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总是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颠倒过来，这本是人们发明革命的目的。共产党的革命，不管是一九四九年的革命还是文化革命，都使社会的大量精华成了政治犯。一九六零年代末的左家塘就是这样一个精华（政治犯）和渣滓（普通犯）混合的地方。来自一个我认为是对社会负责任的家庭，我刚进看守所时曾期望政治犯（通常被称为反革命犯）的道德品质会比刑事犯好得多。但事实上却不一定。九号的人们生活在一种物质极端缺乏的环境中，社会下层的普通犯人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像向土匪一样，他们知道怎样依靠直接的互助生存。而像卢瞎子之类的政治犯多半来自社会的中上层，他们习惯于独立的生活。他们很少与他人分享自己的食物及其它稀缺物资。可能是因为我还年轻，我在左家塘却慢慢习惯了下层社会中那种“同甘共苦”的文化，虽然我明白这种文化按照精英社会的道德标准而言是不正常的。大概是因为这种上层社会的道德准则与下层社会的道德准则的差别，在罗钢一类扒手看来，政治犯中的“怪味码子”实在不多。但李安祥和陈老师却是两个例外。
虽然大家都叫他李牧师，李安祥并不是牧师。但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三十岁年纪，信了二十年教。他过去去的教堂是北区的一个天主教堂，现在已成了长沙市立第二医院。我小时候曾去那个医院看过病。有次我在那里看病时看到一个图片宣传栏，这个宣传栏宣称北区的天主教堂和附属的医院是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一九五四年肃反运动中，神父被逮捕入狱，其中美国神父后来被驱逐出境，而中国神父一直被关押着。教会的医院被收归国有，成了市立第二医院。李安祥自幼随其母亲去那个教堂，教堂被封闭后，他就在自己家里供奉上帝，每到周末还到亲戚朋友或邻居家去“传播上帝的声音”。文革时的中国，信教的人就像妖怪一样稀少。公开的教徒自然成了稀世珍物。我自己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信教的，而李安祥成了我认识的第一位“上帝的使者”。
我第一次看到他早上做祷告时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左家塘有很多“疯子”，九号隔壁的十号狱中就关着两个疯子。徐络腮说他们是装疯卖傻的反革命。如果他们真是装疯卖傻的话，他们装得非常像。我可以时常听到他们吵闹和杀猪般的尖叫声。由于反革命分子中有不少“疯子”，我看到李安祥跪在他床边的铁栏杆旁祈祷时，一点也没怀疑他又是一个疯子。
吃饭前在胸前划十字，早晚做祷告，那时在我看来是非常荒诞的行为，但我不久就发现李安祥一点也不疯。他每天都争着做倒便桶、打水的脏活、重活。有天他一个人细细摸摸准备了一大把抹布，然后走到每个围在地中木桶边打牌的人身边，请他们坐在床上去。他在对一个靠近我的打牌的人说话时，我隐约听见他说“今天是洗地的日子。”罗钢轻声对我说，李安祥每个星期要抹一次地板。我走过去问他：“我帮你的忙？”他和蔼地说：“你们都坐到床上去，我一个人就够了，有上帝助我。”我坐到床上后，罗钢小声说：“他是信教的，每次有人要帮忙，劝他别对自己太苛刻，他总是说‘上帝要我来吃尽人间苦，拯救我的灵魂’。”
牢房的地是用三合土（沙、泥、石灰）做成的，洗起来很不方便。李安祥先用水冲一遍，然后用抹布一点点把水吸起来拧在空便桶里。然后再用干净水冲，再用抹布吸干，把脏水拧在马桶里。他这样重复三遍后，黑糊糊的地就变成红亮干燥的地了。李安祥蹲在地上干一两小时后，整个房子里似乎都亮了很多，空气也好了一些。当时的中国，大家对环境都没有高要求，李安祥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保持着对尽善尽美的追求的人。我虽然对宗教还没有敬意，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上帝的影响。
抱着对宗教的好奇，我开始与李安祥攀谈。“你是什么案子进来的？”我坐在他床上看他正在为罗钢补衣服。
