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并不陌生，每当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召开重要会议的时候，都有声势浩大的反对“全球化”的示威游行。反对的内容包罗万像，从反对使用童工到反对环境污染，从反对华尔街金融资本到反对战争，等等。许多人将其看成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嘉年华盛会，认为这样的示威只不过是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职业抗议者的娱乐方式，并不能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令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上述的看法。
与在任的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相反，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对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持批评态度的。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们反对特朗普、支持“全球化”的立场不难理解。但是，那些一向沉默的底层民众却亲手用选票将特朗普这位反对“全球化”的候选人送进了白宫。特朗普的胜选至少说明：反对“全球化”在相当一部分的底层民众中并非没有市场。那么，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们所大力支持的“全球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人们所说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它首先包括原材料、制成品等各类商品更顺畅、成本更低地跨国界流动；随后，全球化进一步包括了资本大规模的跨国界流动，基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在具有一定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它总是由资本充沛而收益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向资本贫乏而收益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流动；最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到大规模的人员跨国界流动，例如，欧盟国家间的劳动力流动以及大量劳工向发达国家流动等等。
在经济学家看来，全球化有利于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这也意味着在资源总量不变的条件下，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而为人类提供更多的消费和服务。这个观点是十九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对经济学说的重大贡献，也是迄今为止所有支持全球化的金融资本集团和自由派学者们的基本论点。的确，上个世纪下半叶也见证了全球化的进展，与此同时也见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全球化的好处似乎也被历史发展的进程所证明。
问题在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尤其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非民主国家加入这一进程之后，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不仅没有进一步加速，反而出现了长期的停滞。越来越多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也随之而来：首先，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受惠，而劳工界却不得不承受工作流失的后果；同时，非民主国家在接受大量国外资本的同时，好处被少数权贵瓜分，而底层民众却不得不承受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被污染的生活环境。
这种状况表明了全球化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发达国家没有能力将本国金融资本流出后所增加了的收益转变成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二是非民主国家没有意愿限制权贵的垄断，让资本流入的好处惠及底层民众。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们、尤其是西方的金融资本和东方的政治暴君们似乎已经结成了铁血同盟，试图继续垄断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总量提升，而拒绝对承受全球化伤害的弱势群体进行任何补偿。
这正是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支持特朗普、反对全球化、反对现有体制的原因；也正是中国和世界其他非民主国家的民众对垄断权力的现有体制进行各种反抗的原因。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早已经超出了经济的范畴，它早已成为一个聚焦于利益分配的典型的政治问题。这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东方国家专制制度所面临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