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失历史机遇
文革后，大批中共老干部官复原位——“胡汉三回来了”！出生入死二、三十年，竟成“革命敌人”，被老毛送入监狱、牛棚，这口气怎么顺？当然对毛深深含恨。一九八二年笔者供职浙江省政协，亲聆一位“三五支队”老干部抱怨：“刚从牛棚出来时，对毛主席是有点怨的。后来想想刘少奇都死了，这才慢慢算了。”当年党内“重评毛泽东”声浪甚大。按说，无论政治形势还是拨乱反正客观需要，都是做毛泽东《秘密报告》的最佳期。
八〇年秋四千中共高干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纵论毛泽东功过。有人指毛“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临终时没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死在深宫，莫大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副总理方毅：“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但这种声音不占主导。胡乔木“绝不允许别人对毛泽东表现不敬和尖锐批评。遇见这种情况，他会大动肝火，坚决起而捍卫”。胡读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愤曰：‘这是分裂党中央’。他也是较早公开提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异议的人。”胡乔木发表文章维护“以阶级斗争为纲”。胡很清楚：只有沿续毛的逻辑，才能保住毛的地位。邓小平支持了胡乔木，白白错过“解冻”期最应进行的一项政治工程，“重新评毛”成为悬荡至今的历史遗留问题。
当然，老毛连着中共合法性，否定毛泽东对中共会有一定政治风险。但人家苏共做《秘密报告》也有同样政治风险（甚至更大），赫鲁晓夫怎么就做了？实践证明，《秘密报告》的政治风险不大，不仅苏共政权未失稳，还为苏联转回历史理性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秘密报告》名垂青史——国际共运由盛转衰的标志性拐点。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死，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八〇年四千人纵论毛泽东，不仅未作毛的《秘密报告》，还整出“三七开”。这里，除了维护毛泽东就是维护中共这一“司马昭之心”，邓小平、胡乔木等人的思想境界、认识能力、人文层次，好像距离赫鲁晓夫与苏共政治局也差一大截。
《秘密报告》背后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大会结束前，赫鲁晓夫想揭斯大林的盖子——
斯大林的政策仍在执行⋯⋯没有人想到要为那些蒙着人民敌人的罪名而死去的人们恢复名誉，或者想到从集中营里释放囚犯。这些囚犯大多数仍被关在那里，直到党的二十大，即斯大林死去的三年以后！三年来，我们没有能同过去决裂，没有能鼓起勇气和决心来揭开幕布看一下⋯⋯一直保密着不让我们知道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们好像被斯大林领导下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束缚住了，甚至在他去世以后还不能摆脱他的统治。
大会将要结束，也将通过一些决议，所有这一切都是形式上的事情。可是往后又是什么呢？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仍将使我们的良心不安，这些人包括第十七次党代大会（一九三四年）上选入中央委员会的三分之二的委员。当时在政治上活跃的党员几乎全部不是被枪决了，就是被镇压了。
大会休息期间，赫鲁晓夫向苏共政治局提出得揭一下斯大林问题，以便将近百万集中营政治犯放出来。赫鲁晓夫的提议遭到伏洛希罗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强烈反对。伏洛希罗夫：（人们）于是手指就要直接指向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我们这些人自己充当的角色，我们又将能说些什么呢？
莫洛托夫认为将遭到全党对主席团的愤怒：你可知道将会带来什么后果？谁要我们这样做的？谁说我们应该告诉代表大会这些事情？
此时，古拉格制度余热正炽，劳改营还关押着七十八万一千六百三十人，监狱囚犯十五万九千二百五十人。犯人无通信自由，家人不知生死。一九五六年底还有政治犯被枪决。