他瘦瘦的脸上露出微笑，很高兴有这样的问题来打扰他。“上帝派白马将军下凡让我贴一张大字报，告诉众人，文化革命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样，将来会在历史上遗臭万年。”“上帝怎么对中国的儒学这么好感呢？他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吗？”我好生奇怪，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上帝怎么会连在一起呢？“当然，当然，我父亲告诉我，最早来中国传播上帝福音的西方人，都学习儒学。有的对孔夫子的学问非常崇拜。孔夫子历来是包容并蓄，‘仁者爱人’，跟上帝的仁爱是一脉相通的。”
渐渐地我知道李安祥有个幸福的家，一个可爱的女儿。他是长沙汽车电气厂的车工，只是因为贴了一张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就被抓进了监狱。
为了帮助缺少衣物的同伴，李安祥发明了一种原始的纺纱机，这是用一块小木板垂直钉着的木棍做成。李安祥从不要的旧棉被中捻出一根纱，然后缠在小木棍上并固定在木棍的顶端。纺纱时右手抓住一团棉花，把它与棍上的纱捻在一块。李安祥用左手转动木棍，然后放手让木棍旋转，右手同时慢慢从棉团捻出纱来，于是纱在木棍旋转的带动下，越捻越长。到了近一人长时，将木棍顶端的纱结揭开，把纺好的纱缠在木棍上，然后再结上，继续纺。这样积累很多天，可以纺出很多“绽”纱。李安祥把这些纱搓成绳子，再用绳子织成一块块大毛巾，可以用来缝成衣服。李安祥用这种办法做成第一条毯子后，大家都纷纷模仿他纺纱织巾。李安祥离开九号后，这种纺纱织巾还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一个早春的日子，一大早李安祥做过祷告后，告诉我们，“昨晚上帝又派白马将军下凡，他告诉我上帝要遣我去最艰苦的地方，真正尝遍人间的艰苦，以救众生。”稍停片刻，他像是要去迎接神圣的使命一样，“白马将军告诉我，‘这一去就是十数年，你要担当得起重任’。”
罗钢挖苦道：“白马将军是西式打扮还是关公式的打扮？”李安祥一点也不在意罗钢语气中的讥笑。他认真地解释道，“白马将军白盔、白甲、骑白马，手持上帝的谕旨，来无踪，去无影，是上帝亲自所派。”几天后李安祥果然被宣判十年劳改徒刑。临离开九号那天，他打点好行装，站在门外面向九号的朋友们闭目划过十字，口中念道：“此行一定不负上帝的期望，我当尽心尝遍人间艰辛，以我血肉之躯赎罪。”站在他身后的干部大声喝道：“还在这里搞迷信宣传，赶快给我背起行李滚。”
自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李安祥的消息。
陈老师名叫陈光第，他是另一类“道德君子”。他不信神，但却看重精神和道德。虽然我在左家塘前不认识他，但因他与我同案，“省无联”案子，我对他就特别关注。陈老师住在四号，与我隔着四个号子。但是通过进进出出的人犯，全左家塘的人都知道陈老师是位令人尊敬的君子。不论是政治犯、扒手，还是管犯人的干部，都非常尊敬他。
我对陈老师的政治观点一直不清楚，直到一次涉及他的提讯。那天两位自称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的人提讯我。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是文革中由康生负责组织的政治警察，有点像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后的“契卡”，其主要任务是迫害当局的政敌。我的案子就是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的“省无联”专案组中的杨曦光专案小组处理。但那天来提讯的两个人我从未见过，显然与我的案件没有关系。
审讯室是看守所旁边的一排平房。每间房间里有一张简陋的桌子，桌子旁边有几张供审讯人员坐的椅子。桌子对面有一张没有靠背的条凳，给人犯坐。审讯者从不通报姓名、单位，使被审讯者很久都不知道在与谁打交道。
他们一人问话，一人记录，首先问过我的名字、年龄、被拘留前所在的单位。发问的是位脸色枯黄，看似十分老练面善的人。他从公文夹中取出一件油印的文件，看我一眼，然后盯着文件用训话的口气说：“你大概已知道康生同志（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省无联’的指示。今天我再给你念一遍，你要按照这个指示交代问题。康生同志在‘一·二四’（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你要按这个指示精神回答我们的问题。”
