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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

我昏不知,乃见他人之落井而辄追于后,争民施夺,处士横议,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
——王国维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早上九点多,一名身材瘦小、留着长辫的老人步出清华园南院校门,招呼了一辆排在校门外等候的人力车,前往颐和园。这辆人力车的号码是三十五号。

十点多,人力车抵达颐和园,老人命车夫在门口等候,并先付洋五毫。老人只身一人入园,漫步过长廊,在石舫前独坐沉思。不久,即移步鱼藻轩,吸纸烟。大约十一时,从石阶上跃身入水。

旁边正好有一名园丁目睹此一场景,立即入水抢救,捞上岸时仅两分钟,但老人已然气绝,死时里衣尚未全部打湿。老人死志已决,用头埋入淤泥,遂窒息而亡。有人描述当时的场景说:“先生年老,湖水虽浅,底皆淤泥,入水时必头先触底,以致口鼻俱为泥土所塞,因之气窒。园丁不知急救术,以是贻误而死。若使当时即以人工呼吸法营救,或能更生,亦未可知也。”[1]

大约下午三点,颐和园的工作人员询问在门口守候的车夫,才知道车夫拉来的客人正是自尽的老人。于是,车夫拉上一名巡警赶回清华园报信。

下午七时,清华全校师生都知道了噩耗:死者正是国学院导师王国维。前一天,清华刚放假,许多师生尚未离校。晚上九点,教职员、研究院学生等二十多人,乘两辆汽车前往颐和园。园门已关,守兵不让进,经再三交涉,才允许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及守卫处乌处长进入。

第二天早晨,王国维的夫人潘丽正带着孩子们与清华师生一同入园收殓尸体。现场状况极为凄惨,王国维的学生刘节写道:“先生淹没已二十余小时,面目紫胀,四肢拳曲,匍匐地上,令人惨不忍睹。”[2]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则写道:“父亲遗体置亭中地上,覆一破污之芦席,家人及学生莫不痛哭失声。”[3]

下午四点,检察官前来验尸,在死者口袋中,搜出遗嘱一封,纸已湿透,字犹清晰可辨: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第三子王贞明)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茍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4]

王国维之死,震惊士林,就连在日本旅行的台湾作家刘呐鸥都在六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记载说:“看上海来都报纸知道王国维投身北海(此处记载地点有误,应为颐和园昆明湖),说是愤世。不知他的真意在何。”[5]

对王国维而言,死亡并不艰难,或许还是一种解脱。山川人物,一切缺憾,还诸天地;战争和平,一生无可如何之遇,尽付昆明湖畔之暮鼓晨钟。王国维早已用著述奠定了自身的历史地位,从他投湖自尽的那一刻起,其影响力又溢出学术界之外。虽然他留下遗书交代后事并说明自杀原因,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十六个字仍引发人们作出种种不同解读。后人不得不从他生前的只字片语中寻觅各种可能性,或从别人回忆他生活的蛛丝马迹中建立完整的构图。[6]但是,正如史学家巴勒克洛夫(Barraclough)所论,“我们所读的历史,虽说是根据事实,但更严格地来说并非事实,而是一连串大家所共同接受的议决”;那么,王国维为何自杀?为何在此时此刻自杀?

清华园最后的温煦时光

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挽词》极尽哀婉沉痛,惟独这四句稍有亮色:“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任教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一年多,是王国维晚年最安稳、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王国维受聘成为清华国学院导师,胡适、吴宓和梁启超等三人起了关键作用。

一九二四年底,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创立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改制成大学,并筹备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是胡适留美时的同学,请胡适为国学院出谋划策。胡适建议融合英美名校研究院制度和中国古代书院传统,聘请梁启超、章太炎和王国维三人为导师,且对王国维评价最高:“现金中国的学术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7]胡适与王国维有过来往,曾与之畅谈戴震哲学、中国戏曲和古希腊悲剧。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胡适陪同曹云祥前去拜访王国维。第二天,曹云祥就在给胡适的信中明确表示愿意聘请王国维到清华任教。

