毛在共产党内获得主导地位,就积极地推广湖南这种暴力流血的农民运动。可以说,毛泽东个人对后来土改运动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有评论家认为,“毛通过这种发动群众,夺回土地的办法,为了把农民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起来。农民走投无路,只能够跟着他走。”这种分土地的方式也让农民产生感恩的心理,觉得党是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说话,为农民办事的。另外,毛还亲自指示说:“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这个制造恐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基层老百姓在恐惧和紧张之中不得不跟新政权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对立面,就可能成为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所以他通过杀地主,夺取土地,是巩固和建立农村政权的重要手段。

中国农民历来吃苦耐劳、忠厚老实,在农村依靠什么人搞暴力血腥呢?只能是那些流氓无赖了,于是这些人就成了共产党土改的主要力量。刘少奇在谈到农民运动时,曾说对人说过:“你这里说的流氓,是一种勇敢分子。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你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改造不好的,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你不要先把他拦在外头呀!”刘少奇曾是40年代土改的领导人。

1947年9月24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晋绥边区农会发表《告农民书》,其中写道:“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不管他是什么样人,……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耕牛、农具,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什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雇雇农、贫农,是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最坚决的分子。……雇农、贫农当中,有些人虽然有些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的帽子。旧社会看不起穷人的观念应当取消。”

在这样的指导下,土改工作组进驻后,就会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一些二流子被扎成“根子”,很快被当作贫雇农中的骨干和依靠对象加以重用,有的还当了贫农团干部。如果群众对这种人不满意,工作组就会教训群众说:“你们怎么能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1947年,一辈子造福乡里、毁家纾难支援八路军抗日,并在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见过的红色士绅牛友兰老人,竟然在晋绥边区的土改中成为斗争对象,还受到被儿子用铁丝穿鼻子游街示众的折磨和摧残,最后被逼绝食而死。无赖流氓成为土改的急先锋,土改中恐怖血腥惨无人道的事就遍及各地。

只想消灭地主阶级,反对和平土改

如果说恐怖土改,是为共产党全国夺权所需的话,那么,在共产党掌权的1949年之后,就完全可以通过立法和执法,达到土改“均贫富”的目的。在1950年6月全国政协大会上,讨论《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而一定要组织农民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夺回土地。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刘少奇在中共八大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而是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于是广大的农民就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可见,中共看重的是“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参加过土改的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喻权域批判“和平土改”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说“恩赐”土地“农民不能真正成为农村的主人。几年、十几年后,地主阶级又会骑在农民头上,控制农村。因为地主们的文化水准高于农民,还有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支持他们。”

喻权域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

这番话可以读出一种可怕的恐怖:土改干部在暗示、诱导、鼓励农民打人,而一些资料说,还有预先安排和逼迫打人的情况。甚至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必然导致大量的地富分子死亡。

学者认为中共土改至少导致200万人死亡

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在《内部参考》中报导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的思想。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就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结果,广东土改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51年11月,毛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将陶铸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无辜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杀人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

在土改中杀地主不少地方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青红皂白。国外专家(如剑桥中国史)估计,中国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土改是不是达到农民翻身做主,改善农村的目的呢?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教授在近半个世纪后回答说:“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田地,又被毛泽东以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名义要了回去,时至今日,农民仍然没有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陆的土地革命并没有完成,这是造成今日中国大陆‘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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