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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文革第一人”刘文辉之弟刘文忠:我的一生,背负着哥哥的灵魂在行走

旧照片里的刘文辉。(江雪提供)

2003年6月,从德国回上海的飞机上,刘文忠第一次读《古拉格群岛》。“古拉格”,前苏联劳动改造集中营的象征,作家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 Solzhenitsyn)在1970年代的黑暗岁月,为它写下了170万字的记录。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这是《古拉格群岛》的开篇语。

那年,刘文忠近55岁,头发已白,在飞机上,哭得像个孩子。他说,那是一次灵魂的震撼。他从心里开始问自己:刘文忠,你是不是被钱迷住心窍了?你忘掉过去了吗?你忘掉哥哥了吗?

那一年,他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1980年代初就去深圳创业,从做羊毛衫生意开始掘“第一桶金”,抓住时代的机遇做了弄潮儿。20年后商海浮沉,他已赚到人生“需要的钱”。过往岁月里的苦痛,只是偶尔入梦,并不妨碍他享受现在的成功、物质的富足。

冥冥似有天意。这次他到欧洲的商业休闲之旅,路过德国法兰克福时,偶遇了30年前同关在一个监狱号子里的文革难友。异国遇故知,难友送给了他这套《古拉格群岛》,没想到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道路。

回到家,刘文忠生病了,高烧了好些天。病中,过去很多场面一一浮现。窗外高档小区的美丽园景也遮掩不了那段深重的噩梦。秋天,他和妻子大吵一架,之后固执地决定:生意全交给儿子,他退出。“我忏悔,过去10多年我忘记了良知,现在,我要背负着哥哥的灵魂上路了,”他说。

“与天上的三哥一同观察、思考,考察极权制度在这个世界的命运。”

从那时到现在,刘文忠没有停止过。写作,行走。拖着自幼患了小儿麻痺的左腿,到2015年底,他的足迹已遍及全世界的108个国家。其中40多个,是他特意去的实行或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国家,包括朝鲜、古巴、前苏联解体后的各国等,目的是“完成哥哥的遗愿,思考哥哥的问题:社会主义在这个世界上会长出什么样的果子来”。

1967年3月23日,哥哥刘文辉,被以“反革命罪”,杀害于上海文化广场。当年1月,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最疯狂的“上海夺权”,2月“夺权”成功,2月23日,上海“革委会”成立。3月23日,上海举行公判大会,刘文辉被以“反革命”罪枪决,为上海“革委会”的成立“献礼”。

那个寒冷的3月,哥哥刘文辉刚刚度过30岁生日。而19岁的刘文忠,一个残疾青年,作为哥哥的同案犯,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对外边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一直到两年之后,他被拉出去批斗时,才知道哥哥已被杀害。1966年11月27日,兄弟俩被抓捕的那个秋夜,哥哥向他投来的最后一眼,竟为此生永诀。

在文革研究者裴毅然眼中,刘文辉是十年浩劫中最早被公开处决的政治犯,他被抓捕时,文革开始才4个月,被杀害时,十年浩劫才开始不到一年。而他的思想高度、对抗极权的决绝,从现有资料来看,被称为“反文革第一人”当之无愧。

2009年,刘文忠出版了自己的第三本书,《“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400多页,记录哥哥刘文辉“反革命”案的始末,以及自己作为从犯,为哥哥抄写“驳文革十六条”、向全国14所高校投递信件,最终暴露,并为哥哥带来杀身之祸、自己身陷囹圄13年的往事。

书成之后,却不能在大陆出版。刘文忠在澳门先后印刷了几千本,目前只在海外流传。10多年来,他和家人想尽办法,试图将哥哥被杀害前的资料找到,并将哥哥的思想完整地传播,但都徒劳无功。他和姐姐曾委托可靠的人前去打听,但最终被告知,档案资料不可能给他们。“林昭事件的错误(注:指1968年在上海被杀害的林昭的狱中资料流出),我们不会再犯了,”这是中间人传来的话。

