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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的前世今生

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根本区别在于汉语是典型的单音节语言,这与其他语言的多音节是截然不同的。每一个汉字的发音都是单音节,通过不同的单音节组合形成了语句。多音节语言天然的适合用拼音文字来表述,因为记录下声音就完成了记录语言的任务了。这种拼音文字的特点是非常便于学习,只要学会字母表和拼音发音,就可以使用了。但是作为单音节语言的汉语,想要直接完全的使用拼音,就困难的多了,因为音节少则同音词(字)较多,如果只是记录读音,想要快速的理解其含义是比较慢的,比如我们看一本完全用拼音写成的书,估计大多数人恨不能撞墙。所以,又结合了象形文字,发展成了独特的汉语体系。一个字对应一个发音,反之一个发音可以对应着很多不同含义的文字。

这也就造成了一个问题:众多的汉字中,同音同义、不同音同义、同音不同义等情况错综复杂,如果没有文字,单凭语言,就能够造成很多笑话。讲一个我本身的笑话:有一天去单位车间办公室,技术员见我要去车间办公室,就给我说:“捎报纸回来。”我欣然答应,到了车间办公室拿着报纸就回去了。回去后技术员笑翻了,原来是打印纸没有了,他让我“捎包纸回来”,而我理解成“捎报纸回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而在精通于各种斗争的中国,这种语言特性被充分发挥,于是文字狱这一臭名昭著的专制手段闪亮登场。

早期的文字狱其实很简单,为了彰显统治阶级的崇高地位,避讳顺理成章的出现了。其实秦时,避讳已经形成制度。因秦始皇名政,故改历书“正月”为“端月”;又因其父名子楚,故改地名“楚”为“荆”。避讳可以看出是文字狱的雏形。避讳的起源众说纷纭,夏、周、春秋等时期都已存在避讳的现象。清代赵翼《陔余丛考·避讳》主张避讳习俗始于东周:晋僖侯名司徒,宋武公名司空,鲁献公名具,鲁武公名敖,避讳之风兴起后,造成晋废司徒的官职,宋改司空为司城,鲁国改掉具、敖二座山名。

为了不和最高领袖的名字冲突,可以废掉官职的名称,可以改掉山水地名。这里的避讳主要是避免和领导、上级、长辈的名字重复,可以看做封建一种尊卑的表现,显示出领袖、长辈的尊严,衬托出臣民、晚辈的卑微。

唐宋时期避讳盛行且明清发展到极至。如刘温叟以父讳“岳”,不听丝竹之音;李贺以父讳“晋肃”,不赴进士举。韩愈针对这一现象,作《讳辩》:“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予以鞭挞。历史上利用避讳也曾闹出过不少笑话,如南宋钱良臣的儿子每当读经史的时候见到“良臣”二字就改读为“爹爹”。有一天,读《孟子》中有句:“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就改读为:“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本为尊敬,却闹出笑话。

避讳发展到了极致,就成为文字狱。顾名思义,就是利用文字来罗织罪名打击他人。早期的文字狱还没那么复杂,只要你写对我不利的话,我就收拾你。史上有名的崔杼弑君事件即是如此。《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大意就是:史官太史记载说:“崔杼杀了他的国君。”崔杼就杀死了太史。太史的弟弟毫不动摇,接着写:崔杼弑君,因而兄弟俩都死了。太史还有一个弟弟又这样写,崔杼一看没有办法,饶了这个最小的弟弟。而另一个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死了,担心有人篡改历史,拿了照样写好了的竹简前去,听到已经如实记载了,这才回去。

可见古人的确骨气硬的很,他们不会写什么“斯大林是我的亲爷爷”、“XXX赛过我的亲爷爷”,更不会下山摘桃,指导开罗会议,他们唯一的本职就是:真实记录。只忠实于职责,不苟全于权贵。放眼现在,今人惭愧!

