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警不能入校园，当年台大傅斯年
今年3月26日，是傅斯年先生诞辰120周年。
如今，在中国大陆，知道傅先生的人不多了，但是，在台湾，特别是在台大，傅先生的名字，就是高耸入云的丰碑。
在台大校园里，设有虽然简单但是别具特色的纪念亭“傅园”以及“傅钟”。“傅钟”虽然并不高大，但是现在仍是台湾大学的象征，每天上下课时会响钟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校长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造访台大的人，大都会被带到这个钟旁，听傅斯年的故事。
从1896年3月26日到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的一生仅仅不到55年，但是，他留下的故事，非常耐人咀嚼，他的铮铮铁骨，非常令人景仰。
我们从后往前说，先从台大说起。
在傅斯年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1949至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
其实，他出任台大校长时，正是国民党节节败退，正在全面退往台湾。傅斯年考虑了三天，经不住已任台湾省长的老朋友陈诚一再相劝，答应暂任台大校长。没想到，仅仅两年，他把台大管理的井井有条，但也在这里献出了生命。
傅斯年的铮铮铁骨在台大至今被众口相传。我这几年去台大，总有学生和老师提起傅斯年时，满怀敬意。
傅斯年到任不久，台湾发生了学生运动，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傅斯年对当局不经任何手续到台湾大学逮捕师生十分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抓人，即使有确凿证据，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且相约成为一项制度。有文字记载，蒋经国当时曾负责军警特宪事务，他要台大某人资料以便对某事调查，也只好找傅斯年交涉，蒋经国专门写信要求说：“孟真（傅斯年的字）先生道鉴：兹派员前来洽取于某有关文件，即请面交带回，以供参考。”
据说，直到今天，台湾军警不能进台大校园，成为规矩，这一点，至今还颇使台大师生得意。
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其方法是公教人员几人相互监督，相互保证对方思想纯正，没有染上共产思想，万一发现联保中有人思想不纯正，保证人都要受连累。傅斯年出面对国民党当局说：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没有左倾思想，他一个人可以保证，有问题发生，他愿意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没有实行联保制度。当时有些人攻击台湾大学有些院长、系主任是“共党分子或亲共分子”，说他们把持的院系是“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许多学生受其影响。傅斯年对此公开发表文章进行反击，在文章中强调：“假如我对于这样的举动妥协了，我念这几十年书的工夫也就完了，还谈教育吗？我不能承认台湾大学的无罪学生有罪，有辜的学生为无辜，此之为公平。不能承认任何人有特权，此之谓公平。……宁可我受诬枉。我既为校长，不能坐视我的学生受诬枉。”
1950年12月20日下午，身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在答复本省籍参议员郭国基有关台大不喜欢招台生的质询时，他越说越激动，突然倒地不省人事，并于当晚辞世，年仅54岁。次日，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的死讯时，因为台湾口音的关系，大陆籍的记者把“弃世”听成“气死”。因此就有了傅斯年被郭国基给气死一说。傅斯年死后，蒋介石亲临至祭，并手书挽章“国失师表”。
不过，说傅斯年被气死，也不是空穴来风，在这次会议上，他确实为了台大的利益和郭国基唇枪舌剑。而郭氏是土著，有些势力，而且被很多人看做是一个搅屎棍。
傅斯年先生疼爱学生是众所周知的。台湾大学学生误听为“气死”后，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直到当时台湾国民政府官员出面解释清楚，学生才退去。
像傅斯年这样的校长，学生们怎么能不喜爱！他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秩序，也保护学生们的生命安全和自由思想，也关心学生们的生活起居。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回忆文章记道：“他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他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他去世后，学生们痛哭哀悼，是青年们发乎自然的真情。”
不到两年的台大校长，已经赢得了六十多载的师生拥戴，应当还会继续拥戴下去，这就是人格的魅力。
五四运动时率队伍冲击赵家楼，铁骨铮铮“傅大炮”
后人曾经用几句话评价傅斯年的一生。
一句话，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因为在那次大游行中，23岁的傅斯年举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后来，也是他率领队伍冲到了赵家楼。
当然，在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远远不只是一个游行的带头人。他还组织新潮社和办《新潮》杂志。胡适后来曾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公平地说，就社会影响而言，《新潮》仍是《新青年》之下的第二号刊物，胡适的评价大概也有为自己的学生说话的成分，但是作为《新潮》杂志的主任编辑，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第二句话，说他是历史学的大功臣。
1927年春，傅斯年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系主任。一年后，又负责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后，他担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22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从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子崖等处的发掘，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明清档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档案在清末曾被视为无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而辛亥革命后日本的一家公司已经立约买下，打算运回日本。其中一次主管者——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价格将此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由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万元将这批几乎要进造纸厂的档案买下，然而已由15万斤减为十二三万斤，少了2万多斤。抢救下这批十分珍贵的档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仅凭上述卓越的学术领导工作，已经足以令傅斯年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何况他在史学研究上还有引人注目的建树。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优良学风——把收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用他的话来说是：“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与此同时，他坚决反对以伦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历史。他说：“对青年是不应该欺骗的，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第三句话，说他是大学教育的“功狗”。
