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年轻富二代包下整个灯展空间为自己庆生
他们含著金汤匙出生，却得不到父亲的一个拥抱，他们命定继承巨富，却没有选择梦想的自由，他们站在父辈的成就上，也背负著父辈的不安、缺憾和强权
2016年10月的一天晚上，“富二代”王大骐在北京长安街上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举办了一场名为“啪啪2.0”的社交活动。
活动收费每人969元人民币，主题是两性关系，全程3个小时，活动人数20人，十男十女，通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些人体的通道来互相感知，寻找搭档，指尖触摸、二人共舞或者拥抱，在黑暗之中的尾声里，会有萤火虫轻盈飞舞，气氛达到高潮。
酒店的行政总厨特意准备了餐食和饮料，宾主尽欢，这实现了王大骐的构想，“通过娱乐的方式，提升意识层面的领悟”。因为他觉得同龄的中国80后年轻人“实在太苦逼”，“没有释放过青春就老去了”，而“大陆城市里的夜生活又太匮乏了”，除了KTV、夜店就是洗桑拿，“无法滋养灵魂”。
“这不是聚众淫乱吗？你别把公安招来。”王大骐的父亲王志纲，一位著名的中国商人，却直接泼下一盆冷水。
“他总是否定我，”王大骐对端传媒记者说，“他把这事想得太龌龊。”
而事实上，这种争执是两人间的常态。多年来，这对父子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首富制造者”的儿子：父亲视“示爱”为“示弱”
王志纲是“智纲智库”咨询公司创始人。他生于1955年，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新华社工作，后来赶上中国的城市化浪潮，1994年下海经商，深耕地产业，为碧桂园、万达等大型民营地产公司提供战略咨询，与王健林等大陆顶级富豪交好，二十年多间赚得无数桶金，被《时尚先生》等媒体称作“首富制造者”。
像王志纲一样的企业家，属于“迅速拿到改革开放红利的一批人”，陈婷说，多年来，她一直在经营中国企业家培训项目。这一批人大多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童年的生活穷苦拮据，青春期正处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其中一些人从没机会进入大学，却具有吃苦开拓的精神，在中国市场经济尚未规范时开始淘金，“突破了很多制度的限制，也反过来推动了国家对于企业管理的改革进程”。
王大骐是“80后”，从加拿大的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北京，在王志纲的引荐下进入一家杂志社做了三年半职业记者。然而他始终被父亲批评，“写的都是风花雪月”、“影响力有限”；后来他辞职，出版了一本探讨富二代人生的书，其中对父亲的描述，被王志纲批评是“贴大字报”；再后来，他做了一个青年活动组织，在五星级酒店举办的两性主题活动就是其中之一，接着又被父亲批评“不靠谱”。
父亲在王大骐眼中是强权代表，经常指责自己“能力差”、“笨得要命”。但同时，父亲总会带着他出席与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饭局，让他见世面。他记得那时已经上高中，父亲忽来兴致，当着一众成功人士点评他，说他是“废物”，他难过得只能用湿巾捂住涌出的泪水，身体无法控制地抽动。
“他不允许任何人践踏他的自尊，而拥抱、鼓励或者表达爱意，他都觉得那是‘示弱’，是袒露自己柔软的部分，这是一个危险的行为。”
王大骐不仅没有从父亲那里获得自尊心，且极少和父亲在工作之外的场合相处。他的个人生活都是母亲安排的，包括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读寄宿学校，以及后来到美国和加拿大留学。
王大骐想过修复父子关系。两个月前，他为父亲准备了一个生日晚会，自己当主持人，播放了自己剪辑的影像片，并对父亲当众示好，“爸爸，我非常非常爱你”，却没任何回应，台下众人若无其事地“作鸟兽般散去”。另一次，父亲出差，他上前想要拥抱告别，父亲却拼命躲开了，显然“很抗拒这种亲密”。
毕竟，“他们是在一个残酷的年代成长起来，饥荒、文革……”已过而立之年的王大骐试着去理解父亲。他在父亲的自传里面读到了一段话，爷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当时年幼的父亲回到家中刚好撞见那一幕，“那可能在他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是关于自尊心的，”王大骐对端传媒说，“他不允许任何人践踏他的自尊，而拥抱、鼓励或者表达爱意，他都觉得那是‘示弱’，是袒露自己柔软的部分，这是一个危险的行为。”
“因为财富的笼罩，人都变了，”陈婷记得她熟识的一位企业家，很少和儿子在家中见面，有事情就约在外面谈，“很客气的那种关系，让人觉得不是父子。”