我一直认为,中国有四个时期可以算是思想的高度开放时期,第一就是春秋战国;第二是民国;第三是50年至52年(其实第三继承自第二);第四是1979年至1989年。

春秋的辉煌遇到了秦始皇嘎然而止,独夫始皇一统天下,于是就想一统思想,听说有很多人引经据典批评自己,于是放了冬天里的一把火,除医药、农业等科技类书籍外,其他思想家学术界的书付之一炬,哼!看你们怎么批评我!可是还有饱学诗书的人凭借记忆坚持批评,干脆有一个杀一个,有一双杀一双,杀的血流成河。于是反对的声音消失了,歌颂的声音蓬勃了。始皇安心了,放言:高高在上,请君看吧,朕之江山万年如画!十五年之后,秦灭,天下杀尽秦族人,自此赢姓灭绝。

文字狱的另一种形式,当推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随着汉朝的建立,经济和文化又开始发展起来。到了武帝时,为巩固中央集权,统一知识界思想,重用儒学大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打击了其它思想流派的饿生存空间。开明的政治制度走向专制,活跃的思想被扼杀,发展中的初等级市场也遭破坏。《盐铁论》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关于盐铁是官营还是放开允许民营,是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是禁锢思想还是允许民间思想与朝廷对话,此事争论剧烈,但最终武帝罢桑弘羊,对盐铁官营。中国错过了一个走向政治开明、学术自由、市场繁荣的机会。

可以看出,文字狱的实质其实就是统一思想,只允许一种思想存在。这种思想必须是迎合统治阶级需求,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所以无论是是不是思想大家,是不是文学巨匠,只要不合乎统治阶级口味的,都会遇到文字狱。我们来看看宋朝著名文学巨匠苏轼的遭遇。

要说苏轼,不能不提到另一位科学巨匠:沈括。此人非同一般,堪称北宋时期的达芬奇。涉猎广泛,对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水力学、医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学等等贡献巨大。简直就是神仙级的人物,特别是他对鼓吹至今的活字印刷术做了详尽的介绍和推广。这位神仙支持王安石变法,不遗余力推动变法。本着朋友的敌人就是敌人的原则,反对变法的苏轼,就成为沈括的敌人。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沈括向宋神宗告密,说苏轼作诗嘲讽时政,贬低朝廷,隐刺皇帝,大逆不道。诗文如下: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皇帝本应飞龙在天,居心叵测的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找蛰龙!恰逢此时苏轼与王安石矛盾激化,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拿着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为证据,控其“玩弄朝廷,讥讽国家大事”。左右夹击之下,宋神宗以讽刺新政的罪名逮捕苏轼,贬为黄州团练。一场牵扯到苏轼一百多首诗,三十九位亲友的文字狱诞生了,史称“乌台诗案”。

宋神宗还算心慈手软,没有给苏轼扣上“妄议中央大政”的罪名,也没有指控他“破坏政治纪律”,最终只不过是发配黄州,还给了一个小官做。这文字狱虽然轰轰烈烈,却是雷声大雨点小。

宋朝是一个很开放的朝代,重经济轻军事,既然开放,所以文字狱并不盛行,偶有一起也能从轻处罚,而到了专制极权鼎盛的明清,文字狱却来了个180℃的急转弯,不但轰轰烈烈,而且血雨腥风。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说,朱元璋当政时,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北平府学教授奏章上有“仪则天下”,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三人皆因奏章中的“则”字江南方言发音与“贼”相同,被朱元璋认为这是在讥讽他当过小偷而被处斩;尉氏县学许元奏章上引用千年前的古文“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因法坤与“发髡”、“藻饰”与“早失”音近,被朱元璋认为前者是在讽刺他当过和尚,后者要早失太平而被处斩;印度高僧释来复辞行时谢恩诗中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同样被朱元璋认为殊就是歹朱,无德是指责明朝没有品德处斩……

明朝,在当年明月所著那本影响广泛的书《明朝那些事儿》中,称之为强大、富饶、文明的帝国。但我翻翻明史,每一页里都写满了“杀人”二字,唐宋以来的不杀大臣、不杀谏臣的规则被流氓土匪朱元璋践踏的体无完肤。以至于后人纷纷效仿,朱棣更是创造了诛其十族的记录!

