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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兵精神”与中共新“核心”

以纪念红军长征为背景,高奏“全面从严治党”旋律,“习核心”隆重出世。

中共几代“核心”的渊源

中共被国民党清除出来,遂以红军为自己的军事力量,武装割据,建立“国中之国”,并随着它的中央机构在城市里遭受沉重打击,也转移到农村,结束先前的分离状态,党军合为一体,其内部矛盾也出现新态势。这时,苏联要借助国民政府的力量抗衡日本,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很是微妙,甚至有研究者怀疑它是任中共自生自灭,任其代表李德妄自指挥而导致失败。中共不得不撤出苏区,以“北上抗日”为名突破重围,向苏联靠近寻求支援。

这一场败兵大撤退,被誉为“长征”,应该说有其道理,因为兵败之际往往可以迫使人们清醒,面对现实,尊重客观规律。平心而论,所谓“长征精神”,其实质,是“败兵精神”。而毛泽东,正是以兵败为契机,行军中在担架上争取党内同志支持——以习近平现在的说法就叫作“拉帮结伙”或搞“团团伙伙”。尔后,在红军将领支持下,他们在中共高层会议上力陈利害,终于,他逐步成为中共所谓第一代“核心”。

在著名的遵义会议上,没有所谓“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或“向党中央看齐”,而是各抒己见,迫使中央领导人承认错误。后来,“文革”失败后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如此,讨论中七嘴八舌,矛头直指毛泽东及其“文革”思维,而邓小平因势利导,逐步将改革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成为中共所谓第二代“核心”。

江泽民成为中共所谓第三代“核心”,有其特殊性。中共保守派依恃“六四”镇压,击败党内改革派和社会民主力量,其胜利以中共的思想、道德失败为代价。江泽民被陈云、邓小平等中共政治老人选中成为总书记,并依靠曾庆红谋划,打消了邓小平再将他扳倒的念头,将他树为继承自己的“核心”。这里面,“败中求胜”的意味依然清晰可见,但反省已几乎消失。

习近平不懈地努力,终于成为中共的新“核心”,看上去又是一番光景。

承认错误不承认失败:坚持专政

中共以政权之力,在中国实行大规模计划经济实验,历经近三十年而失败,才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甚至承认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复兴,中国悄然进入到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阶段,资本主义也自然而然地出现。

不过,中国社会中专制传统根深柢固,而中共不懈地寻求其永久执政地位,仿效苏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铸造出一种新型专制形态。它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但它嘴硬得很,承认错误而不承认失败,且坚持它的专政。于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下出现之际,一党专政依然维持不变。所谓“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党的领导”,即意味着一党专政为毛式“社会主义”实验之硕果仅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乃一党专政下的权贵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在中共党专政下扭曲发展,而反作用力也同样强大,因为中共权力不受制约,它的腐败也就无可救药。相比长征时的中共,那时它遭到军事失败,尽管受到国军围追堵截,毕竟还未到溃败的程度,而现在,中共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呈现溃烂状态,默许腐败则上下齐心,对腐败零容忍则到处遭遇消极抵抗,或曰“软抵抗”。习近平心里应该很清楚,他的党正在走向失败和灭亡的路上。他的“反腐败”以清除他的政敌为实质目标,同时也兼具反腐败之功效,而他以此而成为新的“核心”,“宽衣”之后竟再度辉煌。

“从胜利生出失败”之忧

中共六中全会自我标榜,它“坚持思想建党和组织治党紧密结合”,其实,它的思想观念中曾经的合理之处已经过时而僵硬,“社会主义”失去现实性和吸引力,只能骗人而无法服人。全会声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殊不知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马克思等人基于对社会现实及其规律的深入研究,发现这种因素,而习近平的中共对这一研究完全隔膜,甚至抱着敌意,将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精神斥为异端,甚至诬其为“历史虚无主义”,足见它所谓“思想建党”纯属呓语。

面对自身深入骨髓的腐败,中共唯有依靠所谓“政治规矩”和日趋严苛的纪律来治党。有意思的是,中共的改革目标已从改革体制,转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已经国家化的中共自身,成为习近平的治理对象,也不奇怪。

中共一向自诩“从胜利走向新胜利”,以这种“骄兵精神”对“败兵精神”并不看重。它能够成长壮大,从失败走向胜利,它的“核心”都经过失败的磨难,而习近平如今加冕“核心”,以“红二代”血脉为根,党内争斗则唯以效忠、看齐与否而论,骄兵意识更盛。如此,又焉知没有“从胜利生出失败”之忧。

《动向》2016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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