曾在香港一家保险公司担任富二代培训课程讲师的马斯晓亦对端传媒表示，她接触的大多数内地富豪的子女都与父辈“关系不好”，两代人间，或是“激烈的冲突”，或是“长时间的冷淡”，不仅因为这些富豪极其忙碌，还因为他们威权式的教育模式，习惯了“像命令下属一样命令子女”。
过去，王大骐在美国的寄宿家庭理解了什么叫做亲情——寄宿家庭的妈妈每天在他出门上学时，以拥抱和亲吻告别；寄宿家庭的爸爸则在每周末的亲子时间，带着他和自己的两个孩子去打猎、烤牛排，露营之后，一起肩并肩撒尿把营火浇熄。
王大骐不喜欢被称作“富二代”。尽管他的父亲很有钱，他也曾经一个月一口气花掉三十万人民币，但他说自己“憎恨钱”。在和端传媒记者的交流之中，他把“富”字省去，而以“第二代”来代替。
因为“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是钱的关系”，“手里钱不够花了，就让他们打钱过来”，有钱的时候就连电话都不会打——“是钱拉远了亲情”。
“双重不确定”的阴影，两代人的“原始积累”
陈婷眼中的富二代们，是“很苦的一代”。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八十年代，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童年非常孤独，因为父母在创业，成长阶段往往缺失了家庭教育和亲情陪伴。很多人从小就被送去寄宿学校，或者出国。“他们虽然在物质财富上比别人优越很多，但精神世界里，甚至比普通家庭的孩子更苦，”陈婷说。
王大骐与富二代朋友的消遣方式就是喝酒，“狂喝”，一种“自我毁灭式的喝法”，“最快地达到彻底醉倒的强度”。他最高纪录是在两周之内光顾了八次夜总会，在里面“脱光了”，“连底裤都不剩”，他们就“喜欢这种脱光的感觉”。
喧闹的夜晚结束之后，王大骐会自省。他们的父辈“无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跟父辈相比，这些富二代“平凡得没有牛逼故事可吹嘘，野性全无”，但是，“潜意识里（我）在接受拷问，这一辈子八九十年，我是干什么来的？”
“现实中找不到一个可以实现内心渴求的通道或载体，只能把多余的那份精力耗散在无聊的事情上，”王大骐说。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大众眼中，中国的富二代与“败家”、“飙车”、“炫富”、“声色犬马”和“一事无成”等标签划上等号。因为几年前在海南三亚举办的奢靡派对“海天盛筵”和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醉酒飙车事件，富二代的公众形象一直非常不佳。在社交媒体上，亦有中国首富（据2015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晒出为宠物狗佩戴Apple Watch的照片、与范冰冰等女明星打“口水仗”，而引发公众对他的质疑。《彭博商业周刊》在2015年的一篇报导中曾评价中国的富二代既“遭人憎恨”，也在忍受“来自父辈的精神创伤和孤独”。
陈婷觉得，价值观在这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2015年，她在北京创办了一家名为“慧谷家族”的财富家族会员组织，这是一个致力于推动“家业长青与社会进步”的盈利机构，“从家族精神、信仰和价值观作为入口”，方太、TCL、东方希望、新光、汉能、七匹狼等中国知名民营企业的掌门人及其家人，都加入了这个会员组织。
价值观的缺失，是源自“中国企业家是在‘双重不确定’下前行，”一位中国民营企业的研究者对端传媒解释，“一个是政策的不确定，例如，利好的政策可以让一家房地产商一夜暴富，不利好的政策，比如‘八项规定’（注：2012年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的，要求党员干部不得铺张、奢侈、浪费的规定），会让高端餐饮业纷纷倒闭；另一个是市场的不确定，我们国家不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而是政府有意地支撑和干预某些行业，甚至干预的很深。”
一位企业家曾在酒过三巡后对王大骐吐露心声，“我们生存的这个空间是非常恶劣的，平时都是被遗弃、被遗忘，而地方政府一旦遇到房产受打压，就开始密切关注我们，首先就是增税……什么困难都要企业自己消化。”历史经验告诉这些财富拥有者，他们既可以一夜暴富，也可以瞬间失去所有，“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把玩着你的命运。”
“虽然环境不同，可是两代人其实都是在进行原始积累，一种是财富上的，另一种是思想上的，而且他们都有饥饿的鞭子抽打着。”
陈婷坦言自己服务的企业家，通常“活得很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上述不确定因素带来的精神疲惫。中国的企业家本身没有信仰，尚处在寻找信念之中，对于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明天企业还能否存在或者都是问题，何谈将成熟完整的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
