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北郊迎宾路1号，错落的别墅掩映在蓊郁的梧桐树中，这里是河南省委的迎宾馆，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均曾在此下榻。作为曾经的政治接待中心，如今除了对外迎客，还为河南省主要领导提供住处。
紧邻迎宾馆，曹天轻按了几下越野车喇叭——里面跑出人来打开一扇久锁的铁门——驶入一片荒园。“这本是一个小厂，老板抵债给了我，我要把它改成一间会所。”曹天说。
去年6月，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房地产商突然宣布竞选郑州市长。但石破天惊的口号只落实在了几条微博上。紧接着，曹天失踪了几个月，公司也遭到税务部门的调查。
“被罚了大概三四千万。所有的企业，只要严格按税法来查，都会有问题，起码不规范，”曹天说，“只有一个办法，靠与官员的个人关系缓冲。”
曹天已请德国设计师规划了一座落地玻璃幕墙的现代派建筑，按照设想，“只要有商人带官员来消费，就不愁赚钱”，但曹天“出事”搁置了会所的进程。
如今，荒园里散养着鸡鸭，种着玉米和果树。
那件事后，“我一直想回归，回归到自然的、不消费的状态，就像瓦尔登湖那样的生活”，曹天说。但他仍是一个房地产商，他的公司启动了一个新的楼盘，但一切都已发生了裂变。
“那都是玩儿的”
“那都是玩儿的”，谈及那场让他泥身其中的漩涡，曹天淡淡地说。
去年6月6日，曹天和一个前香港报人、一个前北大副教授在这个老师的北大燕北园家中吃饭。买了几盘凉菜，“拔了院子里的野菜煮面条”。
3个人喝了一瓶白酒、一瓶葡萄酒，以及“他家里所有能喝的东西”。席间，这位前北大教师问曹天，“这几年挣钱了，也要弄点大事做做”。曹天说，“那我就竞选郑州市长”。虽然自己也觉得是个玩笑，但“把玩笑开成了不也还行？这毕竟是个改革、尝试，再说，治理一个区域政府也不是个多大的事情。”
同饮的那位前香港报人随手就发了微博：
著名作家、时评家曹天先生日前透露：自己愿意出资100000000（一亿）元人民币作为竞选资金，参选郑州市市长。曹天承诺：参选成功后自己任期内不拿一分钱工资，并且城管绝不可能打百姓，官员腐败定严惩。曹天表示：不用怀疑我的动机，我想用《选举法》撬动僵硬的干部任用体制。
之后，曹天又表示1亿元竞选资金并非“贿选人大代表”，而是廉政保证金，“如果本人当选后有腐败，则钱自动捐给贫困学生”。
在这之前，市长候选人都是由党委提名。而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按照选举法规定，只要20名人大代表推荐，就可以成为市长候选人。
但这看似明朗的路却让曹天越走越远，并最终放弃。曹天开始接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招呼”和“压力”，有好言相劝，有厉声呵斥，当然还有看似无关的严厉处罚。他的公司被税务部门罚款三四千万。
此后的几个月，曹天关掉手机，去茅台镇看酿酒，去景德镇看烧瓷，又去了德国，看了海德堡大学，参观当地的中文报社。“外人的眼光是在逃亡，自己的感觉是在重新思考人生。”
“没有一首诗是歌颂权力的”
在这之前，曹天不上网，不用电脑，自认是个封闭的人。“以为QQ就是个小轿车。有意识拒绝现代化的东西，而且厌倦城市。”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个诗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瞪着，一点也没含糊。“网上的信息太多、太干扰，诗人要的就是一个敏锐，管它正确不正确。”
曹天自认为是个诗人，是从农村岁月开始，他的老家在兰考县阎楼乡王玉堂村。1968年他出生时，正值“文革”。他的父亲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本有光明前程，但因为与轰动全国的“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沾了关系，被下放回家做了一名乡村教师。
曹天的作家梦开始于高中时期，那时候已是1980年代，人文思潮在文革后复归，文学几乎是每个青年的爱人。曹天发表了很多文章，他把乡村的违法现象写成故事投给《法制日报》，写诗和散文发表在《语文报》、《青年人》等等文学期刊。