接着他开始问我，《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是怎样写成的，这篇文章写作过程中有谁参与过讨论，提供过意见，我写这篇文章受过谁的思想影响。于是我重复了我讲过不知多少遍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告诉他们没有任何其他人插手过这篇文章的写作。
审讯者突然猛击桌面，吼道，“你不老实，你不承认有黑手操纵你？！”我以沉默回答，心中想，“我母亲就是被你们说成是操纵我写《中国向何处去？》的黑手而被逼自杀的，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你们反来找我了！”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
长时间沉默后，审讯者又转用缓和的口气问道：“你认不认识河南大学的老师？”“不认识。”
“你认不认识湖大数学系的教师？”“不认识。”
我这时知道他们在问陈老师，但我已有一些对付他们的经验，对他们能说不的就尽量说不，一说是，就会有数不尽的罗嗦和麻烦。我是到左家塘以后才知道陈老师的，以前我的确不知道他，现在自然不必提我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人。
接着又是拍桌子：“不老实，你不知道与‘高校风雷’混在一起的陈光第？”稍停片刻，“你和周国辉关系那么密切，你认识洪兰，怎么能不知道陈光第？他们是经常在一起的。”我仍沉默，等着他们慢慢把他们的目的和他们希望我提供的信息讲出来。这样拍过几回桌子后，我终于明白，陈老师是因为康生一句揪黑手的指示而被怀疑为暗中支持了持反对当局激进观点的大学生组织“高校风雷”。从他们的语气，陈老师可能是相当重要的黑手。我好不容易等到黄脸审讯者转变了题目。“你认不认识一个断了右手的人？”“不认识。”
“杨曦光，你今天是要抗拒到底吗？”又是声色俱厉。我反问他，“谁是这位断手人？”较年轻的记录员提醒我，“你不认识刘凤祥？被人称为‘舵手’，极会写文章的。”黄脸又厉声道，“没有刘凤祥，你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他们又这样盘问了好多遍，从他们的口气中，我听出刘凤祥是一个比陈老师更神奇、危险和重要的政治人物。我心中有种被人小看的不舒服，难道《中国向何处去？》一定要有这位断手的刘凤祥才写得出来？但我心底里对这个神秘的“舵手”产生了好奇。
回到九号，我通过八号、七号、六号、五号将提讯的消息传给了陈老师。我对他有特别的好感，因为一个从四号转到九号来的扒手告诉我陈老师每天还在钻研英文和数学。当时左家塘里学问和陈老师一样高的人不少，但只有他还在钻研学问。他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读毛选，他还在钻研他的本行数学。这位扒手告诉我陈老师还有三卷《资本论》。我曾经几次要妹妹送《资本论》给我，都没成功。看守所当局拒绝接收《资本论》，理由是“省无联”的头头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所以不能让他们看见马克思的书，“读毛主席著作就够了！”妹妹的明信片上复述当局的话道。
我通过左家塘复杂的“电话系统”向陈老师借《资本论》，不久，三卷《资本论》就通过送饭的犯人之手转来了九号，因此我有机会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卢瞎子也有机会细读第三卷中他感兴趣的那些劳资法律纠纷的案例。《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比起毛主席著作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论》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毫无道理，它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
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揉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陈老师借给我的《资本论》后来一直跟着我到了劳改队。
一九六九年秋天，毛泽东视察湖南时对“省无联”问题作了指示。我于十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省无联”专案组向我和其他“省无联”案子的人犯宣布的逮捕令。我正在纳闷这一发展有什么政治背景时，收到大妹妹杨晖一张宝贵的明信片。明信片说：“毛主席视察湖南时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他看来已读过《中国向何处去？》，他指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
