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在“大跃进”期间的的胡作非为召致党内外诸多人土的不满，面对这一状况，毛不是反省自己、改弦易辙、痛改前非。而是采取诿过于人、转移视线的方式来推卸责任。
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为纠正一九五八年的极左路线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毛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好大喜功、胡作非为给大陆社会和民众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巨大灾难，已经危及他在党内和民众中的威望，以及他的绝对领导地位。
于是毛以彭德怀的“万言书”为借口，转移会议方向，把这次会议的方向由反左倾冒进转变为反右倾。把矛头对准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为首的所谓“反党集团”（其中还包括李锐、周惠…等人）。当毛把彭给他私人的意见书翻印分发给与会代表时，许多代表都认同并附和彭德怀的意见，这令毛大为不满，毛通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找彭谈话，对彭施加压力胁迫、诱骗彭在大会上作检讨。
毛在大会上大发淫威，作了语气严厉、措词尖锐的发言，指责彭给他的私人信件是“向党（也就是毛，毛一向把自己当作党、当作国家）挑战的万言书”。诬称彭是漏网的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成员、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企图篡党夺权。
毛在彭违心地作检讨之后，对与会代表施压说：彭自己都承认了，作了检讨，你们还不敢检举揭发批判？与会代表在毛的威压之下，纷纷改变原来支持彭的意见书的态度，转而不惜捏造事实对彭进行无端的攻击，甚至辱骂以表示与彭划清界线，以此来显示自己对毛的忠诚以求自保。其中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林彪等最为积极，最为卖力。
毛在会上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办法，把凡是赞同彭的观点的人都算作以彭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成员，组织代表进行打击批判，结果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毛的前秘书李锐、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等均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北京军区政委钟伟因大声为攻击彭的一项罪名辩解，竟被毛命人当场将其逮捕，被关监狱廿年，直至彭平反后才被放出来。
由于毛牢牢地掌控了军队、情报（实为特务）、治安系统，对于一个共产极权政权而言，谁掌握了这些，就等于掌握了一切、掌握了他手下任何一个人生杀予夺的大权。庐山会议的与会代表对此都心知肚明，这些代表都是多年以来跟随毛打江山的人，对毛的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翻脸不认人都多有耳闻，其中许多代表还亲身领教过。毛在大会上措词严厉的发言，和当场逮捕敢于大声为彭申辩的北京军区政委钟伟，成功地震慑了与会的每一位代表，甚至也包括在毛的这场杀鸡教猴的卑劣把戏中被当作“鸡”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成员在内。他们都被迫违心地对自己根本不存在的“反党、反毛罪行”无限上纲，作出深刻检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难逃被罢官、被贬谪的厄运）。
就这样，在庐山会议上毛依靠自己掌控的暴力工具（军队、公安、情报特务系统）和卑劣狡诈的无耻手段，以及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林彪、陈毅…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支持之下，不仅成功地度过了因自己的好大喜功，和胡作非为而带来的信任危机。而且还强化了毛在国内、党内、军内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为以后毛利用自己的绝对领导地位、自己掌控的暴力工具和被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贺龙、陈毅、彭真…等为首的中共各级领导人吹捧起来的“绝对威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本来以纠“左”，即纠正毛疯狂的极左路线给国家、民众造成的巨大灾难为目标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世称“庐山会议”），不仅没有纠正一九五八年以来“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错误和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会议公报反而还强调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的伟大旗帜”在毛的“英明”领导下继续向共产主义前进。公报还宣称成绩是巨大的，缺点和错误是暂时的、小小的；成绩与错误相比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继续高举“三面红旗”极左路线的结果是造成庐山会认后的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比例进一步失调、物资供应更加困难、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剧增的主要原因。“庐山会议”也是造成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这三年饿死四千多万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大跃进”、“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和巨大灾难，毛自己也清楚，为便于推卸责任，把自己隐藏在幕后操控一切（此外，毛也不想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国家元首不可推卸的迎来送往等礼仪上），毛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七日召开的全国第2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虚职。改“选”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毛仍保留党主席和他更看重的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掌握党政军实权的职位。老奸巨滑的毛这样一来就可把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归功于处在幕后的自己的英明领导，而把所有的缺点、错误都推给站在前台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些人身上。
毛把它辞去国家主席一事在国内外大肆宣扬，以在国内外诸多不明真像的人士面前博取“不恋权”的虚名。毛在“庐山会议”上和会后就是玩的这一手。