“我如今活着,就是为了哥哥。这已是我今后所有的使命。是我心头最大的那个真。”2016年9月,不慎摔伤了另外一条腿的刘文忠,躺在上海普陀区一家医院的病床上,一头银发有点凌乱,手里握着一本圣经,他这样说。

从2004年起,他带着“经历红色恐怖的囚徒视角,背负着三哥的灵魂一起上路,走遍世界,与天上的三哥一同观察、思考,考察极权制度在这个世界的命运。”

他忘不了哥哥。或许是年岁大了,每当想起他,那残酷的血色记忆里,最为清晰的一幕,却充满了温情。那是1962年的春天,文革的暴风雨还没降临到全家头上,在从上海去无锡的一列火车上,哥哥带着他们四个兄弟姐妹,在拥挤的车厢里,一起读着英语。哥哥是那样英俊高大,周围的人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那一刻,因如此温情而又如此短暂,于记忆中璀璨如珍。

爱读书的工人“右派”

1947年,刘文忠出生在上海。风雨如磐,国家前路未卜,母亲为他起名“雨弟”。那时,三哥刘文辉已经10岁。

刘家是上海的老户了。父亲刘忠汉,早年在美国友华银行、外资天祥洋行等工作,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后来在浙江兴业银行工作了8年,积累了一点家资。叔叔曾在香港开公司,早年曾留学日本,做过亚洲远东社的记者,笔名刘大同。母亲也是世家,太外公是清末的大书画家胡公寿。1966年8月,被红卫兵六次抄家时,刘文忠亲睹红卫兵抢走太外公的书画,撕得粉碎。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联合国在上海设立善后救济总署,救助中国难民恢复生产生活。父亲刘忠汉热心公益,被银行界推举,参与筹建工作,被任命为储运厅总务科长,曾经在上海和秦皇岛之间押送物资,转交善后总署派发给中共的部分救济物资,和伍修权交接(注:中国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建国,伍修权在东北工作)。也曾和当时的中国代表团负责人董必武交往。因为人忠厚实在,干练敬业,在接交物资的工作中,刘忠汉被临时提拔做了几个月的国民党“专员”。这些经历,刘忠汉当时引为荣耀,却没想到,1950年代政治运动里的祸端,这成为他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由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刘忠汉热心帮助共产党在上海的过渡工作,颇得认可。然而,在最初两三年的风和日丽之后,一波又一波残酷的政治运动,于1952年之后扑面而来。先是刘忠汉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据说是董必武向上海方面提供了情况,才保住了性命。之后刘忠汉开始接受管制,昔日潇洒倜傥的上海士绅,在工人新村,栖身于楼梯拐角,日日掏阴沟打扫卫生,接收工人阶级的批斗。

刘家的灾难接踵而至。1957年,哥哥刘文辉被打成了右派。因为是工人阶级,所以当时不叫右派,而叫“社会主义坏分子”。对一个20岁的上进青年、曾经的团支部书记来说,这成为一生最重要的转折。

“反右”一年之后,当哥哥摘掉了右派帽子,重新拿回“团徽”时,他把这个团徽寄给了二哥。很多年后,刘文忠才意识到:“从哥哥的内心里,他已经告别了过去,从此,他要走自己的路了。”

刘文忠记得,在这个有9个孩子的大家庭,原本,哥哥刘文辉的学习最好。但1950年后,家道中落,父母负担沉重。排行老五的刘文辉,为了供下面的4个兄弟姐妹读书,早早辍学,到沪东造船厂当了学徒。

在刘文忠眼里,哥哥是人格完美的。一方面,他极有家庭责任感,上班之后,下面四个弟妹的生活,便都由他负责。刘文忠记得,船厂离家远,每个月,哥哥都让母亲去一个约定的工友家,取回他的工资,补贴家用。他自己的生活,极为简朴,衣服层层打着补丁,所余的一点点钱,全买成了书。