被委任为研究院筹备主任的吴宓,也不遗余力地促成王国维来校任教。吴宓对王国维的学问评价极高:“王先生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余独喜先生早年文学、哲学论著;以其受西洋影响,故能发人之所未发。”吴宓在自编年谱中如此描述前去聘请王国维的情形:“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着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8]王国维向来不喜欢新派人物,以为吴宓这个留学哈佛的年轻一辈学人派头十足,没有想到他是一位行礼如仪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吴宓的老派礼仪让王国维立即决定受聘。此后一年多,王国维与吴宓相处愉快,在遗书中交代请吴宓和陈寅恪处理其藏书,可见对其何等信任。

梁启超“性好动”、“富于领导力”,虽然校方没有任命他担任行政职务,但他不知不觉成了“实际上领导一切”的“山长”。梁启超知道自己学问不如王国维,常常对学生说,如果遇到疑难问题,“先问王先生”,并且“深自谦抑,向校方推荐王为首席导师,自愿退居其后”。梁启超与王国维政见不同、学问路数不同,但彼此尊重,配合默契。当时国学院的学生回忆说:赵元任、李济以后学自居,陈寅恪以长辈待梁、王,而梁又事事推让王,故五大师“排座次”为王、梁、陈、赵、李。每个人都“学术湛深,文章淹贯”,彼此之间又能“集思广益,谦撝天下”,故而短短两年间清华国学院便声名鹊起。[9]

溥仪任命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让王国维有了“帝王师”的尊贵身份,也按时入宫值班。溥仪被冯玉祥的军队赶出紫禁城之时,王国维“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一个月间,“日在惊涛骇浪间”。[10]但是,王国维并没有追随溥仪去天津租界,而是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并表示“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显然,他有意躲避小朝廷第勾心斗角。溥仪对此不无失望,却也自我解嘲说:“我无养贤之赀,清华为我暂时养贤,亦稍慰我心。”陈寅恪因“康门弟子”梁启超与“溥仪老师”王国维同时就任清华国学院导师,特为国学院同学戏题一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王国维从地安门织染局十号迁居清华园西院十七号(后改为十六号)、十八号,半年后妻子和孩子一起迁入。当时,清华教工宿舍分为南院、北院、西院三部分。南院为两层西式建筑,多为年轻学者所居,赵元任、陈寅恪等居住于此。北院为外籍教师所居。西院则是中式院子,为资深教授居住,合计二十户人,每户都是朱红漆的大门及廊柱,镶嵌闪着金光的铜环,显得富丽堂皇。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描述说,他们一家住两栋房子:“每栋正房三间,右手边有下房一间,左边为厨房,内为浴室及厕所。其设备已稍具现代规模,有进口的抽水马桶,只是浴盆是用白铁皮制成,天气稍凉后,身体接触盆边,有一种冰凉透骨的感觉,因此后来将它拆下,改用木盆。……那个时候,即使居住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多数也未见识过这么新式的卫生设备。”而王国维书房的摆设极为简朴:“书房为三间正房的西间,三面靠壁全是书架,书籍堆放到接近屋顶,内间小室亦放满了书。南面靠窗放大书桌一张,藤椅一只,书桌两旁各有木椅一把,备学生来访时用。”[11]

清华给王国维的薪资相当优厚。清华一般教授月薪为二百五十元;吴宓是研究院主任兼大学部西洋文学教授,月薪三百元;王、梁、陈、赵四位导师的月薪则为四百元。[12]王国维一家生活在风景优美的“水木清华”,总算可以不必为生计忧愁。王国维嗜好古书,一旦到琉璃厂淘书,很可能就花光半月的薪水,潘夫人必须精打细算才能维持家政。王国维爱书如命,还建议学校多购书籍:“校中事,弟建议必多购置书籍,然每岁仅能购万元,而预算亦尚未定,然在京校中已算第一有力矣。”

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的授课内容相当专精,作为经史小学专任导师,一九二五年秋季学期讲授的课程包括《古史新证》一小时,《尚书》二小时,《说文》一小时。他采取“谈话式的研究”而非“演讲式的上课”,其讲义“随讲随发”,融入多年研究心得,故而极受已经有相当研究能力的研究生之欢迎。

不知不觉间,王国维成了清华校园内的一景。清华园中,只有两个人只要一看背影就知道是谁,一是王国维,辫子是他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或许是曾割去一个肾脏的缘故。王东明回忆说,父亲潜心学问,除了爱抱小孩和养一只猫,“父亲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13]戏曲研究者不爱看戏,这倒出人意料之外。

