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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通过“四清运动”转嫁罪责

——毛氏皇权的祸害盘点(15)

为了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决定对大跃进以来所有被拔白旗、被划为右倾饥会主义份子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为这些人摘掉“白旗”、“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帽子。据邓小平在相关会议上称:(被“拔白旗”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数(他们的家属、亲友、同事…)有数千万。

尽管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的“调整、巩固、提高”的政策已经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帮毛度过了危饥,保住了毛的“皇位”,但毛并不买账。毛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又大讲阶级斗争,严批“黑暗风(指认识到当前情况的严重性的看法)”、“单干风(指自留地、开荒、包产到户等)”和“翻案风(指为被拔白旗者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甄别平反)”。到这年九月廿四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不再提他那臭名昭著的“三面红旗”,而是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声称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此后毛还提出办一切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声称只有纲举才能目张。老奸巨滑的毛把事实上已经不存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提到路线的高度,就使得毛在今后的党内斗争中可以轻而易举的将“阶级敌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些罪名强加到被毛视为潜在对手(刘、邓、周、陈、彭真等人)的头上,令他们死无葬身之地。而刘、邓、周、陈、彭真等人不知里就,居然还跟着毛在全国大抓阶级斗争。

在一九六三年全国经济形势已全面回升后,毛为了全面推卸自己造成国民经济全面崩溃、饿死四千多万人的罪责,和证实毛关于许多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阶级)敌人手里的无中生有的论断。毛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试图把农村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强拆农民房屋、打人骂人、打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饿死人的罪责全部推到“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头上。

通过“四清运动”毛不惜忍痛把一大批“大跃进”时期,实行毛的胡乱指示最坚决、“五风”刮得最厉害、产量“卫星”放得最高、反瞒产运动最下得手、上调粮食最积极、饿死人最多的紧跟毛的积极份子(毛内心深处是非常欣赏、看重这些紧跟他的积极份子的,但为了推卸洗涮自己的滔天大罪,冷漠无情的毛毫不犹豫地把这些积极份子抛出来作为自己的替罪羊)打成“四不清干部”、“阶级敌人”。

因为这些人民愤极大,毛忍痛牺牲这些紧紧跟随他的积极份子,就是要把毛的胡作非为造成的一切灾难的罪责都推到这这些人的头上。毛要让农民们知道,是毛领导的“四清运动”才把他们从“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的欺压下再次解放出来,毛这个造成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和平时期饿死四千多万人(其中主要是农民)的罪魁祸首又把自己打扮成了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毛的这一现在看起来不可能有效的十分拙劣的技俩,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在数以亿计长期被中共洗脑、灌输共产极权教条的中国民众面前还十分起作用。这使得当时许多不明真像的民众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公社食堂…造成的巨大灾难迁怒于“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许多人居然认为毛和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干部把事情搞糟了。

为了整肃、威慑青年知识份子(中老年知识份子早已被“解放”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整得服服贴贴,不敢“乱说乱动”了),因为只有新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份子,他们有知识有文化,也就有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能力。其中不乏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们之中面对“解放”以来毛和中共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对国家和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感到痛心疾首。其中的先知先觉者,已对中共及其倡导的共产极权体制的正确性、先进性产生了怀疑。他们之中已有人在思考、探索救国救民的新的道路。这种状况毛和中共当局,早已通过遍布全国各行各业、各单位的密探、告密者、线人而有所察觉。

毛和中共当局决定在高校的青年知识份子中(主要是全国各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开展一场整肃运动,其性质与目的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相似。毛指使周恩来与高校部、中宣部共同制定了一个《中共中央八十五号文件》(是一份关于在高等院校学生中,主要在应届毕业生中查处一批所谓“反动学生”的中央文件),该文件要求全国各高等院校每年都要在应届毕业生中,按一定的比例查处一批“反动学生”,并组织全校师生对他们的“反动思想”(对其中思想特别“反动”的典型要组织全省高校师生联合进行批斗)进行反复的检举、揭发、批斗,然后将“反动学生”遣送农场“劳动教养”、“劳动考察”,以此来杀鸡教猴,震慑全体师生。该文件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实施到一九六六年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停止实施。

毛号召各级干部都要下到农村搞“四清运动”,开始干部们不知毛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担心将来又招来“左倾”或“右倾”的罪名,所以各级干部对“四清运动”并不积极。因为毛为达到威慑、惩处、操纵手下各级干部的目的,同一件事毛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一会儿把它说成是右的;一会儿又把它说成是左的;一会儿把它说成是好的;一会儿又把它说成是坏的。

你无论怎么紧跟毛,毛总是能找到借口给你加上某种罪名,对你加以打击、惩处,而毛自己总是对的、总是立于不败之地。这让毛的手下在毛的面前总是战战兢兢、低头认罪、接受惩罚、哀求获得毛的宽恕。更何况这场运动要惩处的对象就是各级干部,所以受到各级干部的消极抵制也是情理中的事。

见此状况,刘少奇为讨毛的欢心,为紧跟毛的“伟大战略布署”以巩固自己毛的“接班人”的地位,指示组识部长安子文,安排各级干部下到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刘指示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于是全党动员,省部级干部下去一百八十多人、地市级干部下去一千多人,“四清运动”在全国各地分批次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这一状况令生性多疑的毛感到自己的话不不如刘少奇灵了。毛认为这是大权旁落、自己已被刘、周、邓、陈等人架空的征兆。此事更坚定了毛要尽快除掉刘、邓,以消除对自己绝对统治地位的威胁。尽管刘跟随毛干“革命”数十年,刘居然没有把毛的本质看透,毛哪里是真正要刘当自己的接班人,毛是想要刘、周、邓、陈、林彪等人辅佐自己建立的毛氏王朝千秋万代永续下去。

毛发起“四清运动”的目的是想把自己领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一系列异想天开的胡作非为给民众(特别是农民)带来的深重而巨大的苦难的罪责推到“阶级敌人”和“四不清干部”的头上。

毛开展“四清运动”的方式是典型的毛氏手法,即:挑动干部与干部之间、干部与民众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彼此争斗,毛和中共从中操纵,以达到运动的目的。毛和中共先从一部份地区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四清工作团、组”到另一地区开展“四清运动”,发动当地的贫下中农对当地的各级干部、阶级敌人进行检举揭发、批斗、处分。等这个地区的“四清运动”结朿后,又组识这个地区原来被批斗的干部组成新的“四清工作团、组”对前一个地区那些来批斗过自己的干部进行检举揭发批斗。

全国各个地区依此轮番进行“四清运动”。搞得各级干部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许多干部、“阶级敌人”被批斗、殴打致残、致死或被迫自杀,许多家庭被搞得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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