哥哥曾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青年。他聪敏好学,很快从学徒成长为厂里的技术能手,每个月工资能拿到60多元。自小上教会学校的他,英文流利,是厂里苏联专家的翻译,“组织”上也有意培养他。

1957年,反右开始。像刘文辉这样充满热情的青年,毫不迟疑地响应号召“帮党整风”。他写了大字报,贴在厂门口,谴责厂长抛弃糟糠之妻。这下虽然痛快,却惹怒了厂长。之后因为不肯给厂长道歉,他被打成了“右派”。

那时,“工人阶级”是最红的。反右后期,中央认识到有“扩大化”的情况,通知工人阶级不宜以右派处理,于是摘掉了他的帽子。

但那时,刘文辉已经不能再回到过去了。他要追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自己会被打成右派?“这是他的性格,是他的命运。也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很多人‘反右’后,就上交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不会,”50年之后,刘文忠这样回忆哥哥。

刘文忠清晰地记得,在1957年之后,哥哥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来寻找心中的答案。他的勤奋好学在工厂里早就是出了名的。在船厂上班的同时,他报了复旦大学的夜校,常常步行十多里路去学校读书。每个月,只要有休息的时间,他都会用节省下来的钱,去淮海路一带的旧书店买书。在那里,他能买到新华书店里没有的书,包括各种西方政治学的书籍。

“反右”之后,有一段时间,刘文辉集中研究马列,从资本论到反杜林论,以及费尔巴哈(Ludwig A. von Feuerbach)、黑格尔(Georg W.F. Hegel)、傅立叶(Jean-Baptiste Joseph Fourier)等人的著作,都去钻研,却感悟到共产主义是遥不可及的理想,并对毛泽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同时也搜集当时的各种批判资料做研究,包括“右派言论”等。另外,也熟读赫尔岑(Aleksandr I. Herzen)等人的自由民主思想……他读书非常用心,几乎每本书上,都会写下眉批。在灰暗的岁月里,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刘文辉也常和身为“革命干部”、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二哥辩论,说出自己内心的质疑。他试图和二哥“争夺”对弟弟妹妹的影响,所以这样的辩论,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家里发生。而刘文忠,则在内心里暗暗支持三哥文辉。他记得,“反右”一年之后,当哥哥摘掉了右派帽子,重新拿回“团徽”时,他把这个团徽寄给了二哥。很多年后,刘文忠才意识到:“从哥哥的内心里,他已经告别了过去,从此,他要走自己的路了。”

逃出国门的计划破灭

1961年,沪东造船厂要选派工人去生产前线,包括嵊泗岛。刘文辉立即要求去嵊泗。那里距离上海几个小时路程,是茫茫大海中的孤岛,没有人愿意去那里。

刘文辉有自己的计划。他一直希望把兄弟们能带出去,逃离这让人窒息的中国,同时也去寻找流亡救国的道路。嵊泗距离公海近,接近台湾和日本,是他心目中偷渡的理想地方。

在荒凉的孤岛上,他有了便利条件。他本身有技术,收音机略加改装,便能接受“敌台”。他的英文又好,听广播没有障碍。从1961年到1965年,中国大地身处极权黑幕之下,如亘古长夜,隔绝于世界。他却能通过广播,知悉国际上发生的众多大事,与对中国之外的真实世界保持通连。

刘文辉忧时忧国,在岛上给弟弟妹妹们写信,告诉他们发生在国内外的大事,和他们一起探讨时局,也交流各种读书心得。他也让他们从上海寄书过来。那时邮资极为便宜,书信邮件往来,是最好的交流方式。每周三,从上海到嵊泗的航班,是他铁打不动,给弟弟妹妹们交寄信件的时候。

他的偷渡计划一直在稳步进行。为锻炼身体,他每天在近海游泳近万米。具体到如何弄到船只等等,每一步都有精密的计划。但是,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席卷而来,政治高压之下,一位曾计划和刘文辉一起偷渡的同伴举报了他的计划,刘文辉立即被打成了反革命。1965年,嵊泗法院以“反革命罪”判他管制3年,由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1966年4月,刘文辉打电话来,让弟弟刘文忠到码头去接他。公安人员一路把刘文辉从码头押送到家。之后,他开始接受“革命管制”,必须在家老老实实待着,由群众监督参加劳动。