王大骐曾与父亲共同参加企业家培训机构“思八达”组织的课程和游学项目。劳斯莱斯名车来接他们去欧洲皇宫一般的度假酒店听课，授课的内容是宗教智慧。下面两千多位听课的企业家都出身草根，学历以小学、中学程度为主，创业初期“有挖矿的，有在矿里埋炸药的，有拉板车的，做裁缝的”，都“曾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富起来”。
“他们是被感召而来的”，王大骐发现没有一个企业家在看手机、打瞌睡，所有人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授课者，眼睛发亮，因为他们想知道“企业如何像宗教一样长时间地存活下去。”
而最贵的游学项目，去夏威夷的可爱岛或者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大草原，八天课程收费45万人民币，还不包括食宿和往返商务舱机票。但这些课程很受欢迎，在瞬息万变的中国市场中一路披荆斩棘、最终财富登顶的企业家，都十分渴望从中获得心灵的抚慰和信仰，他们中很多人也会带上孩子一同前行。
“虽然环境不同，可是两代人其实都是在进行原始积累，”王大骐在他的书稿中写道，“一种是财富上的，另一种是思想上的，而且他们都有饥饿的鞭子抽打着。”
孤独的继承者：我何德何能？
“如果我儿子不接班，我这辈子不是白忙活了吗？”一位在长三角地区经营阀门制造工厂的企业家对端传媒记者表示。
他的独生子在英国利物浦念大学三年级，工商管理专业，是他给选的。每年假期，儿子都按照他的指示回国，跟着他“拢账”，学习如何经营家族工厂。他出资百万人民币购置一辆奔驰S系轿车送给儿子作为奖励，却没有选择儿子中意的保时捷跑车，因为“做生意的人要看起来稳重”。
成功不单是财富登顶，更重要的是后继有人，这是这位身家近十亿的上市公司老板内心永远无法被撼动的观念。而代价就是，个人利益要服从家族利益，这些富豪子女不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注定成为延续家族使命的执行者。
这源于中国传统家庭对于“血统”的重视。《金融时报》曾报导，中国企业家最看重“忠诚”，也就是“忠于我”，“如果这个人不忠诚，能力越高越危险”，因此他们宁愿“信任有血缘关系的人”。但是，他们的子女大多是独生子女，只能从“1”中选“1”。
2003年，山西首富、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突遭枪杀，儿子李兆会当时正在澳大利亚读大学，只有20岁出头，爷爷坚持让他回国。李兆会临危受命，接手价值60个亿资产的家族企业，却在10年内败光，目前仍然负债130亿，成为近年来中国企业界最令人咋舌的消息之一。
范博宏是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及金融研究所主任，他曾对1987年至2005年在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上市的超过200家家族企业的交接进行分析，发现家族企业在两代人交接期间会“丧失近60%的价值”。而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他们每年创造超过五成的国家税收，提供了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范博宏曾公开表示，“就中国而言，事实上存在国家风险，这方面的教育需求巨大。”
“传承问题超过了企业家们在过去创业过程中九死一生的各种困难，”陈婷说，“他们很多人在尝试让孩子接班，发现或者接不住，或者根本不愿意接。”
最明显的冲突是与时代背景相联结的。通常来讲，富二代很难在自家企业内部推行自己的想法，与他们共事的都是年龄更长的企业中坚力量，上一辈人还在持续影响着企业。
“因为这个公司是我爸命名的，我爸是精神偶像，所有人都围在他身边，他是创造者和制定者。这是我们心里的一个阴影。”
“企业家大部分是做传统产业起家，制造业、矿业、房地产，他们的孩子接触的却是互联网金融等新兴经济形态……（这些孩子）甚至有的建议父辈把家族企业卖了，拿钱做投资，”陈婷补充。
政商关系也让他们感觉到头痛，很难做到“审时度势、敏感睿智”。“上一代企业家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因为自己能力强而成功，是因为自己很会寻租。”前文提到的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人士解释，“邓小平说‘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那是那个年代国家的大政方针”，在法律和商业制度尚不完善的时期，企业家做过“很多碰线的事情”，从而“完成了原始积累”。