王国维的穿着更是简朴之极:“父亲对仪表,向来不重视,天冷时穿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蓝色的罩衫,另系黑色汗巾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天穿夏布长衫。除布鞋外,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14]这倒跟学生徐中舒的观察相印证:“先生身着不合时宜的朴素衣服,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睛,骤然视之若六七十许老人(其实那是王国维仅有四十七八岁);态度冷静,动作从容,一望而知为修养深厚之大师也。”[15]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王国维将研究重心转向满蒙的历史、元朝的历史。他一生无意于政治活动,“生死书丛文字间”,但其学术具有鲜活的时代气息。当时苏俄和日本对北方的满蒙地区鲸吞蚕食,华北亦不稳定,王国维研究满蒙的历史,有经世致用之意。元月十四日,写成《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认为中国历史上很多记载蒙古史事的著作都“虚诬不可信”。二月,读《元朝秘史》,写成《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刊登于日本《史学杂志》。三月,撰《金长城考》,指出金代的长城从东北到西南,长三千多里,为近古史上之一大工役。四月,从友人处借得日本文科大学所印《满洲朝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并翻译其中日本学者写的《鞑靼考》等论文。五月,修改论文《蒙古上世考》、《辽金时蒙古考》等。[16]可见王国维在去世前夕,在金元历史方面用功之勤、之深。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课程结束、学期告终之日。当天中午,师生餐叙告别。开席四桌,师生谈笑不拘形迹。王国维依然保持严肃,仅仅谈及蒙古史料等问题。梁启超颇为兴奋,起立致词,表扬学生成就优异,勉力大家“继续努力,清华必成国学重镇”。王国维亦点头赞同,众人并未发现其有异常之处。席间,有位山西学生担心北京成为战场,邀请王国维去山西长治避难。王回答说:“没有书,怎么办?”书生本色,至死都离不开书。

晚上,学生谢国桢等来访,畅谈一小时。王国维说:“时事如斯,余全无可惜。惟余除治学外,却无从过活耳。”送走学生后,他评阅学生试卷、草定遗书,然后安然入睡。他选择学期结束、教学完成之后结束生命,严谨负责、从容不迫,对得起清华,也对得起学生。

叶德辉之死:读书种子,人故鬼新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直接的导火索有两个。就家事而论,年仅二十八岁的长子王潜明突然病逝,给他以沉重打击。祸不单行的是,其姻亲及多年好友罗振玉毫不照会便将女儿带回娘家。王国维将儿子供职的海关发放的抚恤金寄去,却遭无情退回。罗振玉多次来信,对王家严词指责。本来是婆媳间常见的细小矛盾,最终演绎成两家至交的恩断义绝。

就国事而言,党军北伐,北京政府即将倾覆,王国维对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冯玉祥都十分厌恶,他勉强接受北洋政府的统治,却不愿生活在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将全部被剥夺的党国。他自沉之时,正是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抵郑州,与北伐军会师之际。而冯玉祥在一九二四年驱逐溥仪出宫,在王国维看来是一种极不守信约之恶劣行动。何况冯玉祥有倒戈将军之称,为人反复无常,以王国维之重视完美之持守的理想,对于当时军阀政客之唯图一己私利而置国计民生于不顾的投机反复之行为必当极为愤慨。[17]临死前几天,王国维在跟朋友和学生交谈时,多次提及“冯玉祥将入京”之事。

当时,北京的《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了一篇《戏拟党军到京所捕之人》,王国维的名字赫然列于纸上。目前并无史料证实王国维生前看到或听说这篇文章,但当时北京已然弥漫着恐怖气氛。“及奉军战败于河南,北京震恐,以为党军旦夕即至,其平昔与当人政见不合者,皆相率引避。”梁漱溟亦有一段追忆:“梁任公住家天津,而讲学则在京,故尔每每往来京、津两地。某日从天津回研究院,向人谈及他风闻红色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途中,如何侮慢知识分子的一些传说。这消息大大刺激了静安先生。”当时,王国维对来访的学生姜亮夫说:“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的辱。”姜亮夫认为:“先生的自杀,乃完全因共产党的迫害文人所致。……当时共产党在北平所制造的恐怖气氛,使静安先生走向自杀的路子。”[18]这一点,在王国维的遗书中,以“义无再辱”四个字说得明明白白。对此,叶嘉莹的解读是,“他所畏惧的乃是由外界迫害加之于他自己精神人格上的一种污辱”。[19]