不久我们就被判处了徒刑。其中最重的是“省无联”下属的一个工人组织，“湘江风雷”金猴战团的头头陈本望。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反革命杀人犯，被指控为指使下属杀死了一位公检法的干部。其他人判了五年到二十年的徒刑，我被判刑十年。
判刑前我们被转到二十三号，在那里等候被集中押送到劳改农场或监狱去。那是个阴冷的冬天，对我们这些造反派来说，也是毛泽东最后下决心与保守派周恩来联合起来镇压所有造反派的时候。左家塘的有线广播经常广播中共中央的布告，这些布告都是以与苏联发生边界冲突为理由，命令所有造反派的政治组织解散，否则就当作反革命组织加以镇压。我当时感觉毛泽东利用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反对共产党官僚的这出戏已经结束，我已丢掉了对毛泽东的任何幻想。
陈老师也到了二十三号。他的处罚相对于我和其他人而言是轻的。他被判五年强制劳动改造，简称“强劳”。强劳比劳教（劳动教养）处罚重，但比劳改（劳动改造）处罚要轻。陈老师三十岁左右，戴付度数不深的眼镜。他的眼睛很大，清秀的面目，是那种中国人所说的“小白脸”。他看去非常善良和极具同情心，说话细声细气，温和而谦恭。但我们相处久了，我才发现他的内心比他的外表强硬得多。他对现政权极端不满，特别喜欢用他在大学里教学的经验去批判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那时所有官方的宣传工具都在批判“智育第一，专家路线，白专道路”，要求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向工农学习。大多数人都只能接受这些东西，不敢批评，甚至不敢怀疑。而陈老师在二十三号每天都要向我发表他对这些官方宣传的批评。
“现在拼命强调实践，把基础训练看成没用的，这怎么能培养出好学生呢？”他的普通话江浙口音很重，讲话不动情绪，但看得出来他是那种动脑筋的人，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的看法，绝不会轻信官方的宣传。“知识积累的窍门就在于专业化，专业化才能提高效率，所以我只教数学，不教物理和中文。毛主席要学生同时学工、学农、学军、学商，反对专业化，这不是要退到原始社会去吗？”
慢慢我了解到陈老师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右的，他反对当时毛泽东对文化教育的一切思想和政策。但他却支持他的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他自称他的思想倾向是造反派的。
我有天好奇地问他，“你的判决书上说你是操纵‘省无联’的黑手，他们抓到什么证据没有？”
“你知道，‘高校风雷’是‘湘江风雷’的成员组织，我与‘高校风雷’中的我很多学生关系很好。但我从未正式参加过任何组织。我被抓只是因为我姓陈，正好与康生说的陈老师相合。当时我认为自己并没有做任何不合法的事，就向审讯我的干部坦白地讲了我的许多观点。我告诉他们我反对文革中很多对教育和文化的政策。我曾经告诉我的学生，他们是造反派——你们应该造当局的反，来争取推行更理性的政策，但现在并不是造反派的最好时机。最后当权派总会在这次文革中把你们镇压下去。你们应该积蓄力量，准备在下次文化革命时进行成功的造反，把这些不合理的政策改变。谁知道，我自己告诉审讯员的这些话却成了我判刑的根据。他们说我是‘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企图在下次文化革命中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陈老师说完，苦笑了一下，似乎在说“我把当局想得太好了”。
几天后，我才从周国辉那里知道，陈老师被判刑前还是共产党员，湖南大学的“模范教师”，在数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这可能是陈老师把当局想象得太好的原因。陈老师后来后悔地对我说“如果我不告诉审讯员我的观点，他们没有任何判我五年强劳的证据。”