从这时起,到1966年11月27日被抓捕之前,是刘文忠和哥哥相处最多的一段时候。他记得,哥哥回到家中,除了劳动,就是继续看书,偷偷写东西。在上海日晖四村的家里,哥哥和父亲,一个是“历史反革命”,一个是“新生反革命”,处处在监控之下。刘文忠在压抑中,一点点感到危险的降临。

“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父亲一样,忍气吞声,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

一个月后,“5.16通知”下发,文革爆发了。1966年那个残酷的“红八月”,在刘文忠的记忆里,是无止尽的抄家。红卫兵上门,家里的玻璃被打碎了,上千册书被抄走,花园被掘地三尺,父母亲被殴打,惊恐万状……

那年哥哥29岁。“他血气方刚,面对这样的社会,根本不能忍受,”刘文忠回忆。他记得在那些暗夜,等邻居都睡了之后,哥哥就偷偷溜出去骑车到复旦大学等地方看大字报,常常到凌晨四点多才回来。当时的社会已完全失序失控,十里洋场的上海大都会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海洋。目睹这疯狂的一切,刘文辉已预知巨大灾难的来临,开始更加深入的思考。

1966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为“文革十六条”。刘文忠记得,哥哥看到报纸后,就开始逐条分析,并酝酿辩驳。

那些夜晚,刘文忠看着哥哥在昏暗灯光下的身影,时时有不祥之感。他知道,哥哥这样的一个人,一定会做点什么。就如二哥早就预言过那样:“文辉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个定时炸弹。”

刘文忠能感受到哥哥胸中的烈火。有一次深夜,父亲睡着了,躺在那里,蜷缩成一团。哥哥指着父亲说:“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父亲一样,忍气吞声,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

是的,父亲曾经那样高大伟岸、风度翩翩、意气风发,但经过这些年的折磨,已经完全从精神上垮掉了,甚至总觉得自己有“原罪”,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人民。刘文辉常劝父亲:“你没有罪。你即使那时给国民党办事,也是为了人民。”但父亲依然觉得自己是个罪人,见到任何人都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孩子们不忍看到父亲的样子,都不愿意在家,都走了……

致命的批驳

1966年9月的暗夜,到处是监视的眼睛。工人新村的灯一盏盏都灭了,刘文辉让弟弟去走廊查看,确定别人都睡了后,才打开昏暗的小灯,开始写作。

刘文辉总是在写。之前早已写完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一本是《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其中就有“毛泽东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在中国缔造了一个谎言王国……”等“发现要杀头”的论断。两本小册子在当年“红八月”抄家时已被抄走,好在暂时没有人来追究。

1966年8月9日那张印著“文革十六条”的《人民日报》,报头血红。50年后,它和其他一些纸片,一起被保存在刘文忠的抽屉里,但已破得无法提起,折叠处已烂掉。哥哥刘文辉当年看的就是这张报纸。1979年刘文忠出狱后,父亲把报纸交给了他。只因为它是《人民日报》,才没有被抄走。

在刘文忠记忆里,看到“文革十六条”之后,哥哥立即就开始研究。十天之后,9月27日,他写成了一万多字的文章,名为“驳文革十六条”,并给刘文忠讲了他的决定:写14封公开信,从杭州投向全国各大高校,时间就选在10月1日国庆。

“兄弟,你干不干。这是要杀头的,”刘文忠还记得哥哥对他这样说时,那凝重的表情。

他不能不干。刘文忠从小就崇拜哥哥。他几乎就是哥哥抚养大的。刘文忠六七岁时,家里没别的收入,弟妹上学全靠哥哥上班供养。更何况,在思想上,刘文忠一直就崇拜哥哥。

十四封信本来是要由刘文辉亲笔写的,但斟酌再三,放弃了,因为他从小学习外公的书法,一手小楷非常娟秀,字迹很容易被认出。最后决定由刘文忠来代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专政,推行法西斯主义,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