米高扬抱怨赫鲁晓夫将《秘密报告》所有功劳据己，拒绝“与任何人分享这一荣耀”，他曾敦促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无论如何，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并为两千万人平反（包括死者）。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迈出实质性的一步，至少让“国家主人”享有一点知情权，惠及两千万受冤者及其家庭。相比之下，毛泽东至今僵尸在堂，大饥荒饿死四千万、文革死了两千万整了一亿人（叶剑英语），还能保持“三七开”，这还没算反右、文革对国家的“历史反作用”。为了一时维稳的“三七开”，照顾当时部份高干的“阶级感情”，代价巨大。中共如今扛着毛旗搞改革，打着毛旗帜反对毛思想，既累又悖，还得支付政治诚信的代价。
赫鲁晓夫的人性
赫鲁晓夫之所以能右拐，归根到底，行为出于认识，赫鲁晓夫的党性中似乎保留了一点人性，价值顺序未被彻底颠倒。一九六〇年，赫鲁晓夫认识到——
现在我们应该懂得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教导不能单靠课堂、报纸和政治大会硬灌到人们的脑子里去。以苏维埃政权名义所进行的鼓动和宣传也应该在饭店和食堂里进行。如果我国人民最终接受我们的制度和拒绝资本主义，他们就必须能用自己的工资买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出来的优质商品。当然，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一定会和我有不同意见。⋯⋯中国人开始嘲骂和叫嚷，说我们犯了“经济主义”的罪过。毛说我们应当反对物质刺激，并以革命思想来激励我们的人民。但是你不能用思想来烧汤。
这一认识成为赫鲁晓夫推动“解冻”的价值起点。承不承认现实、认不认可经济检验政治，这一关键点上，赫鲁晓夫的哲学水准确实高于毛泽东，或者说他多少还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不像毛泽东口头上“为人民服务”，实则“人民为我服务”，硬将万恶文革坚持到死。老毛嘲骂人家苏修“经济主义”、“物质刺激”，我们知青一代亲历亲聆，今天还能提还能看吗？
赫鲁晓夫有一段自评，也是其黑白墓碑的出处：
我死后，他们会把我的所作所为摆上天平——一边是邪恶，另一边是正义。我希望好的方面会超过坏的方面。
就自知之明，赫鲁晓夫明显高于毛泽东，好像也高于邓小平。
苏共政治局整体人文层次也高于中共，调查出一九三五∼四〇年逮捕一百九十二万零六百三十五人、枪决六十八万八千五百零三人，所有罪行均为捏造，是斯大林批准的严刑逼供的结果，当时所有政治局成员都知道对犯人的折磨。米高扬记载：事实如此触目惊心，当念到某些特别困难的事情时，波斯彼诺夫的声音都颤抖了，其中一次他再也念不下去，禁不住抽泣起来。
一位速记员在记录《秘密报告》内容时，也“禁不住痛哭流涕”。
一九九六年，戈尔巴乔夫称颂赫鲁晓夫为《秘密报告》承担的“巨大政治风险”与“政治勇气”，“毕竟是个有良知的人”。
巨大后遗症
邓小平之所以没作毛的《秘密报告》，除了此前对毛承诺“永不翻案”的心理障碍，根源还是哲学水准、政治勇气。“永不翻案”只是对毛一人负责，公开毛的罪恶则是对国家对历史负责。邓氏经济改革尽弃毛魂，步子远远大于赫鲁晓夫，却在政治上错失中国《秘密报告》历史良机，实在很为“总设计师”可惜，更为国家可惜。
邓小平的“黑猫白猫”与赫鲁晓夫的“不能用思想烧汤”，内涵类同，价值一致，两人历史境遇亦大致相同。赫鲁晓夫虽公开否定斯大林，却坚持马列主义公有制。邓小平则挂幌“不争论”——敢做不敢说，打着红旗反红旗，全面恢复私有制。但对毛的这笔政治欠账，已使国家支付实质性“利息”。薄熙来重庆“唱红”，所依所托就是尚未祛魅的“毛泽东思想”。更可怕的是，老毛的“造反有理”说不定会再次成为弱势工农的理论武器。“毛时代大家差不多”，是当今毛左最有号召力的煽动语。
后人评史
政声人去后。世纪之交俄罗斯民调：俄人对二十世纪两个时期给予积极评价：尼古拉二世、赫鲁晓夫。九八年民测十八∼二十九岁俄国青年，评价二十世纪俄国领导人，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被认为“弊大于利”，惟一给予积极评价的是尼古拉二世，其后为利弊对半的赫鲁晓夫。
如果大陆也搞同类青年民测，说不定会跟俄青年差不多：恭亲王第一、蒋介石第二⋯⋯历史总是一再让善良的人们大吃一惊！
《争鸣》2016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