但是陈老师对自己的安危并不是最关心的，他仍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他告诉我，要改变这个非理性的政权，我们一是需要理论，二是需要组织。我看着他眼睛中闪烁着的光彩，知道他并没有放弃等待下一次机会改变中国的非理性的政治的希望。
陈老师在二十三号还在读英文和钻研他的数学。我告诉他我已下决心在两年内学完大学微积分的课程，请他介绍一些最好的微积分教材。他向我推荐了樊映川编写的《数学分析》。正如人们传说的一样，陈老师是位非常贤良的人。他每天清晨起来洗冷水澡，然后打扫号子里的地板。端饭端水等工作，他都争着干。他在坐牢后还练出缝补衣服的本事，谁的衣服破了，他都帮着缝补。看着他善意的微笑，我在问自己“共产党为什么连这样一位善良的文弱书生都不肯放过？”一个月后，陈老师被押送到长沙河西郊区的一个新生水泥厂去了。据一位叫刘乐扬的一九五七年被判刑为坏分子的人说，新生水泥厂是个强劳单位，专门生产石灰石和水泥。刘乐扬因政治问题被判为坏分子后曾在那里劳教。他在文革中支持“省无联”，又被当成黑手判了刑。
我一直再没听到陈老师的消息，直到一九七八年我刑满回到长沙碰到章雨刚时才知道他以后的事。章雨刚也因“省无联”案件被判刑。他文革前夕在社教运动中被省委驻大学的工作组划为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内控右派”。文革中这些“内控右派学生”参加了造反派，并从党委的档案中抄出了这些划内控右派的黑材料，把它们当众烧毁了。章雨刚因参加“省无联”被判刑的判决书上，“烧毁文革前的内控右派材料”是一条主要“反革命罪”。
章雨刚刑满后在长沙五一路新华书店的外文部碰到过陈老师，那时陈老师已刑满，湖南大学不准他回大学，他被强迫在新生水泥厂就业，当一名看门人。他每个星期天都来五一路新华书店外文部看一些最新的英文数学期刊和著作。陈老师告诉章雨刚，他正在译一本英文数学教科书，并且开始写一本数学著作。但是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后，陈老师却突然失踪了。
章雨刚向五一路新华书店外文部的店员打听过陈老师的下落，那里的店员都知道陈老师，因为陈老师以前每周都按时来外文部，风雨无阻。但自从四人帮垮台后，陈老师就再也没来过新华书店了。一直到七八年，一位新生水泥厂的政治犯出狱后，人们才从他嘴里知道陈老师从新生水泥厂失踪的背景。四人帮倒台前，陈老师曾告诉过这个政治犯，他预见毛泽东一死，江青等激进派会与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官僚发生冲突。如果激进派成功，中国可能有机会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甚至暴发革命。如果共产党里的保守派占上风，中国又会回到苏联体制，长时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机会。
根据这个消息，我和章雨刚判断，陈老师可能一直将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的希望寄托在江青这些激进派身上。江青一倒，他认为中国大变没有希望了，于是逃出新生水泥厂，企图越境出国或是在社会上流浪，在这个过程中他遭到不测而不幸身亡，否则在一九七八年的形势下他应该会回来的。一九七八年冬天，我和章雨刚去湖南大学参加校方给陈老师举行的平反大会时碰到了陈老师的妹妹。这是位漂亮端庄的少妇。她长得很像他哥哥。她仔细地向我们叙述她幼年时心目中的哥哥。她说她之所以选择数学专业，成了上海一所大学的数学教师，完全是受了哥哥的影响。哥哥是位坚韧不拔的人。五十年代初他得过肺结核，有三分之一的肺在手术中被切除，但他在重病中仍然在学习。病好后马上考上了复旦大学数学系。他始终是妹妹最崇敬的人。这位妹妹按照我们的线索又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陈老师的踪影以及他的数学手稿。但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我离开中国，没有人知道陈老师的下落。他的失踪就像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样神秘莫测。也许人们永远不会确切地知道他最后的故事，就像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那个时代的很多秘密一样。
（选自杨小凯著《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