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全会，习近平终于给自己赢得了“核心”的头衔，标志着他个人集权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功。正如有评论指出的，江泽民的“核心”地位，是邓小平及中共元老们共同赋予的，而习近平的“核心”头衔则如同拿破仑的皇冠一样，是自己给自己戴上的。尽管拿破仑的加冕有教皇出场，习近平的“核心”有全会投票，但都不出自他们的本意，而是出于不得已。
习近平为什么能集权成功？习近平的个人的意志和策略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与他的前任江泽民胡锦涛相比，习抓权的欲望和决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江和胡获得最高权力，是他们自己都想不到的。而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则不同，他早就认同红二代“接父辈班”的集体梦，而且，早就投身于红二代之间争夺权位的竞争。热衷这一竞争的红二代虽然有不同的性格，但多数人从自己父辈和个人沉浮的经历中，早已树立了“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为了权力可以牺牲一切”这样的理念。在这一点上，习近平与薄熙来没有任何区别。所不同的是由性格和家庭境遇带来的竞争策略。
现在看来，习近平的策略成功与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境遇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习虽然出身贵为“高干子弟”，但父亲很早就失去权势，迫使他不得不学会低调行事，夹着尾巴做人。这容易让他获得同情，更容易让对手低估他的意志和能量。习近平早就从父亲的遭遇中认识到了共产党掌权后的“为官之道”，政绩和本事绝对不重要，甚至可能是危险的。
习近平的官场经历，不仅强化了他的这些认知，而且让他比许多人都更深地认识到中国的官场文化和官员的心理弱点。这成为习近平反腐策略最重要的经验资源。习近平还成功地实践了川普主张的“让人看不透、让对手不可预料”的策略，原因之一就是他在掌握实权之前，管住了自己的嘴巴。
当然，习近平策略的成功与大环境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在国内方面，江胡留下的局面，已经到了他们自己也无法掌控的地步，这是习敢于“过河拆桥”最重要的原因。在国际方面，习更从与西方领导人的直接交往中，看到了西方自顾不暇的困境，看到了西方对中国失序加剧全球失序的恐惧。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已经不可能试图颠覆中共政权。
习近平策略的成功，还在于他在掌权之初，给红二代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留下了想象空间，这增加了习近平集权的权威资源。随着习实权的增长，也随着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越来越无力应对中国的经济危机，习近平开始寻求新的权威资源，这是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的一大背景。
习近平集权策略的成功不是没有代价的。习集权的一大代价，就是极大地损害了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人士乃至专业人士对他的信任，从而无论在对外交往和国内治理中面临着根本性的危机。加剧这种信任危机的因素之一，就是习近平的用人选择。现在已经看的很清楚，习近平用人首先看重的是个人忠诚，而不是品格和才干。应该说，习的这种用人方针，与中共面临的危机有很直接关系，因为普遍的权力腐败是靠普遍的个人忠诚来维系的，经历了二十年以权谋私，中共体制内已经没有建筑在公共精神基础上的信任资源。换句话说，习近平用人唯亲，有不得已的成分。
但是，借助这样毫无公心的人际网络来支持的个人集权，将会产生极其破坏性的激励导向。随着个人权力的集中，用人唯亲必然会发展为用人唯奴。因为基于个人关系网络的人才资源毕竟是有限的。而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政治大一统一旦走上用人唯奴的轨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