从南方传来的那些可怕消息中,藏书家和学者叶德辉被湖南暴民自行设置的“人民法庭”处死,对王国维刺激最大。顾颉刚写道:“这种事情(叶被杀)或者深深刺中了静安先生的心,以为党军既敢用这样的辣手对付学者,他们到了北京,也会把他如法炮制,办他一个复辟派的罪名。与其到那时受辱,不如趁党军尚未来时,索性做了清室的忠臣,到清室到花园里死了,倒落个千载流芳。”[20]顾颉刚是投靠国民党的左派,此前虽向王国维请教过学术问题,但对王的政治立场大不以为然。顾以为王自杀是要讨好清室,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段话油滑轻佻,隐约有幸灾乐祸之意,不过点出叶德辉被杀与王国维自杀之间的关联性——如王世昭所论:“这一笔账是要放在共产党头上算的,因为王国维不是死于国民军北伐,而是死于叶德辉之罹难长沙;他鉴于共产党的摧残学者,惨戮文人,故在无可奈何中跳水自杀。卫聚贤说得好:‘共产党杀了叶德辉,逼死王静安,王先生如果尚在,被关在铁幕中,一样的也被清算了。王先生的自杀,可谓高人一着。’”[21]

叶德辉以学问精湛闻名,却个性诡僻,名声恶劣。[22]也许见识过太多风风雨雨,叶德辉对此次的北伐之役并不放在心上。其弟子陈子展去看他,问及是否知道外面宣传“铲除土豪劣绅”之事,叶笑言自己乃是藏书家,并非土豪劣绅。

叶德辉的日本弟子盐谷温追忆,当北伐军进入湖南,毛泽东等挑动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时,盐谷温前去看望叶德辉,劝其到日本避难,顺便“访遗文,讲古学”。叶笑答:“上海革命党中,有章太炎者,浙江人,平日与弟无往来,此次在上海军民中宣言,湖南有叶焕彬,不可不竭加保护,若杀此人,则读书种子绝矣。此人可感,杀我不足惧,惟以弟为读书种子,则真知己也。弟与人笑谈,民军断不杀我,土匪则杀我。民军闻之,莫不大笑。”[23]

从这段对话看出,叶德辉埋首古籍之中,对世事变迁太过无知。章太炎在清末时是参与同盟会的革命者,但此时已与赤化的国民党格格不入,因倡言反对党军北伐,而遭国民党下令通缉。在叶德辉眼中,章太炎仍是地位尊崇的革命党人;而在国民党眼中,章太炎和叶德辉一样都是“封建余孽”,章太炎帮叶德辉说话,于事何补?更何况,“民军”早已“土匪化”,既然“刘项从来不读书”,对“读书种子”哪会有半点疼惜?毛泽东公然叫嚣“痞子运动”,岂会因为害怕被叶视为“土匪”而放他一马?

据说,叶德辉惹祸是写了一副对联讽刺农民运动:“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据叶德辉后人所撰之《先君叶德辉遇害事实》记载:

今年三月,湘长沙乱起,人皆以先君负重名,为之危,劝其他避,先君以近日既不与人交接,复未论是非,自可置身事外,不意初七夜,突有无数暴徒,手持梭镖将屋宇包围。时先君方自撰年谱,闻变欲走,然已不及。是夜,先君至特别法庭,逾日,亲友往问,见先君神色自若,以为可保无虞。至初十日亭午,特别法庭委员提问,礼貌尚优,先君自知不免,闭目不视,问之则曰,吾不愿见汝等贱种也。郭景纯有言,命尽今日,汝等亦不久于人世矣。遂遇害。[24]

叶德辉死于三月八日而非十日。《东方杂志》的一位编辑,当时还是中学生亲眼目睹了屠杀的过程:

时为三月八日妇女节,余随师友参加肃清反动份子示威大会,因人小,什么都看不见,听不到,远远地只听到枪声两响,群众大乱,四散惊逃,我随王林苏国文老师立即前往观看:只见叶、余(余太华金号老板余治华)均着皮袍马褂,双手反缚,同时倒卧血泊中,惨不忍睹。当时任大会主席的是所谓中央候补委员夏曦,其他共匪头目还有凌炳、郭亮等都在台上。司仪的是名体育教师李惠迪,因尚无麦克风,只好手执锡制大喇叭,大吹特吹,每一句话都要重复三次,即向正中及左右各一次。此为促成两月余后长沙五月二十一日马夜铲共运动的近因。其后郭亮夫妇亦被何芸樵(何健)主席派员在岳阳逮到,亦公开枪决于教育会坪,并枭首示众于长沙司门口湖南省会公安局前,青莲纸室对面电线杆上七天,可谓为叶、余二氏报仇了。[25]

叶德辉面临死亡,尚能保持风度与气节。“少年科第,为湘劣绅。谤满天下,人故鬼新”,叶德辉之死,包括其家中的珍本藏书遭到暴徒的劫掠毁损,让全国知识界叹息不已。

叶德辉临死前发出诅咒的预言,预言那些杀害他的人同样不得善终。果然,大部分参与杀害叶德辉的地痞流氓,数月之后皆遭国民党军队之剿杀。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当时下达抓捕和审判叶德辉的命令的中共党棍柳直荀,此前业于教会创办的雅礼大学并获文学士学位,此时却投身共产党的杀戮事业,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和省农协筹备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柳逃过了一九二七年的国民党清党一劫,后来一度代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又任红二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要职,若能熬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也算是“开国元勋”之一。然而,一九三二年,在中共内部更加残酷的肃反运动中,柳直荀等一千五百多人打成“国民党改组派”、“AB团”,逮捕关押,严加拷打。柳直荀在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心慈庵被处决,死得比叶德辉更惨。

像柳直荀这样被自己人杀害的中共干部多如牛毛,百般遮掩的中共党史中不会有他的名字。柳直荀戏剧般地被人们记得,乃是因为一九五七年其遗孀李淑一将一首悼念亡夫的《菩萨蛮》词寄给毛泽东。那时,大概正遇到毛泽东与江青闹别扭,毛忽然思念被他抛弃并遇害的杨开慧,遂复信李淑一,并附上《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其中有“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之句,“骄杨”当然指“杨开慧”,“柳”便是指“柳直荀”。文革时期,一些民众常常诵读这首词来曲折地表达对江青的反对。

非为殉清,乃为殉真理

在王国维自尽前几天,王国维的友人金梁曾与之长谈。金梁记述说,王国维平时性情静默,那天却不同寻常地忧愤,“愤激几泣下,忽然谈到颐和园说,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

除了清朝的遗老遗少外,情感上比较倾向清室的学人大都认为,王国维自杀是为了殉清。比如,吴宓评论说:“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巨川同一旨趣,若谓虑一身安危,惧为党军或学生所辱,犹为未能知王先生者。”[26]陈乃乾在《观堂遗墨序》中也指出:“夫先生以身殉逊清,实无补已亡之社稷,而中国学术之有待先生者无涯矣,孰重孰轻,先生辨之审矣。然先生不死于光复,不死于复辟,竟死于燕都承平之日,博亡朝‘忠悫’之封,真先生不幸,亦吾国文化之大厄也。”[27]后世有学者甚至认为:“观堂自沉,依当时理解观堂心境之遗老所见,乃代溥仪‘受戈’,欲令北伐军‘引甲而退七十里’,甚至‘引甲而归’,以求能保全‘吾君’溥仪。”[28]这种说法未免太过野狐禅,王国维无论如何迂腐,也不至于认为自己的死亡可以让北伐军退兵。

其他一些人士否定了王国维之死乃是殉清的推测。与王国维常常来往的殷南指出,从王国在考古方面的研究可以知道,王国维不是忠于一家一姓的遗老遗少,不为纲常名教所囿,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太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而立武王也,周公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这种思想,岂是卫道的遗老们所能有的?即使有这种思想,也是不敢写的。而清朝多尔衮之娶顺治的母亲,遗老们因为礼教的关系,一定替他讳言,而王国维认为按照满洲风俗不足为奇。所以,殷南反问说:“你看他那身边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29]史达也指出:“王先生的自杀,不在清朝打翻之际,也不在废帝被逐出宫之会,可见这一死实在并非‘乃心王室’。”[30]