而将专制极权超越明朝的大清,也将文字狱超越明朝作为目标。能征善战的康熙,慈眉善目的乾隆,狡诈能干的雍正,被后人恬不知耻的称为“康雍乾盛世”,我们来看看这个盛世都发生了什么。

乾隆17年(1753),江西抚州(时称临川)千总卢鲁生假借大学士孙嘉淦上奏劝弘历停止南游,辞意悲痛,全国流传。卢鲁生磔死,两个儿子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一千余人;

乾隆19年(1755年)江西上饶(时称广信)内阁学士胡中藻著《坚磨室诗抄》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被认为居心不良立即处斩;同年满洲正黄旗人广西巡抚与胡中藻唱和,《塞上吟》称蒙古人为胡儿,被认为诋毁同类,下令自杀;

乾隆42年(1778年)江苏东台人徐述夔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挂半边”,被认为是诽谤,徐述夔剖棺剉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处斩;

康熙49年(1711年),安徽桐城人戴名世著《南山集》中引用明末任皇帝朱由榔的年号以及方孝标所著《滇黔记闻》记吴三桂事迹,戴名世寸磔而死,全族屠戮,方孝标虽死但剖棺剉尸,儿孙一律处斩;

雍正3年(1726年)浙江海宁人礼部侍郎査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试题中有“维民所止”被认为故意要去雍正的头,査嗣庭被逼自杀,然后剉尸,所有儿孙一律处斩,家属戍边,这位查嗣庭倒是有个后人叫金庸;

雍正7年(1730年)北京白云观老道咒语中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雍正大怒,被立即斩首……

清朝最著名的文字狱莫过于“明史案”:浙江乌程(今吴兴)盲人庄廷拢,想学习历史上同为盲人的左丘明,著写一部史书。但又匮于自己所知不多,便去买得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加以编辑。书中仍奉尊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并增补明末崇祯一朝事,全都是清朝所忌讳的。该书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著作。书编成后,庄廷拢死,其父庄允城为之刊行。不料有小人敲诈不成,反去告发,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惊动朝廷中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当时康熙年幼尚未亲政,鳌拜下令逮捕并严厉处置涉案的相关人士。庄允城被逮捕上京,后来死于狱中,庄廷拢被掘墓开棺焚骨。1663年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先后因此狱牵连被杀者共七十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这就是发生在“康雍乾盛世”的血案,在熠熠生辉的“盛世”帽子下面,多少冤魂在挣扎!三朝的文字狱虽有程度不同、方式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致——皆是“热衷于皇权专制”的封建专制王朝的产物。

热衷于皇权专制,所以产生了文字狱,这从基本原理来讲还能讲的过去。如果热衷于“民主”,也产生文字狱,那将会如何呢?

1949年,众多知识分子在“建设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号召下,众多知识界人士面对“民主”的诱惑力,献言献策,到了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国共产党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于是就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现在来看,这招“引蛇出洞”用的出神入化!

到了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整风风向为之一变,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由于中共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少数党员干部等划为“右派分子”,人数达55万余人。

以上是百度的资料,实际数目大家可以翻出去查找。而右派的悲惨生活不用多说,读一读《夹边沟记事》可以一窥究竟。

不要以为反右就结束了,这只是开始,看看那个年代的历史,文字狱充斥着整个历史进程,直至现在。

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师,让学生帮他洗衣服,顺便说了一句:把领子和袖子好好洗洗,于是讽刺“洗洗领袖”,打成现行反革命。

虽然这是听说,但真实的现实比这悲惨得多。

储安平、黄宗羲、林昭、遇罗克……无数的人用生命验证了“专政”的含义。

从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出,所谓“专政”只不过是皇权的另一个代号而已。侵犯到了领袖的权力,还不如侵犯了皇帝的权力。

皇帝只不过牵连十族,领袖毁灭了整个知识界。

至于八九以后,不能用“文字狱”这么张扬刺耳的名词,换成一个温文儒雅的名词“敏感词”。

当牵扯到敏感词,所有的文字都成为呈堂证供,几条微博就可以入狱,几段讲话就能够山巅。

“文字狱”本身成为文字狱,呵呵……

文章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因为再写下去,文字狱就在向我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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