刘文忠至今记得,那些个抄写的晚上,他的手颤抖得厉害,笔一次次掉到地上。哥哥在文章里痛骂毛泽东,斥其为“秦始皇”、“暴君”、“独裁者”。那个年代,人们对毛奉若神明,是绝对的“红太阳”。这些痛斥的话,对当时才19岁的刘文忠来说,如万钧雷霆,虽然听哥哥说过,但他根本无法下笔写出来。

看到他这样心惊胆战,哥哥说,算了,我改一下吧,把文章里所有的“毛”都改成了“冒”。刘文忠这才得以克服心里的障碍,一笔笔,用了好几个晚上,把14封信抄完。

至今,那逐条驳斥的锋利话语刘文忠还历历在目: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专政,推行法西斯主义,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

1966年10月1日,国庆假期,刘文忠按照哥哥的安排坐上火车,第一次去了杭州,在街上边走边看到邮箱就把信投进去。投递完后,刘文忠想去灵隐寺看看,到了却发现古寺早被砸得乱七八糟,往回走的时候,他发现背包里还有一封信,就向灵隐寺外一位带红袖章的妇女询问,妇女给他指了指,他就把最后一封信投进了寺外的一个邮箱。

“顺利完成任务”的刘文忠回到上海,急着想去参加学生串联。彼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渴望去北京,他也不例外。之前哥哥不同意,这次,哥哥勉强同意了。

刘家兄弟命运悲剧的炸弹,由这次串联点燃了引线。

作为一个反革命家庭里的“坏分子”,刘文忠去参加串联,立即就引起了注意。而此时,“驳文革十六条”公开信已被列为重点大案,全国八大城市都在通缉“作案者”。事后刘文忠才知道,自己和哥哥的想法还是太简单。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所有的信纸下面都有编号,根据信纸,就能确定写信人是在上海。而在上海,刘文忠的哥哥和父亲均被管制,留有案底,很快就被列为怀疑对象。而且包括刘文忠国庆外出的行踪,都没有逃脱周围“革命群众”的眼睛……

刘文忠永远记得,那个和哥哥永诀的秋夜。

1966年11月27日,寒风凄冷。刘文忠串联完又去了四川看四哥,然后辗转回到家。因之前一夜未睡,刘文辉让他赶快睡觉,又把他的衣服拿去洗了。当时,姐姐生下孩子不久,也回了娘家。或许是已预感到即将到来的灾难,那天夜里,刘文辉抱了可爱的小外甥女,独自坐了很久。

夜里,刘文忠突然被一阵杂乱的声响惊醒,起身时军警已冲了进来了。他回过头,看到哥哥文辉被两支枪顶着。可能是看到了弟弟的慌乱,刘文辉扭过头,对他说了一句话:“兄弟,要冷静。”

婴儿在哭,警车呼啸着,落叶飞舞在昏黄的灯光下。

一直到两年之后,日夜牵挂着哥哥安危的刘文忠,才知道哥哥已被枪杀。

被抓之后,刘文忠遭遇了严酷的审讯。两年在狱,他唯一挂念的是哥哥。每天,他翘首看着关重刑犯的监室,期盼能看到哥哥的身影。但最终,只是失望。

1967年3月9日,刘文忠又一次被提审。在审讯室,他看到茶杯被摔碎在地上,桌椅折断,审讯者恶狠狠地大骂刘文辉。他预感到不祥。回到房中,有经验的狱友判断,可能是他们刚刚提审过哥哥,而哥哥的态度显然是不肯屈服。