“那时候写作跟做梦一样”，年轻的曹天在《中国青年报》的报缝里寻找各种征稿启事，还获得过一次全国三等奖，“一代人的梦想都是从这条报缝里起航”。他还给流沙河、臧克家等名家写信，“那时的编辑几乎都回信，不像现在，我给国外的朋友写封信，他打过电话来说：你神经啊？”
“我一直以为理想能当饭吃”，直到他1984年高考失利，回家种田。曹天第一次开始思考要改变命运。直到1986年，瞒着家人又一次参加高考的曹天，拿到了“以为是寄错了的”河南大学录取通知书。
那个时候报考中文系的人太多，曹天就选了法律系，“做个律师也不错”。但就业并不是曹天首要考虑的问题，他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穿着棉布衣服，在城市学生中不敢说话、不敢谈恋爱的农村娃如何拾起尊严。
尊严，是这个42岁男人描述自己人生每一个节点时，都脱口而出的词汇。
解决的办法还是写诗。甘肃的《飞天》、新疆的《绿风》、南京的《青春》……都有曹天的诗作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夜12点有个午夜诗会，经常播我的诗。尊严一下子就找回来了。我是个诗人！”曹天说。
曹天成了河南大学羽帆诗社的社长，这是一个足以让他成为校园名人的身份。羽帆诗社成立于1983年，在河南当代诗歌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诗歌落寞的当下重新打量80年代，很难说是羽帆诗社带动了河南诗坛，还是当年的“文艺复兴”成就了羽帆诗社。现在的河南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曾经的羽帆诗社社长王凌风告诉记者，“诗歌从来都不是主流，最多有某些诗人在某种情况下站到了灯光下面”。
但在曹天的大学时代，那个征婚启事里都会写着“热爱文学”的时代，诗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最乐于炫耀的标签。“那时候投稿都不用贴邮票，直接写上‘稿件’两个字，全国免费。”曹天说，“那时都规定不得一稿多投，我才不那么老实，一个稿子投给十几家杂志。”
以文会友成了年轻人交流思想的媒介，曹天给艾青、流沙河等偶像写信，“艾青虽然是个正部级干部，但他的诗没有一首是歌颂权力的”。
1986年，曹天进入大学的这年，中国也走入了一个新的关口。在这一年，邓小平四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思潮涌动的理想主义年代，改革在青年人中受到异乎寻常的拥护。
曹天给陈立夫写过信，纠正他的历史观点，竟然收到了台湾寄来的贺年卡，上面有陈立夫的亲笔签名和印章。他还给胡耀邦写信，表达对官场腐败的憎恶，“现在觉得很肤浅”。
1989年5月，大学三年级时，曹天生平第一次收获了爱情。一个音乐系女生给他写信，表达了对他才华的仰慕，提出周末见面聊聊。“我看了信后说还等什么周末啊，当时就去找她。”
但短暂的爱情只持续了三个月，突然降临的牢狱之灾让一切戛然而止。
社会遗弃者
曹天被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1992年元旦曹天出狱时，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两个同学骑摩托送我回家，沿着黄河大堤，往兰考方向走，竟然想不起回家的路。看到邻居，也不知道该怎么叫人”。
曹天心中所有的理想主义在这3年中全部冰冻，甚至包括他视若生命的——尊严。
从一个理想主义者陡降为一个社会遗弃者，曹天必须自己做出改变。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包分配，“如果一切正常，现在起码是个副县级”，但命运切断了他的体制内之路。
过了一段时间，曹天在家里待不住了，揣上几十块钱直接到了河南大学校长李润田的办公室，要求找份临时工干。李润田给他出了个主意：“你去找省委书记，他官最大。”
没想到他真去了。出了郑州火车站，曹天一路问到了省委，但被站岗的武警拦下，“站岗的小伙子人不错，叫来了排长，排长听了情况后，只说了一个字：滚”。
但曹天不听，反正他没有后顾之忧，也没的退路。僵持了一会儿，武警叫来了省委保卫处的人。“让我写个东西拿去汇报，我不同意，耗了四五个小时，竟然就让我进了省委书记的办公室。”曹天说。