叶嘉莹进一步考证说,静安先生的死并非为表示对清室效忠,他对清朝王室之态度相当疏远。[31]王国维之所以接受溥仪授予的南书房行走之职,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读到大内收藏的秘籍。他从不参与小朝廷内部的尔虞我诈,也看不起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遗老遗少。王国维当然不认同民国,辛亥革命后避居日本多年,拒绝使用民国年号;但他对清室也并非愚忠,张勋复辟时他就置身事外,并讽刺复辟是“复梦”。所以,王国维“对于逊清与民国任何一方实在都不能完全归属”。[32]

王国维写的《颐和园词》,有人认为是怀念清室,但叶嘉莹指出,“普通读者对王国维在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仁者的襟怀与史家的笔法全然无所体认”。王国维在给日本友人铃木虎雄的信中也袒露了心路历程:“此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命运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33]

因此,叶嘉莹认为,在中国近代化的变局中,王国维乃是“一个文化认同混乱时代的牺牲者”:

静安先生的悲剧,既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文化激变之时代中,新文化道德价值不能及时确立所造成的认同混乱,以及政党之争可能加之于一个有理想、有持守之学者心理上的严重威胁,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不能追随时代前进而一意迷恋于保守的人,所可能造成的偏颇愚执的严重的错误。时代既有负于静安先生,静安先生亦有负于所生之时代。[34]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清华研究院的师生都行鞠躬礼,唯独陈寅恪行三叩九跪大礼,师生为之动容。陈寅恪在文化背景、精神气质上与王国维最相似:他的祖父陈宝箴当过前清的湖南巡抚,他的父亲是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的诗人陈三立。陈寅恪撰写了长篇悼亡诗《王观堂先生挽词》,以及《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墓铭》,并为王国维的遗著写序言,另外还有挽联和七律挽诗。[35]陈寅恪一生中倾注文字最多的死去的师友就是王国维。

在《挽词》的序言中,陈寅恪对王国维自杀的原因提出独到的解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他认为,由于“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使得“三纲六纪”之文化精神,已销沉沦丧。此种文化浩劫,为前所未有,“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所以,“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进而指出,王国维之死,“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不仅只是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而是“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在纪念碑的碑文中,他强调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换言之,王国维已经预见到即将来临的党国是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专制之国,作为“爱自由者”不可能或在“一九八四”的“美丽新世界”。故此,王国维不是殉清,而是殉真理、殉自由、殉文化。

王国维在生前曾多次张扬哲学、美术、文学、文化、真理的独特价值。他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说:“天下有最神圣、最珍贵而无与于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也。……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他在《文学与教育》一文中对比了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差异:“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予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予以精神上之利益。……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经营者,后人得一旦而坏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他是少有的将学术与真理贯通的知识人,他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王国维之死,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在种种截然相反乃至自相矛盾的评论中,显示出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整全性的世界观已然破裂,或者说,再也找不到所谓的“共识”了。王国维以他的自沉,标识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中国士大夫追求内圣外王,治学的目标是追求完美政治的终极理念,即钱穆所说的“学治”。但是,二十世纪以来,道德精神无法经由学术包装起来,和政治不再存有依附关系,而政治理念也无需披上道德的外衣。从王国维自沉之后众人讨论之例来看,时代环境和氛围影响人们的处境和活动,甚至包括如何评价人物行为,而人们也藉由各种评价所衍生的概念,进而改变或充实原先的内涵。道德政治化在民国的没落,至少说明政治取向里,道德已经失去它本来的光芒。新的知识分子不在将追求崇高的道德价值和政治串联在一起,士的理想似乎也将终告结束。[36]

苏俄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共产主义是最邪恶的思想

若是普通的军阀混战,王国维不会过于紧张。民国初年以来,王国维经历过好几次大规模的军阀战争,统御北京的总统和总理走马灯似的轮换,可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但这一次的党军北伐,与此前的军阀战争完全不同,无论是南方的国民革命军,还是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其背后都是苏俄的力量在支撑,而苏俄秉持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若党军获胜,就是苏俄获胜,必将导致共产主义的邪恶思想污染神州大地。中国不仅将亡国,更将亡天下、亡文明,这就比明清易代和民国取代清朝更为严峻。