一直到很多年之后,刘文忠才证明狱友的判断是对的。哥哥在1967年3月15日被判处死刑。3月9日那次审讯,很可能是他们给刘文辉的最后机会,而刘文辉坚决不认罪,并和审讯者产生激烈的冲突,最终让他们下定杀死他的决心。判处死刑之后,刘文辉又被关押了半个月,一直到3月23日,在庆祝上海革委会成立的一片喧嚣之中,他被杀害。

“毛极权之下也有义士”

当时,被关押中的刘文忠,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一直到两年后,他被押出去批斗,在高呼的口号中,听到了一句:“坚决支持镇压反革命分子刘文辉”。他才知道,哥哥死了,他再也见不到哥哥了。他哭得瘫倒在地上。

哥哥承揽了所有罪责,刘文忠得以被轻判,管制三年。但之后,他因在监狱里说过“要为哥哥报仇”以及偷偷办读书会等,再次被判刑7年,到1979年,坐了13年牢。

后来,刘文忠才知道,哥哥被枪决那一天,一大早,父亲就跪在工人新村门口,广播里在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刘文辉在今日被镇压!”对刘家父母的批斗大会也在当天召开。

下午,送死刑执行通知的人来了,母亲交了四角钱的子弹费,就晕死了过去。接下来的一年里,母亲多次差点自杀。可是啊,“那是死都不敢去死的年月!”

彼时,文革尚在初期,公检法还没有形成“一条龙”。判决之后,哥哥的遗物照旧例被送到了家里,包括一床棉被、一双鞋和一条皮带。

父母懂得自己的儿子,知道他一定会留下东西来。母亲极为小心地拆洗儿子留下的棉被,果然在夹缝里,找到了儿子的遗书。那是两张薄薄的16开练习纸,正反面都写得密密麻麻。前面是墨笔,后面就全是血迹了。

父亲保存下了遗书,但日夜不安。两年后,等家中的老五文龙终于获准从云南回上海探亲时,父亲让他把信带回云南。

随着文革形势越来越紧迫,天天有人来刘家查抄。为了保存下哥哥的遗书,刘文龙用家中的电话号码,再加上ABCD等英文字母,用编码电报的方式,把遗书上字的排序打散,再抄到《毛泽东选集》的边上。

等最坏的时候过去,他又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封遗书复原了。

这封遗书的内容,最后一句是:“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毛作为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否有功由历史评论。但自56、57、58、59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踞功自傲,自诩为救世主,以致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计划越来越冒险,成为国家的灾星。无产阶文化大革命正是他强制人民服从、清除战友政异、玩忽职守、草菅人命。我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的谎言野心,反毛的扩张主义;先烈们,我上诉毛贪天下之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的家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向人民上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我将死而后悔吗。不!绝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之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刘文辉遗书部分内容

只有一支笔的衣冠冢

1978年底,刘文忠还在安徽的白茅岭农场服刑。姐姐来看他,说形势变化了,可以向法院申诉平反。刘文忠立即开始写东西,为自己和哥哥申诉。四个月后,上海方面叫他回去,告诉他,他可以平反,但哥哥不行。“你哥哥不仅是反文革,还反毛泽东,反共产党,”法院的人这样说。

从那以后,刘文忠就和姐姐开始一次次上访追问。“最终,还是姐姐通过关系,把申诉状送到了彭真的案头,”刘文忠说。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彭真的关注,另外,上面可能考虑到为了消除“文革”在上海的影响,刘文辉一案终于获得平反。1982年1月6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刑事判决,认定刘文辉无罪。此时已经是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末期了。

拿到一纸薄薄的判决书时,刘文忠放声大哭。除了判决书,一家人的哀痛,得到的只有1000元的补偿费。还好,坚强的父亲和母亲,终于熬过来了。这一年,双目失明的父亲已经80多岁了。

1982年3月,劫后余生的刘家四代30多口,相聚苏州,追忆怀念他们的亲人。在苏州光福风景优美的湖边,亲人们为刘文辉建起了一座衣冠冢,此时距离刘文辉被杀已经整整15年了。