傅斯年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对北大来说，他只出任代理校长一年（1945年8月—1946年8月），但是从1929年开始，直至1948年间，除很短时间外，一直兼任该校（包括西南联大）教授，实际上做了很多校务工作，以至于罗家伦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这意思，是说他没有那么的有“领袖风范”和“学究模样”，像一条努力觅食，恪尽职守又不讲条件的狗。
蒋梦麟曾长时间担任北大校长，他回忆说：“当我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傅斯年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台湾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有学者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第四句话，说他是敢于“犯上”的“大炮”。
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傅斯年和胡适等人出版《独立评论》周刊，评论时政，发出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筹办之初，他和胡适等11位好友每人按固定收入5%捐款，几个月内筹得4205元，就把这份周刊办起来了。
《独立评论》出版244期，发表1309篇文章，涉及对日方针，训政还是宪政，民主还是独裁，民族自省，如何统一等等外交、内政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不论他们的意见是否正确，但他们确实无所顾忌地讲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傅斯年曾经在这本杂志上直截了当说：“今日国民党的领袖，曰胡（汉民）、曰汪（精卫）、曰蒋（介石）……胡之人格坚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蒋之意志有强力……然而说汪先生之政务精练，或蒋先生的近代知识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而政务之精练，近代知识之充分，确是今日主持一个国家所应有的。”这等于指斥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不合格的领袖。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作为朝野各方咨询性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先后被聘请为参议员和参政员。但是他不像很多御用文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一再猛烈抨击腐败官员，赢得“傅大炮”的美名。
1938年，傅斯年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运。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蒋介石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二人有这样一段著名的对话。蒋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孔祥熙下台。
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显贵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说来奇怪，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
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补选傅斯年做国府委员。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结果，不管说客怎么说，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
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反而做了拆台的，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把老师看做鲜花，把政府说成大粪，傅斯年的比喻，也是醉了。
无欲又渊博：胡适称他“稀有天才”，延安窑洞里会过毛泽东
傅斯年的铮铮铁骨，源于他的无欲和渊博，无欲则刚，渊博则为人景仰。
他的渊博在于他的努力。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其实他是五四运动后第二天就出国了，从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有两个大人物，对傅斯年有着极高的评价。
一个是胡适。
胡适是傅斯年的先生。但是，先生评价学生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因为“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还有一位是毛泽东。
1918年11月，毛泽东开始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负责登记来此读报人员的姓名。那时的傅斯年是北大大三学生，隔年五四运动爆发，傅斯年成了学生领袖。有传说是他们两位有过交往而且不甚愉快，但都没有史料佐证。但是，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作家斯诺采访时，曾谈过当时的情形。他说：“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1945年，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赴延安访问团的一员，在延安的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据说，他们有过一夜长谈，他们回忆起北大的一段日子，也是百感交集。但是傅斯年曾经赞同蒋介石1927年的清党，曾经追随蒋介石去台湾，和毛泽东早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了。
1954年秋，以批红学家俞平伯为突破口，在全国展开了批胡适的运动。因为俞平伯是胡适门生。傅斯年也是胡适的得意门生，而且跟胡的关系更加亲密，虽然已经故去四年，但他仍然受到猛烈的批判。傅斯年是只死老虎，铮铮铁骨已经进了棺材，没有了还手能力，于是，在很多人心中，批判这个“胡适的打手”毫无顾忌。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傅斯年”这个名字在大陆就很少有人提及了。
历史就是这样，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被泼上一盆盆污水。我们要看清他们，还要用一盆盆清水洗涤。
傅斯年轶事：风趣幽默真性情
傅斯年有铮铮铁骨，又性格鲜明，风趣幽默。学生们喜欢他，这是个重要原因。有很多轶事至今还在流传。
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质量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有一次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
一次，在参政会上，傅斯年反对孔庚关于中医问题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比他大二十多岁，身体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其实傅斯年不知道，孔庚是虽是清末秀才，却也性格暴烈，1898年，因带头殴打学官和劣绅之子，被捕下狱。1903年与吴禄贞等暗组革命机关，1905年加入同盟会及“铁血丈夫团”，也不好欺负。
行文至此，不禁慨叹，如今，有着铮铮铁骨的，有着真性情的大学教授和校长到哪里去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