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是杨析综，曹天对他说，“你给我解决个工作，不行我就给你打扫卫生”。杨析综没办法，提笔给开封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写了封信，信的内容是建议从关心曹天生活的角度给安排个工作。
曹天拿着信笑了，“这还差不多，不行我还来。”
看到省委书记的亲笔信，副市长当时就给南苑节能设备厂厂长打了个电话，说“我给你介绍个副厂长”。
直到现在想来，曹天还觉得吊诡得可笑，“那个副市长肯定以为我是省委书记安排的，当成了一个政治任务”。但这封信，却实实在在地又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曹天成了一个没有编制，甚至没有履历表的“临时工副厂长”，但他月工资450元，办公室、宿舍，甚至肥皂盒都安排好了。
当他穿着西装、坐着厂长的皮卡车回到王玉堂村时，村民们惊住了，开始各种揣测政府给这个刑满释放人员做了什么，“我对他们的疑问不置可否”，曹天有点得意。
亿万身家后的裂变
等曹天成了国企的副厂长，时代已经变了。推动时代改变的还是那个老人，他“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说“改革开放不能像小脚女人”。日后人们再来梳理那20年的中国思想史，都认为1980是个启蒙的年代，而在1990年代，人们开始向往财富。
曹天只在副厂长的位子上待了半年，半年里，他唯一做的就是“寻回尊严”。然后他下海，被骗亏本，重回焦虑。但他一直在写诗，“理想没灭”。
等到了1998年时，曹天已经积累了将近100万的资产。这第一桶金的来源包括他在一家明星民营企业的分红。当他递上求职简历时，这家企业的老板——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直接让他做了副总裁。他另外的财富来自帮人打官司，受过刑事处罚的曹天无法再成为一名律师，他主要是“通过社会关系”解决问题。
在这之后，曹天成了现在的曹天。他与别人合伙，在郑州近郊一个村子的集体土地上盖了3栋楼，至今他的房子全部建在这个村子。曹天毫不讳言自己建的是小产权房，但他凭借政策的缝隙和社会资源进行了成功、合法的商业运作。
时代再次吊诡地拥抱了曹天。曹天成为开发商的1998年，中国启动房改，从此商品房成为一座城市的主宾，开发商也成了当下最富政治意味的财富身份。
曹天成了郑州城众多腰缠万贯的开发商中的一员。去年他提出竞选时，曾有人质疑他能否拿出承诺的1亿元廉政保证金，坊间亦有传言，曹天只是坐牢时两个狱友的利益代言人。今年9月4日，曹天斜躺在宾馆床上，瞪大眼睛告诉本报记者，“10分钟，肯定能凑齐”。
但人们仍对曹天将信将疑。一名羽帆诗社的学生社长去年邀曹天回母校，曹天请他们吃饭，“请你们喝一瓶世界上最好的酒——拉菲”。席间曹天表示要支持羽帆诗社办诗刊，但后来当他报出一个2万的费用时，曹天拒绝了，“我又把费用降到5000，也被拒绝了”。
“他们缺乏信仰，”曹天如此评价当年和他一样激情、一样充满热血的青年，“他们认为说以前的事有啥用啊，你现在有钱了就不管我们了？你现在关照精神了，可我们得关照物质。”
2008年汶川地震后没几天，曹天写了好几首歌词，其中一首《总理保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后来托人找到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王黎光谱了曲，交给歌手张也在央视演唱。“张也问过我，说这是你写的吗？她知道我是开发商，怕被利用。我回答：我是个诗人！”
“这首歌高层也是认可的，”曹天说，“否则不会被允许唱。”《总理保重》里写着：“保重总理，总理保重；十三亿都是你的姐妹弟兄。保重总理，总理保重；大地将铭刻你对祖国的忠诚。”对于这缺失艺术性、类似口号似的呼唤，曹天对记者说，“政府做得对的时候，我也会感动”。
经历了常人难有的命运流转，曹天裂变成了一个矛盾的两面体，游走在狂放不羁和老练世故的两极，他也毫不掩饰。他津津乐道于某个画家与权贵的轶闻，眼露欣羡，但随手就把画家赠他的作品丢进角落，“画得太烂”。
（注：文章发表于2012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