冢内无它物,只有刘文辉生前用过的一支开米勒金笔。那是父亲当年在银行工作时别人赠送,又转赠给儿子的。刘文辉用这支笔,写下了“驳文革十六条”,好几本小册子,还有数百封给弟弟妹妹们的家书。

哥哥当年的“驳文革16条”,如今留下来的是靠刘文忠记忆复述的,原文收在哥哥档案里,至今没有看到。“林昭的错误不会再犯了,”中间人传来话说。

刘文辉再没有其它的遗物。他的书,一千多册,多来自旧书店,文革开始就被抄走了。他当年为影响弟妹,给仅小他4岁的四弟,曾写下500多封家信,大多关于时事和读书,文革中,弟弟委托朋友保存这些书信,但风声越来越紧,最终无奈地烧掉了。

刘文辉的生命,很多还没有展开。刘文忠记得1965年的春节,一家人聚在一起,说哥哥的亲事,他只是笑笑的,说现在还顾不上。1967年他被杀害的时候,刚刚30岁,还没有好好地谈过一场恋爱。

刘文辉20多岁的时候,和一位邻居罗姑娘互相爱慕欣赏。当时“追求上进”的刘家妹妹,认为哥哥不该追求“资产阶级小姐”,写信阻拦。之后,他真的再没有去找那位罗小姐……50年后,这成为妹妹一生最痛苦的追忆。

常常,刘文忠会胡思乱想:哥哥究竟是怎么死的?哥哥被杀害的那天,一位堂哥刚好在会场。他回来说,刘文辉昂首挺胸地站着,脸上一点没有畏惧的表情,似乎在嘶喊什么,但没有声音。刘文忠后来知道,张志新(注:1975年被辽宁省革委会公开审判处死,1979年获平反)是被割断了喉管,那哥哥呢……

在监狱里,刘文忠住过死囚的牢房,和上海著名的指挥家、1968年被杀害的陆洪恩关在一个囚室,目睹了陆洪恩曾遭受过的非人折磨。

他不用去想像,也能知道,哥哥一定受够了摧残。哥哥那样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乞怜,而且,他早就做好了死的决心。

但如今,除了母亲肝肠寸段的哭诉,那四角子弹钱,他无从得知哥哥被杀害的任何细节。

近10年来,刘文忠和姐姐一直在寻找,包括当年的看守,以及所有残存的线索。希望能找到哥哥的资料,完整阐述他的思想,但始终没有结果。哥哥当年的“驳文革16条”,如今留下来的是靠刘文忠记忆复述的,原文收在哥哥档案里,至今没有看到。“林昭的错误不会再犯了,”中间人传来话说。据说,是因为有关方面吸取了教训:林昭当年的狱中资料,因公安内部人员泄露,最终公之于众。刘文辉的档案资料,至今还不知埋藏在哪个角落。

背着天上的哥哥一起行走

从2003年读到《古拉格群岛》开始,刘文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讲述哥哥的故事,完成哥哥的心愿。其中之一就是走遍全世界,考察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

“我哥哥过去和我说,他逃出去的目的,是看看这个世界。他不相信共产党说的这个世界的样子。他说过,如果我走不出去,你一定要走出去,”他说。

2007年,当拖着残疾的腿行走了40多个国家后,刘文忠出了一本书,叫《新海国图志》。因为,很多年前,哥哥就给他讲过,晚清思想家魏源当年写《海国图志》,在中国石沉大海,到日本才广为印刷……那之后,刘文忠一直继续行走,并于2016年出版了自己行走百国的游记,起名叫《反思吧,中国》。

和别人不一样。刘文忠每到一处,最认真观察的都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东欧,他总是让导游帮他去寻找当地的红色恐怖纪念馆,也去和当地的年轻人交流。这些年,他专程去了全世界40多个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国家,来印证哥哥当年先知先觉的思考。

在维也纳,他去了贝多芬的墓地献花。1968年,在上海的牢房里,代号为“1144”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家陆洪恩,曾在临刑前请刘文忠帮他实现两个心愿。一个是帮他找到儿子,告诉他自己死的真相,另一个是将来有机会走出国门时,帮他在贝多芬的墓前献一束花。