王大骐身边的富二代朋友，都极其厌烦与政府官员应酬，尤其是“一个晚上喝了三斤酒，喝完之后正事没谈”。他们普遍认为那是“践踏尊严”、“浪费生命”。特别是那些拥有海外生活经历的“富二代”，他们已形成了公民作为纳税人拥有基本权利的观念，却心寒发现，政府并没有把自己摆在服务人民的位置，企业家面对官员，“更像是哀求”。
富二代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似道路宽广，却对如何开辟新路产生困惑。王志纲也曾寄希望于儿子能接手公司。于是，王大骐问他的双胞胎弟弟：“你想不想接班？”弟弟回答：“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是能不能的问题。”王大骐继续问，“你为什么不能？”弟弟沉默了十分钟，说：“你问完了吗？问完了我走了。”
“他觉得他不能，”王大骐说，“因为这个公司是我爸命名的，我爸是精神偶像，所有人都围在他身边，他是创造者和制定者。这是我们心里的一个阴影。”
况且，“中国在转型升级，有些行业已经快死了，是在抛物线下坠的阶段。作为一个年轻人，你何德何能？”王大骐说。
家庭关系物化：你爸有钱之后，你要做什么？
一位在香港从事家族财富管理工作的经理人对端传媒记者说，很多靠传统资源发家的中国富豪，受到互联网时代冲击和中国经济整体下行影响，已经力不从心，有些企业正严重亏损。
他们其中不少人在度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后，开始承认残酷事实，放弃子女接班的念头，转而选择将资产移至海外，建立家族信托基金，同时缩减企业规模。
“他们普遍对财富的代代相传感到焦虑，”这位经理人说，他们成立信托基金，就是为了“让子女在未来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一笔稳定的收入，但又不至于一次性败光。”
“但那都是家庭关系物化的投射。人们总是盯着有形的东西，盯着蛋的壳，而不管里面是什么。源头是家族里每个人之间的关系，那恰恰是一切关系的核心，”王大骐说。
“你知道这玩意儿（指信托基金）的另一个称呼是什么吗？”王大骐在他的书《财富的孩子》里写道，是“坟墓里伸出来的一只手”。说得更直白一些，“我父亲活着的时候，维系我们的纽带就是金钱。等他死了，依旧是金钱。你能承受这样的宿命吗？”
陈婷从她的立场上，更愿意举出那些成功的接班案例。中国农业巨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2012年正式将接力棒交到了女儿刘畅的手中。早在2002年，年轻的刘畅就开始在父亲企业的不同部门担任职务、积累经验，目前已经独立担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当年刘畅接班之初，也曾遭到质疑，”陈婷说。刘畅热衷时尚和艺术，而父亲的经营领域却是农业。但是，在刘永好的支持下，刘畅“将企业变得非常年轻，运用了直播等很多互联网流行的东西，让一家35年的企业焕发活力。”
“事情的关键不在于你爸有钱，而在于你爸有钱之后，你要去做什么？”
而王大骐眼中最酷的接班案例，是耐克（Nike）集团创始人菲尔·奈特（Phil Knight）的儿子特拉维斯·奈特（Travis Knight）。后者没有接过父亲的运动品牌帝国，而是进入一家卡通片制作公司工作。老奈特尊重了儿子的选择，并在卡通片制作公司濒临破产之际出资买下，转赠给儿子。这间公司后来制作了《鬼妈妈》（Coraline）、《久保与二弦琴》（Kubo and the Two Strings）等片，跻身世界最佳的卡通片制作公司之列。在维基百科上，小奈特的注释是“卡通片制作者”（animator），而不是老奈特的儿子。
“事情的关键不在于你爸有钱，而在于你爸有钱之后，你要去做什么？”王大骐觉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暂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没有意识到财富可以制造更深远的影响力。在王大骐的身边，除了几位朋友每年固定做一些公益项目，鲜有人“发自内心地去做一些社会性的项目”。“在中国，很少看到有钱人拿钱出来去扶持年轻人，让别人也有机会实现梦想，”王大骐说，这不像西方社会，金字塔顶尖的人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但相比父辈，这些年轻的中国财富继承者已经开始从关注外部环境，转向关注自身成长和潜力挖掘。几年前，王大骐爱上了高尔夫，这项运动在中国被打上鲜明的富人标签，然而被王大骐视之为生活的启迪，“木杆讲究大开大合，铁杆着重干脆利落，切杆必须收放自如，推杆，则是直觉和信心的产物”。
“这一系列动作几乎就是人生的写照，从同一个发球台出发，充分释放天性挥出一杆，”到底该用什么杆，是一个个艰难的选择，这是王大骐的总结，“它（高尔夫）反复在证明一个颠扑不变的真理：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