清初以明朝遗民自居的那些士大夫们,已经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区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这些大儒看来,易代之际的危机,正在于这施暴嗜杀以至受虐自斨中“人道”的沦丧,这是比亡国更令人绝望的情境。即便如此,王夫之等人没有选择“死节”,而是活下来,乃是因为“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道存,而道可不亡”。由此,他们确立遗民生存的大意义。[37]这也许是王国维在清朝灭亡之后仍然活下来坚持学术研究的价值支撑。但是,当党军北伐毁灭一切文化和人道的时候,他就只剩下用结束生命来抗议这个最后的手段了。

晚清以来,中国的士人大都敌视俄国。一八九七年前后,王国维对沙俄极为反感,斥责沙俄对中国“如圈牢羊猪,任其随时宰割”。一九一五年下半年,有关沙俄是敌是友的问题,引发知识界的一场大争论,《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刊登了若干论战文字,还有人编辑成《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一书。身在日本的王国维虽未参与论争,但不会对这个他高度关切的话题的讨论一无所知。

沙俄本来就够坏了,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更是升级换代,成为亘古未有之邪恶帝国。那时,王国维就意识到,俄国革命将影响东方各国的内政外交。李大钊从十月革命中看到的是天堂般的“赤旗的世界”,王国维看到的却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恐怖地狱,“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一封信中写道:“俄德过激党事,英法俱有戒心,恐日本亦未必不然。然至今不闻诸国有翦除之计。……德利用之以倾俄,终受其祸,乃甘蹈其覆辙而不悟耶!长此以往,则全世界将受其祸。……中国报纸亦复阴赞其说,我生不辰,如何如何!”他精辟地揭示出了十月革命之暴虐残忍,不仅戕害俄国本国百姓,而且将像病毒般传染世界,中国也会成为受害者之一,他为此发出绝望的叹息。王国维很少写作政论文字,少数几篇政论文稿也在其自尽前焚毁了,但他在政治上极具远见卓识。他在惟一一封给溥仪的条陈时势的上书中,痛斥苏俄共产主义之祸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以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38]就连胡适、徐志摩、丁文江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一度受苏俄蛊惑,王国维这个“老古董”居然如老吏断狱,如庖丁解牛,将苏俄的本质看得清清楚楚。

周锡山在《王国维集》的前言中,称赞王国维对世界大势和中国未来充满先知般的预见:“王国维对于古代史的卓越史识,已经为世界公认。他对于中国二十世纪历史发展趋势,亦有令人惊叹的惊人预见……虽然当时共产党还未成立,但以学者观世,能够如此预见,充分体现了一代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39]王国维的第一身份,不是文学评论家——尽管他最为大众所知的是文学评论类著作《人间词话》;乃是历史学家,在民国初年时他已开始学术上的转型——有一段时间集中研究元史,则必将涉及北方异族之边疆塞外之史,也肯定要接触更多的有关沙俄的史料。从昔日沙俄的背信弃义、疯狂扩张,到今日苏俄支持国民党、冯玉祥和共产党明火执仗地颠覆中国的合法政府的险恶用心,王国维洞若观火。

长久以来,人们忽视了作为天才的预言家的王国维,而单单以学问家来定义之,显然过于狭窄。早在一八九八年,王国维就准确地预言了戊戌变法必将失败,随后又预言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到了俄国十月革命时,他更是忧心忡忡——与之接壤的中国,不可能安然无事。在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中,王国维的立场跟那些自诩为爱国者的学生截然不同:他写信给当时被学生和舆论视为卖国贼的陆宗舆,建议陆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一个议案,“团结全世界各国剿灭俄国布尔什维克”。[40]当然,他的这一建议不可能为陆宗舆和北洋政府所接纳,更不可能被参与巴黎和会的协约国领袖们接纳。