献花时,刘文忠想起了陆洪恩最后的一天:音乐家即将步出牢房,哼的是贝多芬谱写的《庄严的弥撒》(Missa Solemnis),之前,他在囚室里做完了最后的演讲,慷慨激昂,充满一个人的尊严……

刘文忠也再次想起哥哥,那高挑的身影,倔强的面庞。想起哥哥说过,如果有机会,将来要在中国办一份《人人报》,也叫《层层驳》,只讲真话……50年过去了,刘文忠惭愧,至今还没有实现哥哥的这个理想。

“这么多年,我都是背负着哥哥的灵魂在走,”刘文忠说。他的一生,不管是死是活,都是和哥哥联系在一起的。这么多年,大陆当局多次找过他,也警告过他,但他不能停止。

“许多血祭文革的烈士临死都逃不脱对毛抱有的幻想和迷信。而刘文辉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视野角度上,对毛毫无顶礼膜拜的懦弱、媚俗,公开表示与毛斗争到底的人。”

2014年,上海文化广场要被拆除了。那里是文革中处决政治犯的地方,刘文辉就是在那里被杀害的。刘文忠赶过去,拍下了一张照片。广场四围已经全是高楼大厦,只有一棵小树孤零零站着。

2016年,那棵小树早已不见了。夜晚的广场霓虹闪烁,人流如织,一切平静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如文革发生50年后的今天,关于那一年,少见只言片语,只有沉默。

但最深的痛,还在人的心上停驻。刘文忠常常会想起哥哥:“活到今天的话,哥哥也该80岁了。”当年19岁的雨弟,如今也已是近七旬的老翁了。

在刘文忠位于上海的书房,电脑的上方,一个雕刻精美的小镜框里,是一张刘文辉站立在假山前眺望远方的照片。那是1964年,在苏州的拙政园,刘文辉平生唯一一次外出游玩,是陪妹妹去的。

刘文辉的照片旁边,是一张小小的圣母像,还有一张胡适先生的小照。“哥哥生前最喜欢胡适。给我讲最多的,是胡适说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独立思考。”他用上海话说,哥哥当年就是这样说的。

一张大信封里,保留着一些大小不一的纸片。其中一个纸片上,写着“照你喜欢的明星塑造你的形象。”是刘文辉当年写给弟弟的。另外,就是在一首讽刺毛的《满江红》词旁,刘文辉的笔记“苟活在淡红的血色中……”

历史的罪证不多。除了哥哥的判决书,上面写着“最高指示”:要使革命进行到底,就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还有死刑通知书,以及一张发黄的布告。布告上第一个就是“反革命犯刘文辉”。据说在1967年杀害刘文辉的那个3月,这份布告被印了20多万份,贴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早在1980年代,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曾专门来他家采访。彼时,已看到很多历史档案的叶永烈就告诉刘文忠:从资料看,刘文辉在1966年9月就被抓,到1967年被杀害,判决书上列出的内容,远远超出张志新、遇罗克(注:1966年下半年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1970年3月5日在北京被宣判死刑并处决。)他们的言论,被称为“反文革第一人”当之无愧。

2009年,刘文忠接受研究文革历史的朋友建议,开始专门为哥哥写一本书。2011年,《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一书出版,“至今还没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刘文忠说。

在自序中,刘文忠写到:“许多血祭文革的烈士临死都逃不脱对毛抱有的幻想和迷信。而刘文辉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视野角度上,对毛毫无顶礼膜拜的懦弱、媚俗,公开表示与毛斗争到底的人。他以死来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刘文忠说:“我遗憾的是,到今天,哥哥的思想都没有被真正平反。如果说我的心愿,那就是希望哥哥的墓碑,将来能树立在上海文化广场。”

“哥哥,我们希望你的灵魂重归出生之地,返回你血染的土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作者刘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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