不过,王国维的名言“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只说对了一半。他所指的“共和”,只是中华民国宣称那种表面上的共和模式,在民国初年的实践中左支右绌;只是孙文东拼西凑的、名为共和实为独裁的“三民主义”和“训政体制”,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共和与宪政体制。王国维对希腊的城邦共和制度,对近代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兼有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共和制度,并无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他所知的西学仅仅是从日文翻译而来的德国叔本华哲学。如果他能像托克维尔那样谦卑地观察美国这个新兴的共和国的社会体制,或者读一读托克维尔的名著《民主在美国》,那么他对“西方”就不至于全盘否定。所以,如果将王国维的这句话稍加修正,其真义是:以训政始者,必以极权终。谁要把人民当作孩童来规训,谁就是百分之百的独裁者。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听闻归顺国民党的冯玉祥军即将渡过黄河,在“京中一夕数惊”的“奇变”中,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死状虽惨,毕竟可以免遭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对孪生兄弟之羞辱与折磨。四十二年之后的一九六九年,在文革狂潮中,王国维的次子王仲闻被打成“特务”,不敢受辱而服毒自尽。父子两人的命运,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人在强大的独裁政治之下的悲惨命运。

【注释】

[1]柏生(刘节):《记王静安先生自沈事始末》,见《王国维全集》(第20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页310-314。
[2]柏生(刘节)《记王静安先生自沈事始末》,见《王国维全集》(第20卷),页310-314。
[3]王东明:《王国维家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页45。
[4]陈鸿祥:《王国维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页275。
[5]康来新等合编:《刘呐鸥全集·日记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0年),页396。
[6]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台北:联经出版,2009年),页304。
[7]胡适:《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775。
[8]吴宓:《吴宓日记》(第三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页4-5。
[9]陈鸿祥:《王国维传》,页264-265。
[10]王德毅:《王国维年谱》,(台北:兰台出版社,2013年),页322。
[11]王东明:《王国维家事》,页21-22。
[12]陈鸿祥:《王国维传》,页269。
[13]王东明:《王国维家事》,页36。
[14]王东明:《王国维家事》,页35。
[15]陈鸿祥:《王国维传》,页268。
[16]参阅王德毅:《王国维年谱》,页380-395。
[17](加)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页81-82。
[18]姜亮夫:《回忆录》,见王德毅:《王国维年谱》,页425-426。
[19](加)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页78。
[20]顾颉刚:《悼静安先生》,见王德毅:《王国维年谱》,页417-419。
[21]王世昭:《中国文人新论》,见王德毅:《王国维年谱》,页416-417。
[22]一九一零年春,长沙发生抢米风潮,叶德辉因有谷不售,被清廷革职,从此丧失了对湖南省政“阴移暗转”的权势。一九一三年,他嘲讽长沙坡子街改名为“黄兴街”,被唐才常之子唐蟒派兵捉拿。一九一四年,他又被湖南都督汤芗铭追捕。一九一五年,他出任湖南教育会会长和湖南经学会会长,掀起尊孔读经运动;又任筹安会湖南分会会长,帮助袁世凯营造称帝舆论。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为避祸赴苏州参与刊刻《四部丛刊》,直到一九二二年才返回长沙。一九二四年,他又因反对湖南省宪运动,被省议会目为“毁宪分子”,派兵捉拿。然而,每次叶德辉都能转危为安。
[23](日)盐谷温:《先师叶园先生追悼记》,转引自周言:《王国维与民国政治》,(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页305。
[24](日)盐谷温:《先师叶园先生追悼记》,转引自周言:《王国维与民国政治》,页305。
[25]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六年一至六月份),(台北: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研究中心:1977年),页276。
[26]《王国维全集》(第20卷),页260。
[27]《王国维全集》(第20卷),页218。
[28]刘季伦:《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诗笺证稿》,见《东岳论丛》,2014 年5 月号。
[29]殷南:《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见王德毅:《王国维年谱》,页407-409。
[30]史达:《王静安先生致死的真因》,见王德毅:《王国维年谱》,页415。
[31](加)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页65。
[32](加)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页79。
[33](日)铃木虎雄:《追忆王静安》,日本《艺文》第十八年第八号,页54。
[34](加)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页95。
[35]周言:《王国维与民国政治》,页322。
[36]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页305。
[37]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268-269。
[38]王德毅:《王国维年谱》,页314。
[39]周锡山编:《王国维集·前记》(第一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40]周言:《王国维与民国政治》,页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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